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年來，第六度到福島，也結交了一些日本民間的朋友，福島核災的「八年抗戰」，我發現兩個字可以涵蓋這八年來日本朋友的心境。
一個字是「絆（haulted），很多人都覊絆在八年前地震與核災中，而且可能終其一身都在陰影中。
另一個字是「遮（Covered）」，遮這字出現在裝核廢料的黑色太空包上，裡面是新的乾淨的土，用來混到或蓋在污染的土地下，試圖降低可偵測到的輻射劑量，掩蓋污染，因為每數十年到數萬年減半的核災污染並未解決、消除，只是掩飾起來。
多次到福島都是檢測輻射為主，因為語言不通，難以有更進一步的觀察了解，總有隔靴搔癢之感，這次拜託竹林舍副理事長青木一政，找福島在地的居民，訪問他們這8年來的經歷。
青木找了多位當地的居民，其中兩位長期在當地駐守、監測輻射的居民，最具代表性。一位是在住飯館村75歲的伊藤延由先生，一位是居住南相馬63歲的小澤洋一先生，雖然短暫的訪問，但這8年來的經歷讓我難以忘懷。
伊藤延由–活動的人體監測站
伊藤延由給我的第一印象，身形頎長，動作利索，身著一般工人的灰藍色工作服，身上佩戴了2枚輻射偵檢器，一個是即時輻射劑量器，一台是累積劑量器，看起來是一位專業人士。
望之五十多歲的伊藤告訴我，他是1943年出生的，我嚇了一跳，他可以當成「輻射有益健康」的活廣告（這是我開玩笑的話）。聽了他的經歷，我更為動容。
1962年福島第一核電廠（簡稱F1）建廠的時候，伊藤剛畢業入社新潟鐵工，正是供應F1緊急柴油發電機的公司，所以當年他駐廠參與興建1F的工程師，原本是長野縣人的伊藤，1F對他有特別的意義。
而2011年日本東北大震造成核災的主要因素，正是他所安裝的柴油發電機泡了海水而失效，F1先是地震跳機，接著外來電源中斷，緊急柴油發電機也無法供電，眼睜睜看著運轉中的1、2、3號機組爐心熔毀，專家學者個個束手無策，成為人類史上最嚴重的核災。
伊藤一開始就說他這8年來沒有離開過飯館村，很抱歉當年他參與蓋的柴油機成為1F肇禍的起因。當然這是當年設計錯誤，把緊急柴油機放在靠海的一邊，又沒有防水設計，海嘯第一個就淹掉了救命的緊急柴油發電機，這和製造工程師沒有關係。但是伊藤心中還是充滿了愧疚。
2010年伊藤退休，接到飯館村農業學校的聘請去擔任經理，他欣然接受，去經營50多公頃的農田管理和教育訓練工作，他認識農民，熟知當地的情況。沒想到311讓他的退休夢碎。
311讓他的退休夢碎
因為飯館村離福島核一廠35公里，當時地震時，沒有房舍震壞，因為當地地質穩固，沒想到竟被相中，未來將成為廢核燃料的永久貯存場預定地。
在2011年3月11日核災初期，飯館村房屋健全，又有水源，成為F1鄰近地區災民的避難所，沒想到3月14日飯館村下雪，帶來了大量輻射塵，空間劑量高達44.7微西弗，相當正常背景的1千倍，換句話說，在飯館村住一年，相當吸也1千年的輻射量，從此之後，伊藤的劑量佩章就不離身，一直到今天。
工程師出身的伊藤仔細認真，又有嚴謹的技術背景，做起事來有條不紊。
3月6日我訪問他時，他很認真的準備了一份70頁的簡報，用2個小時詳細說明他9年來的經歷，2010年他很高興的成為飯館村農民見習的經理，歡喜的帶領學員耕作、收穫，養蜂、採蜜，甚至還打到野豬，大家分食野豬肉。
但快樂的時光非常短暫，2011年就趕上了大地震、海嘯，他還慶幸飯館村離核電廠很遠（35公里），而且沒有房舍受損，但沒有想到3月14日下了場雪，飯館村竟成為福島最嚴重的輻射污染區之一，還有地方至今都是無法居住的區域。
伊藤用自己的身體當成「生物指標」，他把自己尿液樣品送到竹林舍檢測，他十分注意自己的飲食，體內的銫-137含量比一般人高，但在飯館村村民還算是低的，2017年5月24日他買了當地的蕈菇食用，後來有些不舒服，檢查全身輻射劑量，竟比原來高出了十幾倍。
他用肉身對抗官方數據
這件事他調查發現，是餐廳使用野生蕈菇造成的（飯館村原來是生產高級松茸等菇類的產地）。他想向媒體揭露，福島當地的報紙都不報導，後來還是NHK報導了這則新聞，提醒大家要注意野生的蕈菇類千萬不可採集、販賣。
從福島核災發生以來，伊藤開始懷疑政府的宣傳「是真的嗎？」日本政府、學者專家（御用學者）一再保證已經除污了，輻射劑量很低，安全了，大家可以安心回家，但事實並非如此。
伊藤每天都採樣本檢測，各種農作物、野生蔬果菇類等，他發現輻射濃度時高時低，雖然土壤被換了好幾次，輻射已經降低了，但是空氣中環境背景的劑量比土壤還高，這代表整體的環境還是充滿了輻射，並不能讓人民真正安心。
伊藤就一個人住在山中，每天收集樣品，自己也有檢測設備，同時也幫竹林舍收集樣品，由竹林舍做更精密的檢測，發掘輻射污染的真相。
小澤洋一 – 田野山林中的黃背心
小澤洋一，1956年生，世居南相馬（福島第一核電廠北方22公里），原來經營加油站和家政服務，原來對核電廠沒有什麼惡感，直到311之後，在3月14日他聽到1F的3號機爆炸聲，像是氣爆，他嚇了一跳，沒想到20多公里外的核電廠爆炸會影響到他家。
接下來南相馬的輻射飆高，他和家人決定往北邊撤退，他的太太還想上班，到了辦公室，發現她的老闆舉家都跑了，所以決定先搬到仙台。
離開時，他想這可能是他最後一次再看到自己的故鄉。接下來的發展讓他更吃驚，他在逃離南相馬後不到一個月，又回家，這時候南相馬已經下達撤離令，只是規定離核電廠20公里半徑內的家戶才能撤離，而他家在22公里，竟然不需撤離，這種決定讓他非常吃驚，為什麼才差2公里，但命運竟如此不同。
小澤和他的鄰居朋友開始組織起來，先是針對2公里撤離的決定對上了南相馬市長櫻井勝延，福島核災成了他的人生轉捩點，他和家人全力動員，希望能夠找回公道。
2013年福島縣政府決定要提高福島居民的年輻射劑量限值到每年20毫西弗，國際原子能總署和國際輻防協會建議的一般人每年累積劑量是1毫西弗，福島原來年累積劑量才0.4毫西弗，為什麼福島政府要把限值提高？小澤集結了福島和週圍縣市的人成立「週邊環境監測計劃（ふくいち周辺環境放射線モニタリング・プロジェクト），並進行「撤回20微西弗訴訟」。
他怒告政府，因核電廠工人與小孩、孕婦採用相同年輻射劑量限值
國際輻射標準是基於多年來多方論證承認「低劑量輻射無最低安全限值」的假說，所以再低放射線的曝露都有致癌風險。20毫西弗在國際標準上，是給核電廠工人，或是醫療放射線工作人員曝露的工業安全允許標準，福島縣把工業安全標準應用到一般民眾身上，是非常不符合情理的。
因為工作人員是有償工作的成年人，一天工作8小時，從業人員要接受輻防訓練，並有適合的防護工作，以及佩帶輻射劑量計，有健康保險，且如果年劑量超過20毫相弗就要離開輻射工作崗位，而且公司還要給付薪水。
國際輻防原則第一條是「正當性（Justification）」，如果是利大於弊（如薪水、保險、防護等經濟補償，讓受曝者認為利大於弊），而且是受曝者自願接受的輻射曝露。
但一般人沒有薪水，沒有訓練，沒有保險，一天24小時都曝露在超過原背景輻射劑量的環境中，就完全不符合「正常性」。
更嚴重的是，不論嬰兒、小孩、孕婦等高輻射風險族群也「一視同仁」，這是從來都沒有的。
小澤對於政府這樣的決策很生氣，他說以前大家都認為蘇聯是落後專制不民主的國家，車諾比核災後，80公里範圍的地區成為無人區，而日本是進步民主的國家，竟然會要求人民回到輻射劑量超高的原居地居住，解決方法竟是提高輻射曝露的標準，讓婦孺曝露在高風險輻射中。
2018年年初，小澤在野外採樣時忽然講話很奇怪，無法清楚發聲，他的同伴就帶他去醫院檢查，發現中風了。因為小澤長期大量工作，一方面要管理生意，更大的時間精力投入大量的輻射檢測，和政府訴訟的工作，所以積勞成疾中風，幸而及時送醫治療，現在已經大致復元，然而小澤並沒有停下來，反而更拚，就怕沒時間把事做好。
小澤和同伴們很驕傲的說，我們是每250x250公尺的面積作為1個樣本區間，政府是1x1公里，我們比政府還要精密16倍。
我問小澤6年來他們測了多少樣品，小澤說，1天要測30個以上的樣品，應該有近十萬個了。
這實在是需要有驚人的毅力與意志力才能完成的工作，我看了他們的年度財務報告，一年經費不到1百萬日圓，其中20萬還是支付撤回20毫西弗訴訟費的，還有十幾萬的設備保養校正費用，二十多名志工等於是無償貢獻。
3月7日晚上，在小澤的邀請下，參加了他們的「撤回20毫西弗訴訟」的會議，竹林舍青木一政和他們討論如何利用過去幾年尿液檢測結果，配合他們的細部土壤檢測結果來反擊政府和御用學者們的論點，以及法庭的攻防。
居民大量的實地檢測數據和報告，是他們還擊政府不當提高輻射劑量的重拳，因為環境輻射與尿液有關連性，而且甲狀腺癌的比例也逐年提高，更重要的是，政府公布的環境輻射降低了，但還有大面積的土地有超過2百萬貝克的輻射出現，更何況1F的3座機組還在洩漏。
這一代人享用核電，把核廢料、核災留給下一代...
會後小澤和青木要我和在場的人士講講話，我早就發現，現場的30幾人個個白髮蒼蒼，都是六、七十歲以上的老人，相對我還算是年輕的。
我說，我們這一代享用了核電，現在發現核災和核廢料要遺留給子子孫孫，在生命最後幾年，我們一定要想盡辦法把公義還給子孫，我們這代造成的問題，不要再遺留下去，就算遺留下去，也要努力抗爭下去，就算不成功，給子孫一個交待。
而我更擔心的是，台灣可能就是下一個福島，因為台灣的核電廠老朽，台電比東京電力的管理還糟，而台灣人民卻忘了福島，無知的相信「以核養綠」的謊言，還要延役、重啟核電廠，或許台灣發生核災，會給全世界帶來更大的警惕，當然，我們沒有人希望發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