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整顆心都碎了，對這個世界充滿懷疑。」咖啡廳裡，Gulbahar Jelilova女士（下稱Gulbahar）的手不斷滑過手機螢幕，一張張照片顯示她的腹部還有大片紅痕與斑點，中國再教育營帶給她的傷痛，至今依然沒有褪去。
在東突厥斯坦，即大家所知的新疆，中國以教育名義關押了300至500萬名維吾爾人，堪稱當今世上最大人道危機，但中共政府一直矢口否認那裡有任何人權問題。
Gulbahar是一名哈薩克單親媽媽，獨力撫養3名子女長大，在中、哈之間跑單幫20年之久。儘管她從未參與任何不法或敏感活動，2017年她遭到中國警方逮捕，關押在再教育營長達465天。
「我在東突厥斯坦沒有任何家人，我可以去過自己的正常生活，但我那些留在監獄裡的姊妹們，無論她們是14歲還是70歲，我不能忘記她們，我要為她們發聲！」她說。
10月24日，在台灣圖博之友會、台灣東突厥斯坦協會及日本維吾爾協會會長伊里哈木（Iham Mahmut）協助下，Gulbahar成為第一位現身台灣的維吾爾再教育營受害者。
Gulbahar要向世界揭露中國暴政真相，而《信傳媒》專訪為您帶來她的第一手見證。
「我是維吾爾人，這是我被關押唯一的理由」
為了養育3名子女，1997年Gulbahar開始將中國服飾批回哈薩克販售，一開始是參加購物團，後來便自己跑單幫。
2009年「烏魯木齊七五事件」後，她感到中國政府加強控制力道，為求謹慎，她停止與當地維族人聯絡，但這並未讓她幸免於難。
2017年5月某天上午8時，3名警察來到Gulbahar在烏魯木齊下榻的旅館，要求檢查護照。這並非沒有前例，因此她不疑有它，僅帶著手機便下樓，孰料自己就這樣被帶走，而目的地是新疆第三監獄。
為何Gulbahar會被警方鎖定，理由與事證何在？她淡淡說，「我想，唯一的原因就是我是維吾爾人。」
警方為她建構的罪名是「資助恐怖分子」，然而他們根本沒有證據，最後她也獲得「無罪開釋」，然而那已是1年3個月又10天，她身心深受重創之後。
而當局為了掩飾他們逮捕了一名外國人，甚至發給她身分證，電腦紀錄上將她登記為中國籍，否認她是哈薩克人。
每月洗一次2分鐘戰鬥澡，先唱5首愛國歌曲才准吃飯...
約8坪大的牢房裡一口氣關押了40名女性，年齡介於14到70歲之間，除了唯一一套黃色囚服，每個人身無長物，而且自始至終都得戴著重達5公斤的鐐銬。
Gulbahar隨身帶著一本紅色的筆記本，一翻開，裡面密密麻麻寫了200多人的名字和年齡。她出獄後，將所有自己想得起來的室友一一記錄了下來。
她的室友包括記者、醫生、警察、律師、作家等等，多是來自各行各業的專業人士，唯一的共通點在於她們都是維吾爾人。而在土耳其經商、持有古蘭經、手機有禮拜相片、遭禁的維吾爾歌曲或宗教人士電話，都可以是抓捕的理由。
Gulbahar回憶，大部分人都是中國籍維吾爾人，和她一樣的外國人不多，而且她只見過一名漢人囚犯，她是法輪功成員。
每日，她們得先唱5首頌揚中共的「紅歌」才准開飯，從門洞領到的是饅頭、白開水、高麗菜湯和粥，而送飯的警衛常將粥倒出接粥的小桶外，讓食物缺乏的她們看了不禁落淚。
打一個噴嚏的代價？面壁罰站12小時
開放式的廁所和盥洗區僅有1.5坪，沒有自來水，只能40人共用一個水桶。由於每個月只能洗一次「2分鐘冰水戰鬥澡」，她們的身體因髒污與汗水而長出瘡和膿包，頭髮也生了蝨子，最後獄方乾脆把每個人都剃了頭。
晚上就寢時由於空間狹小，40人得拆成一半輪班睡覺，2小時一班，等於一個人一天只能睡4個小時。而且她們也沒有棉被與床墊，直接躺在鐵床架上讓她們醒來時滿身紅痕，「但不知道是不是因為被餵了藥，大家竟然不覺得痛。」Gulbahar說。
牢房設有監視器，監控她們是否和彼此交談或使用維語。有一次Gulbahar打了個大噴嚏，獄方馬上就有人跑來問是誰打噴嚏，她承認是自己打的，對方竟說「誰准你打噴嚏的？」並強迫她面壁站立12小時。
警衛也常警告她們，這些監視畫面都與中央連線，省級甚至北京的領導都會察看，她們最好乖乖服從指示，要是讓領導不滿意，她們就會受到懲罰。
例如「關禁閉」，把一個人關在一尺見方的房間中，大小便和用餐都在裡面，黑暗中僅有老鼠和幻覺相伴，Gulbahar一名室友被關禁閉一週後就瘋了。
至少能接受「漢語教育」？那也是謊言
中共聲稱的「教育」和「職訓」是一場謊言，Gulbahar在獄中所受到的教育，不過是獄方指定會說漢語的室友以口頭教授一些簡單對話「謝謝」、「不客氣」，且不准使用紙筆。
倒是她們每兩週必須寫一份思想檢討報告，懺悔自己不存在的罪行、感恩中國政府，並承諾讓自己的孩子學習漢語。
她們沒有任何放風時間，僅審訊和健檢時得以外出，而且都得以頭套蒙頭。審訊可能長達24到72個小時，坐在老虎凳上沒有水喝，Gulbahar好幾次都昏了過去。
另外，每兩週她們所有人都得脫得一絲不掛，在兩名男警監視下，讓10多名女警檢查身體。這時監視器依然運作如常，多少人透過螢幕侵犯她們的隱私？Gulbahar深覺受辱。
但這還不是她們所遭遇最惡劣的情況。
「我想不起來自己的孩子…」強制服藥使女性生育力受損、記憶喪失
每個星期她們必須服藥兩次，每個月接受一次注射，她們不知道這是做什麼用的，但詢問只會讓自己受到更殘暴的對待。
後來她們才發現，這些藥物是為了讓她們停經和避孕，而Gulbahar在關押期間，沒見過任何一名女囚有生理期。
更糟的是，這些藥物不僅破壞她們的健康和生殖能力，形同蓄意造成「種族滅絕」，還讓服用者變成「廢人」，或許是為了讓她們變得服從、方便管理。
Gulbahar表示服藥後她開始出現「記憶喪失」的現象，她試著回想自己的孩子、父母、以前的生活甚至是水果嚐起來的滋味，卻再怎麼努力都想不起來。她甚至出現幻覺，懷疑自己的過去是一場幻想，她開始相信自己就出生、成長於再教育營。
她說，「我想他們就是用這些藥物去停止你的身體，停止你做為女人的生理機能，然後停止你的記憶。」出獄後她前往醫院接受治療，醫生表示她身體裡的毒素需要很長一段時間才能排除乾淨。
性暴力：她們低頭不語，一直哭泣...
性暴力同樣屢見不鮮，一旦女囚被帶離牢房，都會遭到強暴或其他性暴力。
談及痛苦經歷，儘管Gulbahar幾次落淚，聲音依然平穩、清晰而有力，這時她更從座位站起身，舉拳作勢捶向記者的肩膀，想要演示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有一次審訊，一名男警當場脫下褲子，威嚇Gulbaha說如果她再不承認罪行，就要把陰莖塞進她口中。她憤怒地說，「你是人嗎？你沒有父母、姊妹嗎？」他回道，「你配跟我的母親和姊姊比嗎！你看看你是什麼，你認為你是人嗎？」
令人相當震驚的是，獄方高層雖是漢人，直接管理囚犯的卻多是維族人，脅迫Gulbahar的正是一名維族警衛。
而年輕女孩被帶出去，回來總是遍體鱗傷，雙手不停顫抖，手指有被針穿過的酷刑痕跡。Gulbahar關心地問她們是否遭到強暴，然而她們低頭不語，只是一直哭泣。
集中營的母親：她們只能任母乳在身上發臭乾涸…
作為一名女性與母親，最讓Gulbahar感到痛苦的，是那些剛生育完便入獄的女人。產後她們的母乳不斷分泌出來，然而她們被迫與自己剛生下的孩子分離，也沒有水和衣物能清潔，只能任母乳在身上乾涸、發臭。
「剛出生的嬰兒有什麼罪？為什麼他們不能吸吮自己母親的奶水？」Gulbahar說，「作為一個女人，卻不能用母乳撫養自己的孩子，更不能好好清理身體，我不能接受，也永遠忘不了。」
更恐怖的是，被送抵再教育營後，獄方會對她們進行驗尿在內的身體檢查，懷有身孕的人會被送去醫院「強制墮胎」。
至於其他兒童，根據Gulbahar一名室友，她的孩子被送進一個形同集中營的地方，處於和自己父母差不多的惡劣環境，而所謂的「寄宿學校」，很多都是經過矯飾的表象。
落入此等悲慘境地，當被問及她是如何撐過這人間地獄，Gulbahar表示是那些十幾歲的女孩們為她帶來勇氣。她們的年紀比Gulbahar的女兒還小，卻懷有強烈的求生意志，「如果她們可以堅強地活下去，為什麼我要放棄希望呢？」她說。
聯合國介入讓她獲釋，更多維族人需要國際施壓
465天的漫長黑夜，Gulbahar得以重見光明，有賴她的兒女不斷辛苦奔走，最後聯合國介入向中國詢問她的下落，終於讓中共將她無罪開釋。
令人遺憾的是，她遭中國關押期間，哈薩克政府幾乎沒有起到任何協助作用。當她的家人請求哈薩克的烏魯木齊領事館尋人，他們聲稱不知道她的下落，然而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公安廳確有發函給哈國駐中國大使館，通知她被收押一事。
哈薩克移民官對Gulbahar消失一年多不聞不問，也沒有其他相關部門前來調查。哈薩克政府態度之冷漠，負責擔任Gulbahar口譯的伊里哈木解釋，哈薩克與中國關係相當良好，不只維人，面對中國時連自己哈薩克族都難以撐腰。
回國20天後，Gulbahar決定離開孫兒隻身前往土耳其，「從土耳其把真相傳達給世界，會比較容易一點。」土耳其政府發給Gulbahar居留簽證，她在那裡目前生活無虞、沒有危險，因此她非常感謝土耳其。
至於未來的計畫，Gulbahar已經去過印尼，現在來到台灣，將來她希望能前往更多國家為自己親身經歷作證，讓各國對中國施壓，關閉東突厥斯坦再教育營。
「釋放維吾爾人，讓我們自由！」
訪談結束告別時，Gulbahar用中文輕聲說著謝謝，她露出淺淺的微笑，依然和她尚未被關押時所拍下的照片一樣美麗，但多了一份哀傷。儘管已是自由之身，但能看出精神上她仍然與她身陷集中營的姊妹同苦同悲。
「我想和中國政府說，我們維吾爾人不是恐怖分子。釋放維吾爾人，讓我們得到自由！」她說。
為了訴說真相，Gulbahar一次又一次勇敢地面對、重述自己的痛苦且毫不掩飾，作為台灣人，我們至少應該報以相同的真誠，正視維吾爾人的痛苦，正視他們正在遭受種族滅絕的醜陋真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