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像是冥冥天定。2006年，楊力州受邀看了一齣《巧遇姻緣》，那是已故傳統布袋戲大師李天祿在1985年推出的戲；當天，人偶在他面前活了起來，也勾了他的魂，從此，他便追著棚後那個「搬尪仔的」全世界跑，最後用十年青春拍成了《紅盒子》。
紀錄片《紅盒子》在院線上映，散場前是一段十五分鐘、沒有對白的戲──《巧遇姻緣》，裡面「搬尪仔的」還是當年那位藝師，他叫陳錫煌，但更多時候，人們只記得他的另一個身分──李天祿的長子。
在陳錫煌的身上，楊力州看見了同樣和父親失語的自己，只不過，一個是被壓抑著，另一個是沒能長出來。三十歲那年，他從父親的期待中逃跑，成了說故事的人，沒想到卻再也逃不開了，只因他始終學不會和被攝者說再見。
戲棚前，總有曲終人散的時刻，傳統布袋戲也是。這天，楊力州說，之所以拍下《紅盒子》，其實只是想用一種最華麗的方式和它說再見而已。
過去十年間，楊力州看著陳錫煌四處表演，台下觀眾永遠是一兩排的孩子──直到10月初的一場試映會，「那天，我不敢相信我的眼睛，因為我看見從最後一排開始，觀眾一排一排地站起來，一直鼓掌、一直鼓掌……陳師傅拿著麥克風，整整三十秒都講不出話，他從來沒看過，在一家戲院裡，會有四百多個大人站起來為自己鼓掌。」
《紅盒子》片頭，一句「李哪吒割肉還母、削骨還父」教人看得惴惴不安，再往下看，才發現是蓮花重塑其身的故事。在台灣，即使不看傳統布袋戲的人，很多也聽過李天祿，大師上了天，留在人間的影子反而更巨大，甚至足以吞噬另一位大師的光芒。「李天祿長子」快八十八歲了，最近新片上映，人們才又記起他的名──陳錫煌。
在片裡，陳錫煌的技藝是表皮，傳統布袋戲的傳承是血肉，而李天祿和陳錫煌之間的關係則是靈魂。問楊力州當初可想過會拍得如此複雜？他不諱言，陳錫煌的技藝實在太迷人，一開始的確只想著怎樣把它保留下來，不過，隨著拍攝過程開始接觸到後台，自然而然就把傳承不易的隱憂納入片中，至此，《紅盒子》才算有了血肉。
會進一步放入形而上的靈魂，倒是誤打誤撞。他回憶：「有一天，我去師傅家喝茶，他突然問我：『導演啊，若是有一工你發現，恁這世人上大的對手，是恁老爸，你會按怎？』我聽完是起雞皮疙瘩的，因為這段話提醒了我，在這個老藝師的心裡，其實有個非常重要的結。……每次被介紹『這是陳錫煌師傅』，大家只是點點頭，但接著一句『他是李天祿的兒子』，大家都讚嘆了，一個快九十歲的人，你說他沒感覺嗎，他一路都是這樣成長過來的。」
陳錫煌和李天祿之間也存在瑜亮情結嗎？楊力州有些猶豫：「如果你要我簡單回答，我的答案是有，不過，只說有又太簡單了，裡面一定有更纖細的東西。……會這樣說，是因為我跟師傅聊天時，他都會說，這個以前爸爸怎麼演，他改良後是怎樣演，過程裡，他把父親當成一個……你說學習也對，說對手也罷，他確實想超越父親，但那個不是恨意，也不是厭惡，對我而言，只是另一種親情的態度表現。」
愛說不出口，失語的父子關係
楊力州替電信業者拍過一系列短片，內容是要求在外打拚的遊子撥電話給父母說聲「我愛你」，一度感動不少人，但美好的背後才是真實。他說，當初大概六十個人才有一人說得出口，「拍出這種結果，其實我也舒服一點，因為我自己一輩子也做不到，我實在沒辦法跟爸爸說『我愛你』，這樣講可能有點武斷，但我真的做不到。」
類似狀況，在陳錫煌身上也是。《紅盒子》的最後一場拍攝在棚內，鏡頭前，陳錫煌被要求要對李天祿說幾句話，沒想，眾人等半天，才等到這麼一句：「爸爸真多謝，爸爸你做人謼……確實有影好。」接著是長達三十秒的沉默，「我佮老爸就講無話咧……嘛無咧講話啊。」不過，當傾訴對象一換成紅盒子裡的田都元帥時，他就開始滔滔不絕了，「祖師爺，我出國謼……去彼个……」就在那一瞬間，楊力州彷彿也看見了自己。
「小時候總覺得父親喜歡畫畫，但後來只記得，父親鼓勵我畫畫，而且他多麼期盼我當一個……畫家。」楊力州說，父親只有國小畢業，當過農夫，也曾在鐵工廠工作，即便如此，內心始終都想成為畫家，「可是在那個年代，繪畫這個領域是很學院的，它有學歷……很容易群聚，師大美術系、文大美術系、國立藝專等等，所以父親就把期待放在孩子身上了。」
「在我讀小學的時候，那是我父親最接近畫家的一個身分，他幫人家畫肖像，不是街頭畫家，是畫那種……遺照，是讓人家掛在客廳上面的。所以，從青少年到讀大學，每次回到家，到處都是那些還沒裱框的肖像，有畫完等客人來拿的、剛開始畫的、眼珠還沒畫的、頭髮還沒畫的，五六十張、一整面牆都是死人的肖像，我是這樣長大的。」他回憶。
後來父子無話可說，難道是因為生長環境太可怕？他否認，「不會不會，其實我很習慣，甚至，小學、國中的時候，同學來我們家都說『你爸爸好會畫畫喔』，那時候我還有點驕傲。……可是等我讀了復興商工，很多老師都是畫家，會帶我們去美術館、畫廊參觀，我那時候才知道，原來畫家的畫應該掛在畫廊、美術館裡，可是我父親的畫是掛在靈堂或靈車上面，後來，我就沒有再讓同學到我家裡去了。」
那麼是嫌棄父親嗎？他同樣否認，「更多是為父親難過，畢竟，他終其一生都希望成為畫家，但那已經是他最接近畫家的時候了，當我長大後，開始接觸到外面的世界，就替父親感到難過。至於你說這裡面有沒有自卑，我也不能否認，……讀了復興商工之後，我才慢慢理解父親對我的期盼，他希望我能夠做到他所做不到的，因為師大美術系、文大美術系這批……沒有人會去跟我父親交流。」
即便如此，楊力州最終還是逃跑了，至今未再畫過任何一幅畫，「我跟陳師傅唯一不同的是……他沒有選擇，只能繼續走下去，一直到他現在快八十八歲，但是我在二十歲那年就決定不再畫畫，選擇了做自己想做的事情，開始拍東西。」
逃離一事，讓他始終愧疚，於是面對父親每每有話說不出口，兩人獨處永遠無聲勝有聲，「我父親現在有在雕塑，有時候他會拿還沒完成的作品來給我看，我都會覺得……那是在提醒我，我最終沒有讓他期待到。雖然他從來沒這麼說過，但我就會這樣認為，因為我一直覺得自己背離了父親的期望。」
作品遭人質疑，楊力州：紀錄片是主觀的
布袋戲世家的恩怨情仇，同樣說也說不清。日前，李天祿嫡傳的「亦宛然掌中劇團」發出聲明，質疑《紅盒子》身為紀錄片卻不夠客觀，得知此事，楊力州難過，陳錫煌落淚。
受訪這天，楊力州打起精神解釋，「我覺得紀錄片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就叫作位置。我只是選擇從陳錫煌的角度去詮釋他跟父親之間的關係、他跟布袋戲之間的關係，所以，如果主觀和客觀是絕對值的話，我只能說『紀錄片是主觀的』，但那種主觀不是謊言、瞞騙等等，而是我用自己的角度去詮釋，……我在2006年認識陳錫煌，當時就被他的態度感動，所以我的故事是從2006年的陳錫煌開始。」
其實，這也不是第一次被人質疑了，但他的看法至今不變。他舉例，如果今天由魏國和蜀國各寫一個版本的《三國志》，相信內容不會相同，不過，世人也不能說任何一方是假的，因為兩邊只是記錄的角度不同罷了，「比如說，我之前拍《看不見的島》，我要講的就是社子島被霸凌的故事，那麼所有的平衡說法、他方說法我都不要，只要仔細講清楚這事。……當大家在彰顯台北這座首善之都多麼繁榮、多麼進步時，我要把這座城市最被漠視的地方，掀開給你看，讓台北市民看看，原來還有這樣一個被霸凌的地方。」
熱血衝三百公里，相信紀錄片可以改變世界
老練的攝影師都知道，如果今天要拍攝一場遊行抗爭，那就找個制高點待著，一來拳腳無眼，可免受皮肉苦，二來還能縱觀全場。不過，總有些熱血衝腦的異類會搶著鑽進人群，甚至不惜擋在弱勢團體前面、和威權對著幹，然後再一臉滿不在乎地說：「這才叫拍紀錄片啊！」楊力州就是那種人。
楊力州要打抱不平的事情太多了，9月初《紅盒子》剛要宣傳，他就跑去三百公里外的台東待了四五天，搞得同事們快崩潰。談及此事，他一貫地抓了抓頭，一臉靦腆：「那時候，有個朋友和我說了一件事，就是從台東到屏東的那段南迴公路，長達一百多公里卻沒有任何一家有病床的醫院，……他們倡議在公路蓋醫院已經十幾年了，可是一直蓋不起來，雖然不知道自己能做什麼，但我還是去了。」
到了那裡，他發現，人們不能隨便受傷生病，因為一旦倒下，與死神拔河的哨音便會響起，看看究竟是路比較長，還是居民的命比較長。後來，他把當地人的愁苦拍成九分多鐘的短片《來不及墓園》，短短幾天就吸引了兩萬多人分享，各大媒體也開始跟進報導。
五天後，衛福部給出回應──南迴醫院案將排入下一次的醫審會議程。他說：「其實，這是非常意外的一件事，但我又一次相信，紀錄片是可以改變世界的，它可以讓世界更好，可以改變一些……我覺得應該被改變的事情。」
對抗威權的執著，啟蒙於國三那一年
楊力州曾形容自己是「相對憤怒的創作者」，年少輕狂時，會用膠帶把全校的公共電話封起來，又或者在校園地板噴上象徵死人的白線，如今則是改用紀錄片發洩，「一直以來，我在對抗的，其實都是威權，像是政府、教育、校園這些，包含這次的《紅盒子》也是，裡面也碰觸了一個很大的題目──父權。……有一段時間，我把《二十四孝》看完了，很多人只知道〈臥冰求鯉〉，但我印象很深的一個故事卻是〈郭巨埋兒〉。」
「幾千年來，大人告訴每一個孩子的故事都是說，孝道的極致表現甚至是可以殺死兒子的。經過了幾百年、幾千年，這會不會已經成為我們血液裡面的一種DNA了，那麼當一個父親、一個師父，對兒子、徒弟產生某種控制或壓抑的時候，也都可能是不自覺的。」他認為，從帝王時代留傳下來的思想，或許也解釋了父母為何總想左右子女。
至於為何執著於反抗威權？他猶豫了一會，坦言自己曾與心理諮商師一起推敲過此事，「我們往前追溯到了國三，那時我和另一班的男生為了一個女生吵架，兩班都快打起來了，後來我被帶到訓導處去打一頓，放學我爸爸被叫來學校。那個年代，老師是可以罵兒子給爸爸聽的，背後意思是：『你不會教，我來幫你教。』當我低著頭被罵的時候，偷偷瞄了一下父親，發現他也低著頭。罵完後，訓導主任拿起推剪，從我前面額頭就直接推過去……飛機跑道，然後再多挖一個洞。」
他說，已經過了幾十年，但和心理諮商師提起那一天，內心還是好難過，「我都還記得髮絲從我前面掉下來的畫面，然後我偷偷看我爸爸，他還是低著頭。……心理諮商師問我，當時的感覺是什麼，我說，我覺得自己讓父親非常羞愧，所以想盡全力去求表現，想讓我父親把那個羞愧抹除、認為有我這個兒子是很驕傲的，但那時我才十五歲。」
「當時的老師就是社會上非常正向的代表，在那個年代，老師全都是對的，所以老師可以來羞辱你，同時也羞辱你父親給你看。……我相信，後來的一切都跟這件事有些關係。」他說。
說故事的人陷入太深，學不會說再見
楊力州總形容自己個性「極度悲觀」，幾次見他穿著都不脫灰藍黑，倒有幾分呼應，那些是悲傷又隱晦的顏色。當說故事的人陷入太深，甚至在裡面有了角色，往往難以脫身，更何況，他說的又是那些老殘窮的悲劇──於是，兩年前的某一天，他崩潰了。
「大概是前年底吧，我突然就爆炸了，其實我也不知道什麼叫憂鬱症，只知道自己會沒來由地不自覺哭泣，後來去心理諮商，不能說沒效果，但很慢，吃藥最快了，我後來都吃藥。……吃了快一年，現在雖然停藥，但身上都還帶著，有時候壓力太大就吞一顆，很快，三十分鐘就有效。」他苦笑。
或許說故事太苦了，他覺得自己有天一定會停止拍紀錄片，但不會是因為缺乏題材，也不是沒人支持，而是自己學不會和被攝者說再見，「我一直沒辦法跟他們說再見，心裡總會不自覺地想去關心，只要知道他們過得不好，就會……或許我也無能為力，但內心就是放不下，所以這二十年來，每一個故事都把我壓得快喘不過氣，到現在都還是無解。」
楊力州高職就讀復興商工，大學考取輔大美術系，之後回到母校任教。三十歲以前，他的人生像幅畫，被一筆一筆地小心勾勒著，之後成了一幅幅影像，便頭也不回似地飛快抽換起來。問他人生中哪時候最輕鬆，他說是畫畫，最快樂則是教書。
拍紀錄片既不輕鬆也不快樂，幹嘛還一直拍？他又搔了搔頭：「它是生存的意義。你知道嗎，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死的制度雖然是由活人設定，可是到最後……死的制度卻會把活人給逼死。我希望幫助那些比較不符合父權社會價值的人，也能找到一點生存空間，像陳錫煌也是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