錢致榕是政治大學的講座教授、博雅書院的總導師，曾在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擔任教授長達四十年，協助創辦香港科技大學，為該校創校的第一位學術副校長，也曾經與中國南京大學合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培養了數千位瞭解中、美文化的年輕學者，同時擔任許多大學的名譽教授。
2013年，錢致榕應邀擔任教育部「人才培育白皮書」指導委員兼大學與國際人才培育組的共同召集人，也是該組報告書的主要執筆人，對於國內及國外的高等教育，有非常豐富的經驗與深入的瞭解。高教經驗豐富的他，即從國內、外高等教育異同和教學品質管控，看台灣高等教育培育人才的未來方向。
撰文=錢致榕
教學品質管控，是辦好大學教育最重要的工作，在探討這個題目之前，我想先談一下，何謂大學的理念與目標。
大學教育的目的是為社會培養人才，並根據每個社會不同的需求與條件而修正。以台灣現況而言，人才培育必須面對社會需要、世界變遷與國際競爭幾個要素，因此大學的教育目標是培養解決未來五十年問題的人才，第一個要務是著重「素質」。
優質人才是國家的財富，社會發展主要仰賴自己培養的人才，外來人才只能彌補暫時的不足，也就是說，人才培育的品質，決定了台灣社會的未來。
台灣高教面臨的教育品質問題
教育是百年大計，也是國家前進的動力，需要政府大量投資。無論學制的設定、學科的設置及員額的分配，都要按照時代需要不斷地調整；假如和時代脫節或者供過於求，將形成資源的浪費，教育品質也會下降，直接影響國家的競爭力。
以台灣的大學學制為例，已經被使用一百多年，早在1907年制定時就已經落伍了，之後因內亂外患等原因，沒有人想到去改變它，即使這幾十年來的教改也沒有人談論它，沿用至今已經造成很大的問題。
因此，現今大學教育的方向調整，應該以三個概念為基礎：第一，滿足社會的需求，培養未來需要的人才；第二，強化人才的國際競爭力，也就是要不斷提高人才的素質；第三，建立社會持續發展的基礎。
長期經營品質更重要
尤其是第三點，在這二十年來幾乎被忽略，這和大學急劇的增加以及學生素質參差不齊有關，不過更重要的一點是現實問題，在媒體與民意代表壓迫下，為政者很難做百年大計的規劃，大家都急著做短線計畫，以便快速看到成效。
教育品質的管控是教育最根本的問題。前述的三個方向，它的根本都是在高品質的教學跟學習，「教」與「學」缺一不可，因為即使教師教得再好，若學生沒學到東西的話，一切都是白搭。
在全球化時代，大學品質不是以空洞的排名來衡量，而是由它培育的人才是否具有國際競爭力來決定。隨著人才市場逐漸國際化，人才培育的品質也必須用國際競爭力來度量。
國際競爭力為大學品質重要指標
台灣頂尖大學的畢業生，現在很少能拿到國外一流大學的全額獎學金；考取公費的留學生，雖然拿了教育部的錢，還是常常得不到一流大學的入學許可；國內頂尖大學培育的博士，也很少爭取到國外去做博士後研究，而是教育部給他們博士後獎學金再到國外去，等於透過政府的力量安排進修。
媒體常常提到人才外流，但十多年來，我國大學師資被外國一流學校爭取過去的人數，大概不到全部師資的千分之一。
這些現象表示，雖然國內大學大量增加，包括師生人數都增加了，卻嚴重缺乏國際競爭力。學生的競爭力和以前相比也變弱了，我記得從前台灣學生申請美國最好的十幾所學校，幾乎每個系都給全額獎學金，現在偶爾還有，不過很少是全額。
從教學端為人才把關
缺乏國際競爭力可以從兩個方面來看，一方面是大學的教學品質沒有把關好，這和教學端有關係；另一方面是學生的素質不夠好，這也牽涉到家庭教育。學校某個程度反映了社會現況，學生在大學裡所發生的問題，往往是從他們高中甚至更早就累積形成的。
最近6、7年來，我在政大開設通識課程，因此跟大一的學生接觸比較多，發現他們可能一半以上的問題來自家庭教育。這並不是說我們可以逃避責任，既然站在大學的崗位上，無論學生好壞，都應該盡所能地把他們培養成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人才。
我也一再呼籲，不要再成天講「學哈佛、學劍橋」。我曾和這些國外名校的校長談過，他們對我們最大的一個勸告，如哈佛校長在四十年前就對我說的：「看在上帝的份上，無論你做什麼，永遠別模仿哈佛；因為如果你這麼做，注定失敗！（Whatever you do, for God’s sake, never try to copy Harvard, and because if you do, you’re bound to fail.）」，意思是說，學校要發展屬於自己的特色，如果一味地模仿名校，最後只會失敗。
教學品質管控為人才培育之本
教學品質管控不僅影響大學教育與人才培育，也攸關學生的國際競爭力。在大學教育裡面，可能九十％對學生的影響都是透過教學。因此，大學教學品質管控的第一步，必須明定：大學是以培養人才為主。
為了培養一流的人才，必須有一流的師資；為了保持師資永遠一流，才鼓勵老師去做研究工作，所以研究工作是為了保證一流的教學品質，不能為了做研究而研究。
台灣的大學常常把研究視為優先，教學反而變成附屬，這對人才培育是很大的斲傷，對大學來說也是一個自殺性的行為。社會大眾對研究工作不會有太明顯的感覺，大家注意的是，這所學校培養出多少人才來解決社會問題。
很少有人問劍橋大學，牛頓當年發表了幾篇學術論文？相反地，大家問的是劍橋大學為英國社會培養了多少人才？政治大學為中華民國培養了多少人才？
平衡教學與研究
我曾在美國服務多年，當地的研究型大學，也是以培養人才為第一優先工作。可是從60年代起，美國的研究經費大量增加以後，教員們常常為了自己的理想與私利，對研究工作愈來愈注重，不過在這方面，學校一定會設法做出平衡。
我在30年前創辦香港科技大學時，就與創校的同事們決定一件事，即香港科技大學是以「為香港培養未來的人才」為目標，做研究工作只是基於我們的自尊與興趣。所以每個系所的資源分配，完全以教學工作量為準，研究工作量是不算的。這個目標一定下來以後，大家就不能再忽略教學的問題。
現在教育部的大學評鑑，基本上在數論文的篇數，儘管也有教學評鑑，可是都交給教育系統做一些問卷，像是調查學生的滿意度，然後量化成簡單的分數，這幾乎沒有任何意義，對教員來講甚至形成相當的侮辱。
假如一個學生從來沒上課，卻可以評鑑教授的教學，這個評鑑制度就出現很大的問題，而且它會造成一個影響：老師不再願意要求學生達到高標準，因為要求太高、分數打太緊的話，隔年就沒人選課了，一旦無法開課，教學工作量就出了問題。
若要提高教學品質，除了明定大學的主要目的是培養人才，第二點則是「學生到底學多好」這件事必須設法量出來。大部分教育的手段是透過教學，而教學的好壞不是看老師教得多好，而是學生到底學得多好。
建立評量方法
無論老師教得好不好、學生是不是學得好，因為都不容易評量或驗收成果，所以大家往往就不量了，反而做滿意度調查。其實，還是有很多方法能夠評量教學與學習的成果。而且我們的觀念必須很清楚，課是一門一門教出來的，每一個科目也好、課程也好，質與量一定得控制住，這和課程內容或教材內容有密切的關係。
我想有幾個方式可以評量。首先，教學內容必須滿足未來的需要，假設課程內容五十年沒變，或者教學大綱三十年沒變的話，就表示教學出了問題；第二，老師到底教到什麼程度，要求有多嚴格；最後一點，就是學生到底學到什麼，是不是符合國際標準。
有效率、有價值的評鑑方式
有很多人說，這樣評量做起來太難，其實不然。舉例來說，假如把每一門課的大考考卷，改完以後都建檔，然後請專家看一遍，從這些考卷可以看到什麼東西呢？第一，題目程度太深還是太淺？方向太窄還是太寬？第二，瞭解學生到底學到多少；第三，老師打分數是太寬還是太緊？
從這裡面，一般擔心關於評鑑的所有問題都已經得到解答了。並且我發現只要做了，這些內容都不需要公布，老師就會覺得校方對教學是認真的。這在政大的博雅書院已經實行了五、六年，我們把每張考卷都建檔了，而且代價非常低，全班的考卷只要五分鐘就能掃描完畢並歸檔。
採行真正的教授治校
有人問我，台灣的大學彌漫著教授治校、教授自主的風氣，教授的教學與課程內容，很難被大家拿來檢驗，所以博雅書院的評鑑做法，在大學校園裡面真的做得到嗎？
我相信是可以做到的。教授治校其實是一個迷思，在美國不是這麼做的，也沒有任何一所一流的學校可以這麼做。
教授必須自律，他並沒有什麼特權，只是兩千三百萬人當中一個雇員，他拿了薪水，任務就是要為兩千三百萬人培養出下一代接班人來。
另外有一點是，教授治校可以由教授自己來做。比方說，每個系通常有一些老教授要退休但還沒有退，他們雖然研究工作做得比較少，可是對教學非常有經驗，對這個系的感情也很深，我們就可以請他來專門負責教學品控。例如每個學期結束後，把每一門課大考的考卷看一遍，同時把學生的滿意度調查也看一遍，然後找老師與學生一起坐下來談怎麼樣去改進，為每一門課建立一個資料庫。
這個資料庫是很有用的，假如系上來了一個新的助理教授，他立刻可以看到過去十年的考題、學生程度如何、碰到哪些困難，又是如何解決。我們要把教學品控當一個研究課題，以非常嚴肅的態度去做。治校是為一個理念、目標，大家同心協力去達到那個目標，這才是真正的教授治校，不是集體不負責。
不重視教學品控的學校將崩盤
就像賣車一定要有品控，一個車廠假如有一半的車子賣不掉的話，它非崩盤不可，大學也是如此。
然而，現在台灣有些大學，一半的畢業生找不到工作，學校還照辦不誤，更荒唐的是家長們還照樣付了昂貴的學費，把學生往裡面送。原因就是現在的大學完全虛無化了，大家追求的只是文憑，文憑代表什麼內涵，完全沒人管。
我以前在國外大學負責入學許可時，曾拿過國內一所知名大學的成績單，上面都是七十、八十、九十分，我問那個學校：怎麼樣把它變成ABC的評分？他們回答八十以上是Ａ，八十七以上是Ａ+。
我再寫了第二封信，詢問他們的平均分數是多少。回信告訴我該校平均分數是八十七分，也就是說，平均分數是Ａ+。從那次以後，那所名校的成績單，我們在美國完全不看。
到了今天，分數居然完全不代表到底學到多少東西，只是數字的換算，這個我們必須得痛定思痛地檢討。
假如說我們是一家企業的話，早就因此破產了。所以有人說，大學如果不注重品控，講得極端一點的話，可能是個詐騙集團。學生知道自己沒學到東西，教授也知道學生沒有學到足夠的東西，但是學分照給，文憑照發，難怪現在文憑在社會上是不被承認的。
用通識教育培養自學能力
分享這幾年在政大推動的通識教育之前，我想先談談為什麼大學生需要接受通識教育。
近五十年的教書生涯中，我自己計算過，大概教了近兩萬個學生，也創辦過各式各樣的學校，於是我開始檢討，大學教育到底是怎麼回事？我慢慢瞭解到一點：我們一再講培養人才，其實只注意到才，沒有注意到人。
不學人文，就不是「人」
五十多年前，我到美國耶魯大學念高能物理，想趕快拿到博士回台工作。
我的論文導師問我：「你想來學什麼？」
我說：「我要學完拿到博士。」
他問：「還有呢？」
我說：「有一個父輩的朋友，託我好好瞭解一下美國社會是怎麼運作的。」
他說：「這樣的話，你應該到大學部去，選兩門課，跟大一學生一起修。」
我問：「哪兩門課呢？普通物理這些課，我都修過了。」
他說：「不是那個，你應該修希臘羅馬史和基督教文明史。」
我說：「老師你有沒有搞錯？我是來學物理的，不是學歷史的。」
他說：「沒有搞錯，我是叫你去學Humanities，你如果不學Humanities的話，that you are not human.」意思是，你不選人文課的話，就不是「人」。
那個時候開始，我心裡產生很大的震撼，原來人才裡的「人」是有特別意義的。
回顧我們的教育，「人」這一部分被忽略得非常厲害，即使文科學生，對真正的「人文」也沒有學得太多，只是多背了一些歷史年代等東西而已。人類文明的來龍去脈，我想很少有人知道。重視人文的觀念不是我的創見，也不是任何一個人的創見，凡是有識之士都看得到這一點。
三十多年前，我在清華大學跟當時的校長毛高文、理學院院長沈君山談到重視人文的問題，結論是，當時的專業教育不能滿足學生未來的需要，都過分地狹窄，而且落伍得非常快，所以應該推展通識教育。
培養跨學科、有判斷力的大學生
當時為這個名字，我們考慮了很久，第一個必須「通」，是要大口徑的；第二是「識」，是見識、膽識、判斷。
儘管我們當時做了努力，後來毛高文當上教育部長，也可以去推行，但情況還是不樂觀，預計成功機會不大。沈君山就說有一些問題：沒人教，沒人選，沒人念，沒人管。意思是：很少有教授願意去教；學生不會把它當回事，所以不會有人選；即使選了以後，也不會好好念書去學；校方也不會有專人去管，通識到底教得怎麼樣。
即使這三十年來，通識教育在大學已經占有一席之地，全國一百多所大學都設有通識教育中心，學生畢業時，大概有四分之一的學分都投資在通識教育裡面。然而，有一些問題還是存在。
一般人對通識教育有個粗淺的印象，認為是營養學分。我從國外回來後，先回到中正大學任教，陸續做了兩、三年的調查工作，才發現通識教育的問題在哪裡。
通識不該是摻了水的專業課
我先看科目名稱，比如說「鹿港媽祖的傳說」，這是三學分的課，我不知道這門課要如何幫助學生在五十年後應付自己的需要。通識課要「通」的話，必須跨科系，但觀察國內的通識課程，會發現正好相反，大多是摻了水的專業課。
原因是，教授不願意教，最後由年輕助理教授來教，校方也沒告訴他們有什麼要求，而他們最熟悉的就是自己的博士論文，但是博士論文教大一學生太深了，結果就是不斷地摻水。所以通識課程裡，大概有三分之二的題目很像博士論文。
因此，學生也覺得通識很枯燥，跟他完全沒有關係，所以不願意去選，選的話也不上課。同時老師們也不敢認真，因為學生不做功課，是要當掉他？還是讓他過呢？所以功課、作業都出得很少。
照理說，任何一所一流大學，老師每教一門課、講一堂課，都應該要為學生安排兩、三個鐘頭的功課才對。
師生不能有姑息心態
身為老師，不出功課，是老師失職，教不嚴師之惰；出了功課，而學生不做，就不能讓他及格，因為當老師打「及格」時，等於向社會宣布，這個學生選了自己這門課，學習成果達到了國際標準，是一個鄭重的宣示。
但是，現在國內很多老師卻不敢讓學生不及格。因為如果當掉學生，他們立刻退選，這位老師連課都開不了，連基本教學工作量都達不到，會影響自己的績效。所以慢慢就形成一種氣氛，老師要求不高，學生也心知肚明，而分數打得也不低，以免第二年又沒人選課。
這是學校制度的問題，也是老師與學生的心態所造成的結果。再加上家長的「文憑主義」，不在乎學生到底有沒有學到東西，只在乎是否拿到文憑，長期累積造成通識教育的弊端。
通識教育要改變，唯有從心態至課程全方位調整，才能收到成效、實現目標。
通識教育要「大口徑」＋「高規格」
想要讓通識課程更有成效，可以做各種嘗試，但千萬不要說學哈佛，或者學這個、學那個。
哈佛大學的確有很多通識課開得非常好，可是那些課都和某位教授有關，當那個教授退休時，那門課就消失了，一味地模仿是學不到的。
我們必須把這個問題在地化，看看問題到底出在哪裡？通識教育花了大學四分之一的教學資源，更需要認真看待。既然它的目的是要彌補專業教育的不足，我們就必須開設和專業課不同的課，而且是大口徑的課；即使是實驗性的開課，也一定要請真正的名師來教，才有足夠的寬度與膽識敢教大口徑的內容，也敢要求學生。
換句話說，必須設立「核心通識」課程，就是開二十門非常高規格的課，規定學生一定要從中選多少門課，而且老師們必須相約以高標準要求學生。每個老師都希望學生用功，都希望要求高，可是在現實壓力下，很少有通識教育的老師敢這麼做，核心通識可以扭轉這個現象，解決大原則的問題。
培養受用五十年的能力
大學的學制可能暫時無法做大規模的改變，一般學生可以選的通識課大約是三十個學分，頂多只能撥出二十個學分是高要求的，如果逼著學生做「每一件事」，他們一定造反，這點我們實驗過很多次了。
高要求的課，開法一定和從前完全不一樣。通識教育課是希望學生學通了以後，在未來五十年可以受用不盡。我們也為此檢討過，未來五十年的職場環境會是什麼樣子，結論是：第一，學生不到七十歲不可能退休，所以職業生涯是五十年；第二，他們在未來的職場，每五、 六年一定會改行，因為經濟結構不斷在變。
今天專業教育有一百二十個學分，主要是幫助學生在二十二歲的時候，找到第一份工作，當他二十七歲要找第二份工作的時候怎麼辦？專業教育不管這件事，但通識教育可以為學生培養出自學的能力。學生必須瞭解到，將來想謀求生存，報答社會，台灣要往前進，每個人都必須有自學的能力，並且終身自學。
用書院教育打造不一樣的人才
目前台灣有很多大學在推動書院、住宿教育，政大博雅書院的經驗與做法或許可做為參考。
有人問我：為什麼要辦博雅書院？我的想法與辦大學是一樣的。我的信念是，在美國也好，香港也好，台灣也好，大學主要是為當地社會培養能解決未來問題的人才。
今天社會大眾對當政的人，包括：媒體、民意代表、政府，都不滿意，而這些人當年大都是從最好的學校、最熱門的系、以最高分數畢業的人，他們就代表了台灣社會過去五十年的教育和考試制度，所產生的最好人才。假如認為他們不能替我們解決問題，我們就必須反思，是不是大學的人才培育出了問題？
仔細分析，的確是出了問題，像是通識教育沒有成功、專業教育不足等等。未來的人才市場和過去不一樣，但教育完全應付不上。
顯然教育不應該只有知識的傳授，更要注重自學能力、解決問題的能力，還有各式各樣能力的培養。而這些能力的培養，必須透過課程與思想去解決。
瞭解人類文明才知道該往何處
現在兩岸四地都在大辦書院，想彌補這方面的不足。在台灣，書院辦得很多，基本上分兩種，有一種是從活動、學務起家，讓學生一起住校，希望一年、兩年內讓學生的人格產生變化；少數是從學程出發，希望透過學程，培養學生以不同角度選一些課程。
另外還有一種是跨院系的橫向切割，甚至全校動員。一般來說，以一個系為單位來培養學生，就是垂直切割；橫向打破系與學院的限制，藉由活動、集中住宿、導師指導、要求選特定的課程等方法來培養學生，就是我說的橫向切割。
其中，最好的例子就是高雄醫學院，還有東海大學。東海大學的博雅書院辦得非常成功，這一、兩年決定要辦博雅大學，更進一步將全東海一萬五千個學生都涵括進去，成效有待觀察。
在規劃政大的博雅書院時，我們定義了通識課必須是大口徑的課，估計學生可能有二十個學分來選這些核心課程。這二十個學分修完以後，學生對人類文明的來龍去脈一定有基本瞭解。為什麼要這麼做？因為不做的話，學生不知道自己是從哪裡來的，對社會上大的問題就很難達到共識；他也不知道該往哪裡去，未來走向、未來生涯規劃更無從思考起。
想做到這點，一般用人文課最有效。於是我們開了一門歷史課，叫世界文明史，用三個學分向同學交代清楚，世界五大古文明從何而來，又如何發展，甚至消失。
政大博雅書院是一場改革實驗
規劃初期，我們辦理了一個學程，學程內容完全沒有定。後來發現，大家辯論半天要做什麼事，一旦決定要做，卻沒有人知道該怎麼做，完全沒討論執行面。
我覺得這是一個致命傷。以我的經驗來看，辦教育是長期的計畫，成敗都存在細節當中。就像我們帶孩子十八年下來，只要一個差錯，孩子是會送命的，因此細節非常重要。
如果要改革通識教育，就得有人開始做實驗，回答很多問題：第一，這種大口徑、真正的通識課，是不是開得出來？第二，我們能不能說服一些教授來做這件事情？第三，我們能不能說服學生們好好地去學？第四，當好的教授開了好的課，學生若好好學的話，會不會發生質的變化？可能他對此產生了榮譽感、對未來產生強烈的追求感，或覺得自己有某些能力，這些都是我們追求的，所以必須設計一個先導計畫（pilot project）。
剛開始，我們覺得只要從課程改革就行了，實施以後發現，對於十八歲的學生，要他們反潮流去做：別人不看書，他成天在念書；別人不思考，他整天要反思；別人拿九十幾分，他只拿七十幾分，實在是抵擋不住同儕的壓力。
所以我們決定用書院當平台，讓這些學生住在一起，以書院為輔，以課程為主。之所以強調以課程為主，是因為目標不是只辦成一個書院，而是透過這個實驗，對通識教育的做法產生突破。
向所有學生開放的教室
政大每年招生總共兩千四百個人，我們把博雅書院這個環境開放給所有學生來參與，並且告訴他們，這裡沒有分數的要求，唯一的要求是，學生們必須讓我們相信，自己是想不斷提升的。同時，我們會設計一些課，讓學生一定得選，每上一堂課，一定自習兩個鐘頭。
我們也跟學生講清楚，假如發現自己受不了，或不願意付這個代價，可以退選。一年大約會有六十個到一百個申請者，最後留下四十多個學生，而這些學生一留下來，就會跟我們四年。
學生的學習能力與視野，經過博雅書院的教育有明顯的提升。比如說，歷史課會講授人類文明五千年的歷史，物理課會從宇宙大歷史講起，由一百三十八億年前宇宙怎麼產生的，一直講到四十億年以後，時空的視野非常開闊。
此外，我們發現只有知識性的學習並不夠，還必須培養學生的能力，像是獨立思考的能力、溝通的能力，以及培養榮譽感等等，所以有八個學分的課，都是上述能力培養與道德培養方面的課程。
精采的老師帶出精采的學生
我們也找了特別的老師，來和學生一起學習，甚至一起住宿。第一個難關，就是得動用道德勸說來說服老師們。
比如教歷史課的張廣達院士，他一輩子在北京大學教博士生，我們說服他，為了人類前途起見，為了兩岸關係起見，必須培養一批學生出來，他才志願教這門課；另外社會科學方面，我們說服了王振寰老師來授課，他是一個學養、表達都非常出色的社會科學家。像這樣，每門課都找了非常資深的老師，以義務的方式在正常教學工作量之外來授課。
博雅書院的課程向全校開放，任何學生只要願意花時間都歡迎。只不過，這樣的學生實在不多。
跳出急功近利的漩渦
事實上，很多學生來了三個星期就退選了一大半。換句話說，現在很少有學生願意每聽一堂課，花兩個鐘頭去預習或者去自習。
每個學生都問老師：這個考不考？不考就不念了；或者問：這個對我有什麼用處？沒用的話就不選了。我很難對他們說，學完這個課程，二十年以後，你可以一輩子受用不盡，他們也聽不進去。整個社會非常急功近利，教育政策也是，我們從來不怪學生，他們只是反映了社會現象。
不過，為了這個社會的前途，我們還是必須培養出一部分學生，不陷入功利主義的漩渦裡。
博雅書院在二○一六年已邁入第七年，有接近兩百個學生經過這個制度被培養出來。大家也很好奇書院的成效，從學生的角度，我發現他們覺得受益很多；從家長的角度來看，其實我們為此固定舉辦一個親師會，每個星期跟家長討論教育兒女的問題，也看出書院獲得家長的認同。
以身為博雅人為傲
更重要的是實質上的成效，我們的學生假如有興趣考研究所，幾乎所向無敵，都是第一志願錄取的。很多研究所裡的老師來問我們怎麼培養這些學生，因為他們一進考場，看起來就不一樣，無論表達或思考方式，都顯得非常出色。
書院的學生不僅具備全方位的能力，而且有質的變化，視野也變得比較宏觀。將來他們踏入職場時，一、兩年要改行不難，他們有信心可以自學。我們也和學生約好，三十年以後要見面，看看博雅人自我改進的成效。
教育是一條長遠的路。這一整套辦法，我們大致已經做出來了，學生也會主動參與，並傳承下去。每屆在書院歷練兩年的學生當中，會有一大半的人爭取做小助教或者自治會幹部，其中幹部是選舉出來的，小助教是我們考選出來的。
這些學生都是志工，每星期要為這些額外活動花上十二個鐘頭的時間。他們做這些事有幾個原因，第一是相信這兩年自己學到很多東西，第二是希望傳承給學弟妹，第三他們覺得自己是最好的候選人，可以教得比老師還精采。
一旦自己當老師，自我管理與當學生時就不一樣，對自己的要求會高很多。這群學長姐經過博雅書院的鍛鍊以後，發現這是提升能力與視野最好的磨練方法，這也是我們辦博雅教育的初衷和最想看到的成果。
（本文改寫自二○一五年一月十九日、一月二十六日《台灣的明天．明天的台灣》節目內容）
彭教授的思考筆記
大學主要目的是培養人才，而教育的手段主要是透過教學，所以應該要做好教學品質的管控，才能夠確保學生的能力。
學生學習的成效必須要能夠被衡量出來。要做好教學品控，應該先建立教材、教法和學生學習成效的資料庫。可以委請退休的資深教授，來協助新進的老師做好教學品控。
通識教育需要有大口徑的課程。所謂大口徑的課程，就是能夠讓學生培養深度與廣度的課程，學生必須付出很大的努力，甚至很大的代價，才可以學好這樣的課程，並建立視野，而書院教育也可以配合大口徑的通識課程來進行。
內容來源：作者／彭宗平、李知昂、IC之音‧竹科廣播 （《台灣的明天 人才培育與少子化的思考》 由天下文化出版授權轉載）
《延伸閱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