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研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瞿宛文研究員認為：「如果不了解『過去』的經濟增長如何發生，就無法理解現在，更難以對『未來』道路做出合適的規劃。」於是寫下《台灣戰後經濟發展的源起：後進發展的為何與如何》一書，橫跨歷史、經濟與其他社會科學多個領域，帶我們回到歷史的當下，觀察產業個案與國家整體發展。
我們能從過去的經濟發展中學到什麼？
「台灣錢淹腳目」是一句知名俗語，用來形容到了 1980 年代台灣工業化已成果卓著，經濟飛升造就一代人的富足。當我們深入了解當時的背景，會發現 1949 年國民政府來台時，戰爭帶來的破壞猶存，社會通膨壓力尚在，最依賴的大陸市場因國府戰敗而消失，加上大量人口遷台帶來的糧食危機，經濟危機一觸即發。
但在不久後，台灣持續數十年的經濟增長，一舉挺進亞洲四小龍之列，成為後進國家值得借鏡的案例，讓人不禁想問，這中間到底發生什麼事？
長年研究台灣與東亞後進國家經濟發展的瞿宛文研究員，對此問題抱持濃厚的興趣，在她的《台灣戰後經濟發展的源起：後進發展的為何與如何》（中央研究院叢書）一書，與讀者分享累積十年的研究精華，揭開奇蹟成因！
對於台灣戰後經濟崛起源由，目前主流的共識是「日治殖民遺產延續說」，這一派的支持者相信，日本殖民帶來的現代化改革，為台灣奠定基礎，是台灣戰後能輕鬆翻身、從殖民經濟成功轉為工業經濟的主因。
瞿宛文則對這個答案提出質疑：「日本在台殖民的經濟影響是很複雜的，正面和負面影響都有。重點是它不會自然地帶來戰後發展。」
若將台灣經濟發展成果，全數歸功於過去的殖民者，就會引發一個疑問：難道戰後台灣的人沒有貢獻嗎？那些人的努力被放在什麼位置呢？
為了解惑，瞿宛文多次到南韓與當地學者交流，因為同時期的南韓與台灣狀況十分相似，戰前也受日本統治，近年來也因反抗威權統治，而不願肯定早年政府推動經濟發展的成績。然而南韓學界對日殖遺產的影響已經歷多年辯論，正反兩派意見都有，反觀台灣卻幾乎一面倒地推崇日本殖民遺產。瞿宛文點出：「鮮少有後殖民國像台灣一樣，對殖民國讚不絕口。」
台灣戰後經濟「奇蹟」，不是從天上掉下來
瞿宛文在研究過程中讀到一篇哈佛漢學家威廉・科比的文章，他提到：「國民政府帶到台灣來最寶貴的資產，是一批有經濟規劃能力的人才。」
被科比的觀點啟發，瞿宛文逐步進行台灣各產業的個案研究與歸納，從各個角度解碼戰後經濟崛起的原因，如柯南般抽絲剝繭，解構經濟奇蹟由來的全貌。
台灣的特殊之處在於，在戰後有一群具備長期規劃能力，並以救國為己任的經建官員主導建設，發展輕重工業、進行土地改革，以長遠的思維推出產業政策，包括多項整合上下游部門的經濟政策。
當時經建官員抱持「以民族存亡為己任」的強烈動機，這動力促使他們不斷改善政策品質，經濟成長是這種動機下的成果。
歷史上的知識菁英，往往是高度參與政治的，而台灣戰後初期，也有一群以實業救國的經建官員，發揮於大陸時期累積的政治經驗，帶領台灣邁向現代化，進而改善原本破敗的經濟狀況。
在瞿宛文眼中，人們熟知的李國鼎、尹仲容等人不僅是推動經濟建設的前輩，也是一群以經世致用為職志的知識份子。他們承襲鴉片戰爭以降的士大夫精神，歷經日本侵華戰爭與國共內戰的危機後，救亡圖存的使命感強化他們追求現代化的決心，進而提升經濟與產業政策的品質。
政府與自由市場，從來不是對立關係
任何時刻，政府的所作所為都相當重要。從台灣戰後歷史來看，經濟發展政策仰賴公權力推動，並非只靠自由市場。
台灣在民主運動發展下，「自由市場論」與「反權威思潮」佔據社會主流意見，讓人們選擇忽視國民政府的作為。
當市場正常運行時，政府或許不用插手，但回到台灣戰後初期的處境，社會百廢待舉，無論是美國的援助或日本殖民遺產，都無法讓台灣經濟自然地成長，若忽略政府作為，就無法解釋台灣經濟奇蹟。
自由市場理論雖認為政府的干預越小越好，但很多事只有政府才能主導，像是幣制改革、土地改革、外匯與貿易改革等等，關乎改變社會經濟結構的議題，若不是政府透過政策推動根本不可能發生。高投資風險的新興產業，也有賴政府產業政策的推動。
當然必須省思在國民政府威權統治下，發生過許多令人哀悼的衝突事件，但當時政府設定明確的現代化目標，推動經濟增長，成果值得正視。
瞿宛文重新審視國民政府的經濟政策作為，並不是要給予安慰獎，或幫任何立場說話。而是站在科學客觀的角度，透過剖析經濟發展的「如何」與「為何」，希望在當今追求「速效」的執政時代中，提醒政府和人民意識到「好的經濟政策是不會憑空出現的」，經濟飛躍需要多種條件配合，加上長期規劃，並確立願景，才得以誕生。
西方經濟理論須經修正，才能用來檢視台灣經濟發展
除了反國民黨威權統治的動機，人們鮮少探討國民政府對台灣經濟的貢獻，還有另一個「學術上」的理由。
因為台灣經濟學界目前流行的研究方法，是延續歐美主流的經濟論點，而現行的經濟學理論，都是以西方幾百年的成熟市場為假設，對於戰後發展只有幾十年的後進國家而言，相當不適用。我們運用西方經濟理論時必須修正其對環境的基本假設，並改採後進發展的問題意識。
在研究的過程中，瞿宛文逐漸體悟到，應該以「後進者視野」角度切入，從自身的歷史與經建發展擷取有用的經驗，引導台灣看見真實的自己，建立適用自身發展的經濟理論與政策。
若台灣不了解自己，無法評估自己的經濟發展歷程，未來該循著什麼脈絡改進？
《台灣戰後經濟發展的源起：後進發展的為何與如何》一書不僅是經濟學書籍，其知識含量更橫跨歷史與社會科學。
此書盼能傳遞的觀念是：唯有深刻了解台灣自身的成長路徑，才能從中發現最合宜的發展策略，我們都要對習以為常的理論提出適切質疑，用更多維度來理解世界，才不會人云亦云地被輿論迷惑。
本文轉載自《研之有物》。原文請<點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