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成長為何民眾無感?揭開實質薪資停滯不前背後真相

經濟

生產力 vs 購買力

中研院經濟所的楊子霆助研究員,分析實際數據發現: 實質GDP僅能反映國內生產數量,不代表國民消費能力,特別是近15年來,台灣經濟仰賴「資通訊產業」出口,其生產品價格在全球競爭下越來越低,而大眾想消費的民生物品,卻因「原油價格上漲」越來越高,這造成「實質薪資」的成長大幅落後「實質 GDP」的成長。若要突破關卡,強化發展以人才價值為主的產業,是改變現有困境的方向之一。

為什麼台灣GDP持續成長,薪資卻沒有跟著成長?

近15年來,台灣經濟發展有個很奇特的現象,就是實質GDP (亦即實質產出)持續成長,但實質薪資卻停滯。

根據主計總處的資料,在2002年以前,每工時實質GDP與每工時實質薪資成長趨勢類似,但2002年以後,實質GDP持續成長,而實質薪資的成長卻幾近停滯。

在 2002 年以前,勞動生產力與實質薪資的成長走勢其實是亦步亦趨。然而 2002 年以後,勞動生產力仍成長,實質薪資成長卻幾近停滯甚至為負。(圖片來源/《經濟成長、薪資停滯?初探台灣實質薪資與勞動生產力脫勾的成因》)

許多人認為這個現象代表經濟成長果實分配給「受僱勞工」的比率越來越少,即「受僱人員報酬」占「國內生產毛額」的比重(亦即勞動報酬份額)下降。

但我們檢視實際資料發現,勞動報酬份額的確從 1990 年代初期開始下滑,但在實質薪資開始停滯的期間,亦即 2002 年以後,就停止下降趨勢,在42%上下波動。換句話說,勞動報酬份額的變化可能難以解釋近15年來為何台灣「實質GDP 」與「實質薪資」會出現這麼大的成長差異。

多數人「直覺上」認為這反映勞動報酬份額下滑。但根據資料顯示,勞動報酬份額在2002年後停止下降趨勢,且在42%上下波動。因此,勞動報酬份額可能並非造成「勞動生產力」與「實質薪資」成長脫勾擴大的主因。(圖片來源/《經濟成長、薪資停滯?初探台灣實質薪資與勞動生產力脫勾的成因》)

造成近年台灣出現實質GDP成長,但實質薪資停滯現象的原因,可能不是勞動報酬份額下滑。

首先,大家通常只關注當期領到、可以立即用來消費的「薪資報酬」。但隨全民健保、勞退新制的實施,「非薪資報酬」的比例越來越高,例如勞健保、退休金提撥,也是「勞動報酬」的一部分,但卻沒算在實質薪資之內。忽略這部分的變化,會高估實質薪資成長「落後」實質GDP成長的幅度。

勞動報酬包含「薪資」及「非薪資報酬」。非薪資報酬包含:雇主為員工支付的保險費、退休準備金提撥、資遣費、職工福利金等等。此圖顯示,「薪資報酬」比例逐漸下降,代表「非薪資報酬」比例一直上漲。(圖片來源/《經濟成長、薪資停滯?初探台灣實質薪資與勞動生產力脫勾的成因》)

更重要的是,很多人忽略「實質GDP 」與「實質薪資」其實是兩個不同的經濟概念。

實質 GDP 衡量的是「生產力」,旨在估算國內「生產」數量,而實質薪資則衡量「購買力」,代表勞工薪資所能換取的「消費」數量。

為了跨年度比較,實質GDP與實質薪資都是排除「物價變動因素」後產生,如此才能正確比較各年間的國內生產力(亦即實質 GDP )、與勞工購買力(亦即實質薪資)。

每工時實質 GDP 代表「每單位勞動所帶來的生產量」,而每工時實質薪資代表「每單位勞動的薪資可以換到的消費量」。

因此,這兩個經濟變數在計算過程中,是除以不同的價格指數進行物價調整──「GDP 平減指數」與「消費者物價指數 (CPI)」,前者代表的是「生產品價格」,後者代表的是「消費品價格」。

台灣大約在 2002 年後, GDP平減指數(生產品價格)出現衰退(下圖綠線),而 CPI (消費品價格)持續上漲(下圖黃線),我們發現這讓以 CPI 進行物價調整的實質薪資的成長「大幅落後」以 GDP 平減指數進行物價調整的實質GDP的成長。

台灣從 2002 年開始,GDP平減指數一直下跌,然而消費者物價指數 (CPI) 卻持續上漲。也就是說,我們生產的產品變賣成現金,越來越不夠買到想要的東西。(圖片來源/《經濟成長、薪資停滯?初探台灣實質薪資與勞動生產力脫勾的成因》)

「生產品價格」(GDP 平減指數)越來越低,而「消費品價格」(CPI) 越來越高,才是造成實質薪資成長「落後」實質GDP 成長的主因。

進一步探索GDP平減指數下降,但CPI卻上升的原因,我們發現這個現象反映台灣貿易條件的惡化,亦即「出口商品價格下滑」與「進口商品價格上漲」。

過去20年來,台灣產業結構有很大的轉變。在1998年,資通訊產業占工業產出的比重大概是16% ,到了2014年,已提升到 42%;但很不幸地,我們押寶的資通訊產業,競爭十分激烈,產品價格在這段期間也跌掉了50%,這可能是我國生產與出口產品價格下跌的重要因素。

而消費與進口商品價格的上漲,則是由於原油價格在2002年後的飆漲所帶動。

近20年來台灣的出口主要依賴「資通訊產業」,2000年之後由於資通訊產業激烈競爭,資通訊產品價格下跌約50%,以致台灣整體輸出的產品價格也隨之降低。(圖片來源/《經濟成長、薪資停滯?初探台灣實質薪資與勞動生產力脫勾的成因》)
隨著原油進口價格上漲,輸入的物品價格也跟著上漲。(圖片來源/《經濟成長、薪資停滯?初探台灣實質薪資與勞動生產力脫勾的成因》)

總的來說,過去15年台灣的生產力雖然增加(亦即實質GDP成長,見下圖綠線),但卻是奠基在生產越來越低價的產品上,而民生消費物價因為原油價格飆漲,越來越貴。

因此,如果我們將GDP改用消費品價格 (CPI) 做物價調整(見下圖黃線),則會發現台灣國內生產所能換到的消費量(亦即GDP的購買力)也如同實質薪資在2002年後出現停滯現象。

2002 年後,實質GDP雖持續成長,但卻是奠基在生產越來越低價的產品上。若GDP改以CPI調整物價,藉此反映GDP的購買力,可以發現如同實質薪資,早已停止成長。(圖片來源/《經濟成長、薪資停滯?初探台灣實質薪資與勞動生產力脫勾的成因》)

綜合以上數據,以國內產出的購買力來看,台灣的經濟早已出現停滯,也難怪實質薪資不會成長。

「重新分配」能縮小薪資與經濟成長的差距嗎?

大家會很直觀想到「分配問題」,也就是經濟成長果實沒有分配給勞工。但從前面提到的資料來看,勞動報酬份額在過去15年其實沒有太大變化,而且不論是薪資或GDP,只要是從購買力(即以CPI 做物價調整)的角度來看,都是呈現停滯。

所以要改善目前經濟狀況,問題的關鍵可能不在於GDP如何分配,而是在於如何把GDP的餅做大,發展附加價值高的產業,以擺脫低價競爭的循環。

同樣依賴「資通訊產業」的南韓,也有這種情況嗎?

南韓的工業與台灣有類似的問題,實質薪資的成長落後實質GDP的成長,原因在於南韓也是發展價格跌很快的「資通訊產業」,但南韓整體實質薪資的成長卻沒有落後實質GDP的成長太多,差別在南韓的「服務業」經濟表現很強。

台灣和南韓工業部門類似,實質薪資的成長皆大幅落後實質GDP的成長,但南韓服務業不論是實質GDP與實質薪資都在成長,反觀台灣服務業,實質GDP與實質薪資都是停滯。(圖片來源/《經濟成長、薪資停滯?初探台灣實質薪資與勞動生產力脫勾的成因》)

南韓的服務業,無論是生產力或是薪資都是明顯成長的狀態,也許跟醫療、教育、影視與觀光產業外銷有關。例如:招攬外國人到南韓進行醫美服務,開放外國學校在南韓設立分校、吸引外國人來就讀。

而台灣的服務業,不論生產力或實質薪資從2002年之後就幾乎全面停滯。台灣政府可借鏡南韓,從發展服務業來突破經濟困境。加強發展附加價值高的產業,把GDP的餅做大,才有機會提高薪資。

台灣的服務業大多依靠內需,如何擴大服務貿易,像是吸引外國觀光客來台灣消費。另外,台灣也許可以有條件地開放,讓更多外國人來消費醫療服務,但前提當然是要解決血汗醫療、醫療人手不足等問題。最後,台灣教育法規的限制非常嚴格,國外大學沒辦法在台灣設立分校,所以國外的資金沒辦法流入、讓教育環境的品質再提升。

稅制改革,可以促進勞工就業情況嗎?

2008年馬英九競選總統時,曾仿效美國提出「勞動所得稅扣抵制 (Earned Income Tax Credit, 簡稱 EITC) 」 作為政見。

美國是第一個實施EITC的國家,這個制度的前身是經濟學家想推動「負所得稅制」,就是如果你沒有工作、或是工作所得為零,政府應該退你稅、也就是給你錢,顧名思義變成負的所得稅制。

「負所得稅制」類似補助失業者津貼的概念,這個制度可以在「財政部」直接辦理,不需要在「內政部」另設一個福利單位來補貼失業者與低收入戶,讓施政更方便,所以它能降低許多行政成本。

但許多人會覺得,這個制度是讓沒工作的人不勞而獲,所以引起很大反彈。因此,EITC改良「負所得稅制」的做法,補貼未達到標準的工作者,但前提是「你一定要有工作」。

根據美國 2007 年 EITC 資料所繪製的圖表。只要有工作收入的家庭就可以領到補貼,補貼的金額,與工作收入、家庭狀況、子女數量有關。(圖片來源/Family Labor Supply and the Timing of Cash Transfers: Evidence from the Earned Income Tax Credit (Online Appendix),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forthcoming)

上圖顯示,家庭年收入為零者無法取得補貼,不過有收入後可以拿到的補貼金額,最高點在家庭年收入為10,000美元左右的家庭,可以拿到約 4,500 美元的補貼,這筆補貼約佔低所得家庭年收入的45%,金額並不少。圖表也顯示,是否結婚與小孩數量也會影響補貼的金額,一直到家庭年收入達到40,000美元後,就不再補貼,只剩下課稅。

EITC 制度的用意,是鼓勵貧窮的家庭要去工作,有工作才有補貼可以拿。也有研究發現此政策的確提高美國貧窮人口的勞動供給,尤其是婦女的部份。

在美國家庭中,男性大多數都有工作,女性則不一定,但此制度施行後,如果家庭收入變多,能領到的補貼也會增加,因而鼓勵未就業的女性也投入勞動市場。

我想知道的是,這些美國家庭領到補貼後,他們的勞動供給會產生什麼變化? EITC多在每年2月發放補貼,我發現當這些家庭一次領到佔年收入近50%的補貼金時,他們的勞動供給產生變化,家中的女性就不去工作了,尤其在家中男性有工作的情況下。持續一段時間後,女性才又重返就業市場。

從研究中可以理解的是,這些領到補貼的家庭多是貧窮的家庭,他們手上的現金不足。因為現金不足,導致信用狀況可能也不佳,所以也無法借錢,甚至可能到處負債。

對這些貧窮家庭中的婦女來說,工作也許不是她們的最適選擇,但因為錢不夠用,所以只好不斷去兼職、打工,直到二月份拿到這一大筆補貼金,才能好好休息,等到錢花完了,才又必須開始工作。我的研究結果顯示在這些低收入家庭中,手頭可動用現金是非常緊繃的。

美國有些研究也發現,這些家庭在二月份拿到錢後,家庭消費金額變高;我的發現是勞動供給變低。這是一致的,沒有工作後,休閒時間變多了,就會產生消費行為。無論是在消費面或是勞動面的發現,其實都反映了低收入家庭的困境,沒錢就沒辦法消費、也無法在想休息的時候減少工作。

因此,若要實行EITC制度,不應該集中在某個月份發放補貼金,因為這些家庭就是缺錢,應該平均分散在每個月發放,讓他們可以在需要時使用。

馬英九執政後,原本也想實施EITC制度,財政部與內政部就去調查哪些人符合資格,從資料去看哪些人報的稅很少、或是所得很低,結果發現有許多中小企業及工廠的老闆都符合資格,這顯示了許多人報稅不確實、隱匿所得。因此引起社會一片譁然與反對,取消了這個政策。

由於台灣的產業結構與美國不同,台灣有許多中小企業與自營工作者,在申報收入時也許不是那麼確實,導致無法用報稅資料來了解是哪些人可以取得補助。也許政府應該用其他數據資料來作判斷,先釐清領取資格,才不會有不公平的情況產生。

EITC 在美國是一項成功的政策,既能鼓勵就業、又能補貼低收入家庭,英國與北歐國家也陸續效法實施。台灣需要調整的是補貼的審查資格、發放補貼的頻率。

開放移民、移工,是否會與台灣人搶飯碗?

台灣的人才一直出去,但很少人進來,這跟我們嚴格的移民政策有關。大家顧慮的是在「同一塊餅」當中去競爭,但如果是邀請這些人來一起「把餅做大」,大家都能享有比較多的利益。特別是不要限制一定要「白領移民」,台灣用太多「單一的標準」做篩選。

如果一定要用學歷跟薪資來做標準,像王永慶或郭台銘這些人在成為大老闆前,都不符合篩選資格。

開放多元的人才移居台灣,未來也許有機會替台灣帶來新的發展機會,突破當今產業的瓶頸。儘管不知道會不會成功,但不同國家的人至少帶來新的可能性。台灣面對少子化與人才外流的現況,需要借助移民、移工的智慧與人力,就像美國向全世界借大腦一樣。

也許可以先把在台的外籍配偶政策改得更友善,基於人道的考量,這個部分應該民眾的支持度會比較高,甚至讓在台工作外國人的配偶也能取得居留證。當家人都在這塊土地上,就會更無後顧之憂地、願意一起在這裡努力。

研究需分析台灣許多不足之處,會因此絕望嗎?

薪水不高、生活辛苦,的確是台灣需要改善的地方。但台灣社會是很動態、很有活力的,人民有機會發聲爭取,甚至有可能作出改變,我相信臺灣還是會越來越好。

本文轉載自《研之有物》。原文請<點此

back to top
navbar log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