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項要將嫌犯從香港引渡至內地的「逃犯條例」，將人民的憤怒化為一場無法預期的反政府抗爭。即使該法案已經擱置，抗爭仍在繼續。而這場混亂，已讓香港身為全球金融中心以及亞洲首要金融中心的地位，變得岌岌可危。
不久之前，香港這個英國前殖民地，還穩坐全球金融中心的寶座。那些聲稱上海將會取代香港的威脅，事實證明都言之過早。雖然中國政府在2010年宣示，要在2020年前將上海發展為全球金融中心，但中國內地過去10年的金融改革卻停滯不前。只要中國的資本帳繼續封閉，人民幣匯率繼續被控管，上海就無法成為非本土金融中心。
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搖搖欲墜
2019年春天之前，香港雖偶有政治動盪，但總是能化險為夷，例如，2014年那一連串支持民主的雨傘革命一結束，這座城市就恢復了正常秩序。雖然香港人對於中國政府不允許香港選舉自己領導一事相當不滿，但他們當時似乎選擇了認命。
然而，今年的局勢卻在幾個月內風雲變色。一項要將嫌犯從香港引渡至內地的「逃犯條例」，將人民的憤怒化為一場無法預期的反政府抗爭。即使該法案已經擱置，抗爭仍在繼續。自1960年代文化大革命席捲香港以來，該地就再也沒有經歷這麼巨大的抗議活動。而這場混亂，已讓香港身為全球金融中心以及亞洲首要金融中心的地位，變得岌岌可危。
抗議群眾譴責中國政府侵犯了香港人民的生活，也侵蝕了法治與言論自由，這些香港最重要的制度，他們與香港警察之間的衝突越演越烈，這個城市過去曾是全亞洲最安全的城市之一，如今街頭鬥毆、蓄意破壞、縱火卻變得司空見慣。
更麻煩的是，可能的緩解之道正在急速消失，香港特首林鄭月娥的政府除了正式撤回「逃犯條例」以外，幾乎沒有釋出任何其他轉圜餘地，而中共掌權的北京當局也明確反對做出重大讓步。至於抗議群眾，則堅持香港政府必須同意五大訴求，包括釋放所有被捕抗爭者、獨立調查警方暴行、撤回「暴動」定性、讓香港人民直接普選立法會議席和行政長官。
北京意圖強力鎮壓
北京對這些抗爭群眾越來越失去耐心。中國國務院的港澳事務辦公室，在10月初譴責這場抗議是港版的「顏色革命」。港澳事務辦公室發言人楊光也在一份聲明中表示：「香港目前的混亂局面不可能無限延續下去。」
在此同時，北京偷偷增加了香港的駐軍數量，暗示已經準備好強力鎮壓。分析人士表示，抗議開始前的香港駐軍只有3千至5千名，如今已經增至1萬至1萬2千名。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香港抗議期間的10月中旬，訪問了尼泊爾。中國官方媒體報導，習近平對尼泊爾總理奧利（K.P. Sharma Oli）強調，「任何人企圖在中國任何地區搞分裂，最後只能粉身碎骨。」
但無論北京最後將如何回應這場抗議，香港暫時都還會是全球金融中心。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該區域沒有其他可相比的城市。
星國親商與守法特質獲凸顯
華盛頓大學奧林商學院（Olin Business School）教授大衛•梅耶（David Meyer）在10 月的《南華早報》評論指出，「香港擁有關鍵性的金融公司與金融家。他們管理亞太區及亞太與全球其他地區之間的資本交換。這種管理關係源自19世紀末，歷經多次戰爭、革命、經濟蕭條都屹立不搖。」
新加坡有一天可能會取代香港，成為亞洲主要的金融中心。該城市的親商與守法特質，讓它在世界正義工程（World Justice Project）2019年法治指數（Rule of Law Index）中的秩序與安全兩項都名列榜首。但在取代香港之前，它得先把重心從東南亞轉到整個亞太區域。
至於東京，雖然擁有亞洲最大的證券交易所，但裡面幾乎全都是日本公司。梅耶指出，東京絕大多數的金融公司，都只處理國內業務或日本公司的海外業務。外國的金融公司歷來也未曾將東京當作區域基地。
中企在美資本市場地位變數增多
此外，美中的經濟脫鉤可能會讓香港的資本市場獲益。中國企業為了全球業務的資金需求，長期以來一直想在世上流動性最強的美國證券市場尋求資金。最有名的例子，就是電子商務巨頭阿里巴巴在2014年成功於紐約證交所上市，籌募了250億美元，打破了首次公開募股金額的最高紀錄。根據彭博社的資料，目前已有173家中資企業在美國第一上市，總市值達7,580億美元。
但隨著美中貿易戰逐漸蔓延至金融領域，中國企業也開始重新考慮。目前中國公司在美國上市之前，都還不需要向監管機關提供原始審計資料。而中國政府也將這類訊息列為「國家機密」，禁止將審計機構的評估結果提供給他國。
但美國政界與那些倡議公司治理的人，卻早已反對讓中國企業成為特例，他們認為這將損害美國金融市場在監管方面的良好名聲。他們指出，許多在美國上市的中國公司都有造假帳等違規行為。今年6月，一個由美國兩黨議員共同組成的小組提出了一項法案，要求在美國交易所上市的所有外國企業接受全面審計。如果該法案通過，那些中國公司在3年的寬限期之後，只要繼續拒絕全面揭露資訊，就得從美國下市。
中國經濟專家、越南傅爾布萊特大學（Fulbright University Vietnam）副教授丁途（Christopher Balding）10月在彭博社的一篇評論中寫道：「要是高盛（Goldman Sachs GroupInc.）或特斯拉（Tesla Inc.）想在不受監管的情況下進入美國資本市場，沒有人會接受吧。既然如此，納斯達克或紐約證交所裡面的中國公司就不該享有這種特權。」
9月下旬，匿名來源向美國媒體表示，川普政府正在考慮逼迫中國公司從美國下市。川普政府否認了這些報導。
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賴瑞•柯德洛（Larry Kudlow）10月在華盛頓對記者表示，「我不知道這種說法是從哪裡來的，但政府目前並沒有這種打算。」
中國企業在美國資本市場的地位未來充滿不確定，不過香港很可能從中獲益。據報導，阿里巴巴打算在香港進行第二上市（secondary listing），希望募集200億美元的資金。分析師認為，它將待香港的政治僵局緩解之後，才會正式宣布計畫。雖然阿里巴巴目前並未打算退出紐約交易所，但如果有必要的話，在香港第二上市會對該公司相當方便。
「逃犯條例」傷害香港司法獨立性
未來幾年，只要中國資本繼續流入香港，香港就暫時不會變得沒沒無聞，但2019年的政治動盪，未來可能長期影響這座城市的聲譽。
首先，「逃犯條例」可能會傷害香港司法的獨立性，而司法獨立可說是讓香港成為全球金融中心的主因。如果失去了法治，香港跟其他中國內地城市沒有什麼不同。
無論「逃犯條例」到底是不是林鄭月娥的個人倡議，都證實了中國可能會將司法管轄權延伸到香港。通常習於順從的香港商界，這次之所以強烈反對該法案，就是因為這個原因。他們擔心北京會命令香港將中共不喜歡的商人移交給大陸當局。在中國大陸，那些與中共發生衝突的商人有時候會以莫須有的金融罪名被拘留。
雖然港府暫緩了修例，但傷害已經造成，截至10月中旬，暴力抗議依然沒有停止。香港政府已經動用緊急權力禁止民眾戴口罩，讓抗爭者無法隱藏身分。許多謠言都在說下一步就是宣布戒嚴。
新加坡相對於動盪香港更加安全
今年8月，哈里斯•布里肯律師事務所（Harris Bricken）的創始人丹•哈里斯（Dan Harris）在中國法律博客上寫道：「香港已經失去了國際商業與金融中心的地位，但不知道為什麼還沒有人站出來講這件事。」哈里斯認為，未來的跨國公司在設立亞洲總部的時候，會越來越常選擇新加坡而非香港，以香港作為仲裁地點的合約也會越來越少，到了最後，企業就會將員工與銀行帳戶撤出香港。
根據高盛估計，自6月抗議活動開始至今，從香港轉移至新加坡的投資資金已高達40億美元。
哈里斯預估，兩年之後香港就會「變得與現在大不相同」，5年之內「會讓大部分人幾乎認不出來」。
哈里斯的看法很明顯過於悲觀。畢竟，除非發生災難性的衝擊，否則很難想像傳統的金融業會直接退出香港，或降低香港的風險暴露程度。那些經營已久的零售銀行、私人銀行、私募股權投資公司、對沖基金，目前都還沒走到那一步，背後支持它們的律師事務所與諮詢公司也還不會。
然而，那些將決定銀行業未來的金融科技公司，就很可能不會將亞太總部設於香港。香港的政治動盪風險很高，新加坡相比之下安全多了。可以肯定的是，許多這類公司都會在香港開展業務，但它們不會像傳統金融公司那樣把香港當成關鍵。
而且對金融科技業來說，新加坡還有另一項優勢：它離蓬勃發展數位金融服務業的東南亞更近。中國已限制外國人投資金融科技公司，這意味著，外資幾乎無法從香港踏入內地的金融科技市場。相較之下，印尼、越南、菲律賓、泰國、柬埔寨、緬甸就開放許多。
當獅城之星冉冉升起，東方之珠終將逐漸褪色。這兩個都曾被英國殖民的城市，之所以走向不同的未來，可能源自一項關鍵差異。新加坡在1965年之後就獨立建國，可以規劃自己的道路。香港的命運，卻總是掌握在遠方的統治者手上，無論是倫敦還是北京。
原文作者為傅長壽，本文轉載自《台灣銀行家》。更多精彩內容，請詳見《台灣銀行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