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朋友聊天談起「學者從政」這件事，他正著手研究學者閣員的數量與政府治理能力下降的關係，非常有趣。
他細數，蔣經國內閣有3位學者，只有1位沒有從政經驗，那一位正是李登輝，另兩位是吳大猷和錢思亮；之後孫運璿內閣用了6位學者、連戰內閣用8位、張俊雄內閣用14位……，劉兆玄內閣用16位，其中11位沒經驗；林全內閣用16位，只有1位沒經驗，「但那是因為很多學者在前一次政黨輪替時入過閣，有經驗了。」
內閣學歷愈來愈高，學者多，博士也多。根據前立委林濁水在2014年統計的博士內閣數字也很驚人：1997年蕭萬長內閣38位閣員中有25位博士，其中6位當過大學校長；2000年之後陳水扁總統歷任六位閣揆，每一任內閣少說也有20位博士；2008年劉兆玄內閣，36位閣員中有24位博士；2012年陳冲內閣，47位閣員中有32位博士，其中甚至有3位是中研院院士……
「三門」閣員愈多，政府治理能力愈低
近二十年來，毫無疑問，台灣應該是全球國家擁有高學歷內閣排名數一數二的了，學術能量極高，但我們的國家競爭力卻愈來愈往下走，為什麼？
朋友想說的是，「學而優則仕」沒有什麼大錯，但學者、博士愈用愈多可能不是好事，因為他高度懷疑政府治理能力逐年下滑，跟大量沒有經驗的學者入閣、大量政策外包研究有高度正相關。
他的論點是，這些沒有經驗的學者入閣，就像中國所說的「三門幹部」，指的是出了家門進校門，出了校門又進衙門，從未有過基層實務經驗，就帶著一堆學術理論，有些還帶著專業傲慢，就入閣來主導政策，既不懂溝通，也不懂實際政治運作和政策協商。
研究和社會脫勾、理論和實務脫節的問題，其實有結構性問題存在。2000年以後，教育部推動SSCI制度，論文升等「唯I是問」，學者在意的是論文能否登上國際知名期刊，能被國際學界引用幾次，為了增加刊出、被引用的機率，所以研究的題目和內容大量迎合國際主流、熱門議題，其中以美歐議題最熱，中國也不少，但台灣社會遭遇到的各種難題肯定不會是國際主流議題，導致台灣的學術研究偏離台灣需求，象牙塔裡的學問幾乎無法解決台灣的問題。
「實驗」失敗重回教職，再接政府研究計劃
「但這樣的學者大量進入政府主導政策，如果『實驗』失敗，就再回學校教書，也不必負什麼責任，而且增添漂亮的人生經歷，但台灣的機會就這樣被磋跎掉了……」一位私校教授表示，書生誤國、學術無用論，是他教書這幾年最大的心得。
「而且，這些學者出身的部會首長，也把大量的政府政策委外給他們熟悉的學術機構或學界人士做研究，系出同門，而公務員就只是轉包、發包中心，政策做成什麼樣與他們無關，矇著眼執行就是了。」
這位學界人士痛心表示，像馬政府的黃金十年、ECFA政策就是最佳印，一整個與台灣社會民意脫節，但研究就是拿錢好辦事，有奶便是娘。當年，經建會以800萬元委託中經院做「2020國家發展願景計畫」研究，也就是後來的黃金十年政綱規劃；而ECFA策略規劃也由中經院負責，4年共花費1.88億元。
在這種學而優則仕，入閣後就外包研究案照顧同門師兄弟，離開官場又重回學界接政府研究案的輪迴中，封閉的生態，與社會脫節的研究範疇，加上近親繁殖、拉幫結派，又不必對民意和政策負責，應該就是造成政府治理能力日益低落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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