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強調中美貿易戰不僅是經濟衝突，更是價值衝突的，是曾短暫擔任白宮策略師的右派政治活動家班農。班農雖然很快離開白宮並與川普本人決裂，但他的戰略思想早已被川普吸納。
班農曾經投書左派的《華盛頓郵報》，警告美國朝野切切不可信任中共政權。他認為，美中貿易談判，不管結果如何，簽下的任何東西，都只會是短期的停火，因為美中兩國進行的是長期的經濟和策略大戰。
班農指出，美國人應該先具備六項認知，才能理解為什麼與中國共產黨政權妥協是白費力氣。班農的這六點認知，有些相當精準，有的則犯了普通西方人觀察中國時的常見錯誤。
中國加入世貿，卻從不遵守世貿準則
班農的第一項認知是：中國從二○○一年加入世貿組織後，共產黨就在與民主國家爭戰，中國是美國此前未遭遇過的經濟和國安威脅。如果中國答應了美國的各項要求，停止強迫外資企業轉移科技、保護智慧財產權、停止匯率操控、停止網路間諜行為、撤除貿易壁壘、廢除國企補貼等，那無異要拆整個中國國家資本主義的台。因此，中國對世貿組織的要求陽奉陰違，甚至刻意破壞。
班農的這個認知是準確的。中國在經濟上從來沒有準備走自由市場經濟道路，因為與自由市場經濟相配合的必然是民主政治，而民主政治就意味著中共放棄一黨獨裁。自從共產黨這種怪胎誕生以來，從來沒有哪個共產黨自願、主動放棄一黨獨裁模式，一般都是走投無路、被逼無奈之時才以有限度的「改革」來求生——蘇聯和東歐國家共產黨失去權力的過程就是如此。
中國加入世貿，從來沒有打算遵守世貿的準則，只是想從中漁利，對自己有利的部分就接受，對自己不利的部分就拒絕。美國貿易代表署（USTR）報告指出，支持中國加入世貿組織是一個錯誤決定。中國入世後並未做出有助於市場化的改革，反而加強對貿易的控制以及對外商競爭設置障礙，違反了世貿的基本原則。
另一方面，此前幾屆美國政府為中國加入世貿組織放行，取消貿易與人權掛鉤，幫助中國成為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同時中國根本不改善其人權狀況。時至今日，中國在經濟、科技和軍事等領域與美國形成全面競爭態勢的同時，國內人權狀況日益惡化、專制進一步強化，並且再也不理睬西方社會的指責——西方也失去了推動中國人權進步的槓桿。
中國在「結構性改革」等重大問題上絕不讓步
班農的第二項認知是：如果美中有任何協定，那不是兩個相似的系統尋求更進一步的整合，而是兩個極端不同的經濟模式的巨大衝突。美國想見到的最好結果，是中國放棄當前的做法，讓美國建立關於執行協定的保證機制。中國想見到的結果，則是在中國提交一堆文件、做了一堆無法實現的承諾後，美國就解除關稅制裁，讓習近平等到川普下台，看看比較不反中的民主黨執政後對中國的態度會不會有所改變。
班農的這個認知也是對的。習近平的經濟政策顧問、中共政治局委員和國務院副總理劉鶴聲稱，中方「在重大原則問題上絕不讓步」。在三個核心問題上，雙方無法達成共識：一是取消全部加徵關稅；二是貿易採購數字要符合實際；三是改善文本平衡性，「任何國家都有自己的尊嚴，協定文本必須平衡。」
隱藏在這三個問題背後的，是美方提出的中國必須做出「結構性改變」的要求，這正是習近平堅持的「絕對不能改」的部分——一旦「改」，就等於要了中共的命。習近平在改革開放四十週年慶祝大會上說：「改什麼、怎麼改必須以是否符合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總目標為根本尺度，該改的、能改的我們堅決改，不該改的、不能改的堅決不改。」在此意義上，習近平已經為中美達成貿易協定提前判了死刑。
川普當然也不會在這些「結構性」問題上讓步。川普在推特上發文說：「我想，中國人認為他們在最近的談判中遭到挫敗，想等二○二○年的美國大選，看他們是否有運氣等到民主黨勝利，那樣他們將可以繼續每年從美國竊取高達五千億美元的資產。」川普自信滿滿地說：「唯一的問題是，他們知道我將當選連任（因美國經濟大好局勢和史上最高就業）。如果他們在我第二個總統任期時再談判，要達成協議將更難，他們得到的東西將更少。」
劉鶴不是改革派，中共高層早無改革派
班農的第三項認知是：中國國家資本主義有許多既得利益者，資源豐厚的國企經由政府補貼和盜取科技而得以生存，如果中國改革了，這些國企就會失去競爭力，而讓許多共產黨官員丟失利益。這是共產黨內部政治的現實，以劉鶴為首的改革派，對抗的是一大票屬於既得利益者的對美鷹派。「現在黨內的笑話是，劉鶴有百分之五十的機會變成鄧小平那樣的改革開放代表性人物，另外一半的機會是被關進大牢。」
班農的這個認知是完全錯誤的。首先，共產黨體制內沒有真正的改革派、民主派。「六四」屠殺之前的胡耀邦和趙紫陽勉強算是半個改革派，但他們的改革只是有限的經濟改革和更加有限的政治改革。而且，趙紫陽在其晚年的回憶錄中坦承，他在位時並未思考徹底的政治改革議題，他的權力相當有限——他至多只是鄧小平的「祕書長」、「大管家」罷了，並無最高決策權。他是在失去權力之後被幽禁的晚年，才有了全面民主化的想法。而迄今為止，中共體制內看不到出現戈巴契夫式的人物的可能，防止黨內出現戈巴契夫式的人物，是習近平念茲在茲的首要問題。
其次，劉鶴不是改革派，而是不折不扣的「習近平派」。如果說劉鶴是改革派，習近平就一定是改革派——只有改革派才會重用改革派，而這顯然不符合基本的事實。假如劉鶴是改革派，而習近平是保守派，那是低估了習近平的智商——習近平再愚鈍也不會任用跟其理念背道而馳的人當其經濟政策的操盤手。劉鶴在哈佛大學鍍金的經歷，並不意味著他就是親美派、親自由經濟派和親民主政治派。
第三，班農說，劉鶴有一半可能成為鄧小平那樣「改革開放代表性人物」，這更是錯上加錯。一方面，鄧小平並不是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而是屠殺人民的「總射擊師」，毛澤東對鄧小平的評價相當準確——鄧小平是「開鋼鐵公司的」，意思是鄧小平跟他一樣冷酷無情、殺人如麻。另一方面，劉鶴連政治局常委都不是，在中共黨內只是位階較為次要的政治局委員，將劉鶴與鄧小平相提並論，過分抬高了劉鶴的地位。
班農對劉鶴的錯誤評估，表明並非中國問題專家的班農對中共的權力結構並不了解。
越是強硬，川普越受美國人歡迎
班農的第四項認識是：在白宮內外都有一派人，利用川普對股市高點的驕傲，還有對失去農業地帶選票的擔心，想要讓川普接受一個比較溫和的對中協定。但這是一個錯誤的看法。美國經濟在對中施加關稅的情況下，仍然穩健成長，對中強硬不會讓經濟和股市崩盤。但如果對中軟弱，民主黨的參議員舒默和總統候選人之一桑德斯，都會迫不及待地攻擊他，而共和黨內部，甚至會有對中鷹派站出來挑戰川普做為在任總統的當然提名地位。所以，川普最好的政治選擇反而應該是繼續對中強硬。
這個認識倒是說出了白宮的真相：鷹派已占據上風，鴿派完全失勢。川普的執政滿意度日漸上升。根據民調機構拉斯穆森（Rasmussen Reports）發布的報告，百分之五十三的受訪者滿意川普總統的施政表現。拉斯穆森報告說，前總統歐巴馬在第一個任期內相同時期的支持率為百分之四十六，比川普低七個百分點。根據喬治城大學政治與公共服務研究所和麥考特公共政策學院所做的「戰場民調」（Battleground Poll），美國民眾高度肯定川普總統在經濟、就業和稅收等方面的施政表現。該民調結果顯示，百分之五十八受訪者支持川普的經濟政策，百分之五十七滿意他在創造就業方面的努力，百分之四十五贊成他的稅改政策。
美國的民調顯示，美國選民更支持川普對中國的強硬政策。二○一九年三月分的民調指出，一年來對中國有好感的美國民眾比例，從百分之五十三減至百分之四十一，有百分之四十六的美國民眾主張，中國是未來十年美國的最大威脅。在對中國強硬有強大民意基礎的情況下，川普沒有理由輕易與中國達成妥協，越是強硬，川普就越受美國人的支持。
沒有監督機制的協議，是一紙空文
班農的第五項認識是：即使是最嚴格的協定，沒有監控機制也是枉然。美國最大的危險是，現在簽了看起來很好的協定，但幾年後發現被騙了。中國在加入世貿組織後，美國以為會有十幾億的消費客戶，但唯一「收穫」卻是丟失五百萬個製造業工作職位。
這項認識正是美國和中國在貿易談判中的關鍵分歧所在：中國希望像往常一樣，簽署一份不需要負責的協議就能輕鬆過關；美國則希望在協議中附加監控機制，比如保持關稅的懲罰，否則中國一旦故伎重施，美國只能無計可施。
中國當然知道，一旦這樣做，就意味著以後只能「說到做到」，再也無法作弊。中國便用民族主義來拒絕美國的要求，聲稱這是對其國家「經濟主權」的侵犯。中國在談判中慣用的伎倆是，迅速將純粹的經濟和信用方面的問題，轉換成政治和民族自尊心——而後者是中共的「顏面」和「命根子」，是不能談判、不能讓步的。
然而，無論中國如何乾坤挪移，川普不會犯跟此前幾屆總統同樣的錯誤，他要簽訂的協議，必須是能夠真正落實而且配備了監督機制的協議。現居美國的中國經濟問題專家梅鳳傑表示，美國必須正視的一個問題就是在中國缺乏司法獨立的情況下，如何確保雙方簽約後中方不耍賴皮。換言之，雙邊貿易的「結構性改變」實際上就是貿易過程中如何落實、監督和管轄的問題，而習近平所說的「不能改的堅決不改」就是擔心喪失中國的司法審判權和監督權。
川普與習近平的對抗，決定著世界的未來
班農的第六項認識是：世界逐漸看到一個極權化和軍事化的中國。中國把上百萬人民關入集中營，壓迫維吾爾族、基督徒、佛教徒，監視、奴役自己人民。這是歷史性的時刻，世界正分成一個自由、一個奴隸的兩個陣營，川普和習近平的對抗結果，會改變世界走向。若川普贏了，世界就更自由、更民主、更市場資本主義；若習近平勝了，中國特色的國家資本主義，就會讓世界走向極權。而美國對抗的是共產黨，而不是中國人民，中國人民長期以來都是共產極權的受害者。
這個認識對了一半，錯了一半。前半段是對的，中國對美國的威脅侵門踏戶、迫在眉睫。美國智庫外交關係協會（CFR）發表報告指出，中國對世界秩序以及對美國和其盟友逐漸累積的危險，源於柯林頓、小布希和歐巴馬過去三屆美國政府誤讀了中國的戰略意圖，直到本屆川普政府才「喚醒夢遊中的美國」，正視北京對美國國家利益和民主價值的威脅。
共和黨資深眾議員沃爾夫（Frank Wolf）曾批評說，「六四」屠殺以來，歷屆政府的對華外交政策並未體現人權、宗教自由和法治等美國價值觀，雙方發展關係是以貿易和市場為主。「六四」屠殺之後，美國透過擴大和中方的貿易，「讓那些應該為『六四』負責的人更加富裕，更加有力量，也使得他們更加大膽」。沃爾夫表示，歷屆政府在「六四」事件後執行的對華政策證明是錯誤的，「中國的經濟開放並沒有像有些人想像的那樣帶來政治開放」。川普政府扭轉了此前持續三十年的錯誤。
另一方面，班農的錯誤是，他特別將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加以區分，這種過於禮貌的論述，是試圖從糞坑中淘金，等於在做無用功。
中共與中國、中國人無法截然分別，中共不是一個從天而降的外來政權。若沒有中國人民的支持，共產黨不可能在中國持續掌權如此之久。中美貿易戰以來，中國國內民族主義情緒高漲，支持習近平和反美的言論滿坑滿谷，反對共產黨和支持美國的聲音則寥寥無幾，這當然有中共網路宣傳機構刻意運作的因素——真話被迅速刪去，「五毛」言論被批量製造出來。但是，也不能否認這樣的事實：習近平確實擁有相當高的民意支持率，習近平在地方考察時，有不少民眾自發喊出「習主席萬歲」的呼聲。
中國人既是受害者，也是施害者，或者更準確地說，他們是斯德哥爾摩症候群患者，不值得給予他們多愁善感式的同情。
內容來源：《用常識治國 右派商人川普的當國智慧》八旗文化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