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倍晉三為了提振日本經濟，端出26兆日圓的新經濟對策，除了災後重建外，也要防止國內外經濟下滑風險，並確保東京奧運過後，日本經濟能持續增長，目標要讓GDP成長1.4個百分點，但大撒錢是否奏效，有待觀察。
1.8%，這是日本今年第3季經濟成長率（GDP）的亮眼成績單，不僅遠遠高於原先預期的0.2%，更是連續第4季成長。但，在這超乎預期數字的背後，經濟學家卻發出警告：第4季GDP將陷入衰退，更隱藏著日本經濟衰退的隱憂。
先來看幾個證據。首先，日本出口額連續11個月減少，根據日本財務省最新公布的10月出口數字，較去年同期下滑9.2%，創下3年來最大減幅，對美、中兩大市場更出現兩位數的衰退。
再來，是日本所有行業的大企業景氣指數（BSI）。最新出爐的數據是-6.2，是2016年第2季-7.9以來的低點，《共同社》報導指出，受到中國等海外市場需求低迷拖累，以汽車、生產用機械用具為主的製造業，更明顯下降至-7.2。
這些數字，都與第三季GDP的表現南轅北轍，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結果？故事，要從日本調漲消費稅說起。
增消費稅因應公共建設、社福支出
從歷史來看，面對疲弱不堪的經濟，日本政府習慣以擴大公共支出的方式因應，包括1998年的亞洲金融風暴、2008年的金融海嘯，乃至於2013年安倍經濟學射出的三支箭。
成效如何？確實，為配合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政策，日本央行採取極度寬鬆貨幣策略，使得日圓貶值、股市維持高點、企業出口業績成長，甚至，2018年度日企獲利約84兆日圓，創史上新高外，就業數也連續6年成長。
但事情總是一體兩面，伴隨龐大財政支出而來的，便是政府的債務問題。RFI東京特約記者楚良一就曾撰文指出，截至2018年底，國家和地方政府長期債務約1,107兆日圓，占日本GDP比重超過200%，名列所有先進國家中「最差」的第一名，就連當年希臘財政破產時，財政債務與GDP比例也僅為170%。
此外，目前日本65歲以上人口比例近3成，迫使日本政府負擔的社會保障支出費用節節攀升，光是老人福利與醫療保健，合計就占整體8成左右，也造成相當大的財政負擔。
為了減緩國庫負擔，增加稅收勢在必行。
日本稅收有三大來源：所得稅、企業稅與消費稅。前二者容易受到景氣波動影響而增減，但消費稅大都來自民生必需品，波動情形也較小，因此，日本政府決定分階段調整消費稅的稅率。
2014年4月1日，消費稅從5%增加至8%，增幅高達6成，民眾多趕在增稅之前「爆買」，雖然形成一波消費潮，但實際增稅之後反而消費不振，GDP減少0.4%，呈現負成長，連帶使得原先預計在2015年10月提升至10%的第二階段增稅政策，被迫延期，直到2019年10月1日才正式實施。
民眾爆買推升GDP，惟製造業遇逆風
儘管日本政府為了避免爆買潮重演，導致經濟再度負成長，而祭出「輕減稅率」政策，例如：購買蔬果、肉類、調味料等食材，仍維持在8%稅率；或使用非現金支付方式，有優惠票價或更多點數／現金還元優惠等方案，但仍無法避免民眾提前囤貨的心態。
農林中金綜合研究所首席研究員南武志就對《路透》表示，經濟大幅增長，是拜零售商等非製造業的強勁投資所賜，「相形之下，製造業支出就沒那麼強了。」換句話說，民間消費跳增，造就第3季GDP的好表現，但對未來數月的需求而言，並非好兆頭，除非出口出現反彈，否則經濟將失去增長的動力。凱投宏觀資深日本經濟學家提里安特（Marcel Thieliant）預言，「雖然日本在10月上調消費稅之前的經濟擴張速度快於初值，但2020年產出可能會萎縮。」
IHS Markit經濟學家海斯（Joe Hayes）則從日本10月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PMI）降至48.4觀察指出，以製造業為主的日本，第4季一開始，該數據就創下逾3年低點，顯示日本製造業面臨的壓力有增無減。
例如，10月日本零售額月減7.1%，百貨店銷售額下降17%，家庭開支則減少5.1%，但汽車銷售年減24.9%，工礦業生產下降4.2%，是2018年以來最大跌幅。
不僅如此，《彭博》（Bloomberg）報導指出，日本企業在帳上的現金達到506兆4,000億日圓（約合新台幣141兆7,920億元），創下彭博有紀錄以來的新高。照理來說，企業賺錢多半有三種用途：繼續投資、回饋股東或分給員工，但，這些日企卻寧願選擇「現金為王」，就是因為對未來感到不安，認為經濟將再次惡化而不敢投資。
總的來說，「亞洲地區整體成長依然疲軟，等同於外部需求疲弱，而日本內需又減速，短期內恐怕難以見到任何舒緩情況。」海斯表示。
再推方案砸26兆日圓，對抗需求不振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2019年12月初，日本政府再度推出新的刺激方案，總規模達26兆日圓（約合新台幣7.3兆元），是繼2016年8月以來，最大的財政刺激方案，目標有三：一、因應災後重建經費，規模約7兆日圓；二、因應國內、外需求不振的經濟下行壓力，規模達7.3兆日圓；三、提前因應2020年東京奧運後的經濟失速壓力，規模約11.7兆日圓。
日本政府指稱，將在2019年底補充預算和2020年度預算中編列資金，中央政府與地方財政合計承擔13.2兆日圓，以此帶動民間投資，至於公共投資不足部分，將以發行建設國債因應。並且，此政策可望拉動GDP約1.4個百分點。
「貨幣政策刺激有限，特別是像日本與歐洲已進入實質負利率的地區，別無選擇，只能支持財政擴張政策。」IHS Markit駐東京首席經濟學家田口晴久點出日本不得不擴大財政支出的苦衷。
然而，此舉卻引來不少質疑，甚至看衰的聲浪。
三菱UFJ調查諮詢公司主任研究員小林真一郎就指出，實施規模如此龐大的經濟對策的必要性值得商榷。日本共產黨書記長小池晃也批評，此次增稅引發景氣下降，尤其此次增稅，財政收入僅多5.6兆日圓，政府卻大手筆撒出更多銀彈，進一步增加財政負擔，甚至可能導致再次加稅。
的確，國際貨幣基金（IMF）新任總裁喬治艾娃（Kristalina Georgieva）日前訪日時就建議，為支應高齡化社會持續增加的社會保障經費，日本有必要續漲消費稅，到2030年增至15%，2050年增加至20%。
惡性循環金融機構恐踩雷，日本經濟陷僵局
另一個隱憂在於，日本長期實施負利率政策，國內的金融機構為確保資金運用能獲得回報，積極投資海外金融商品。其中，由於美國利率在去年底前維持上升態勢，其發行的浮動利率結構商品的「擔保貸款憑證」（CLO），便獲得日本大型金融機構青睞。
由於CLO與引發次貸風暴的房地產抵押擔保債券性質雷同，日本央行日前則出具金融系統報告示警，目前日本金融機構投資餘額已達12兆7,160億日圓，是3年前的2.5倍，更占全球15%的CLO市場。儘管其持有的CLO當中，多半屬於評等最佳的「AAA」，利息收入也遠高於利息支付，但隨著全球復甦腳步減緩，CLO仍可能面臨降等、價格滑落2至3成的風險。
尤其，一旦美國景氣惡化，日本金融機構將失去應對能力，能給予企業的融資也隨之減少，加上日本景氣前景不明，要求金融機構正視CLO帶來的風險。
對日本政府來說，現狀等於陷入一個惡性循環的死胡同當中。也就是說，一旦政府要增稅維持財政平衡，民間消費勢必下滑，在貨幣政策無法灌注更多銀彈時，政府為了挽救疲弱的經濟表現，又不得不擴大財政支出，但又可能引發財政破產的危機。
12月10日，日本政府決定追加發行逾2兆日圓的赤字國債，原因是企業業績成長乏力，稅收遠低於原始的預算目標。特別的是，在年度中間因預計稅收下滑而增發赤字國債的作法，是3年來的首次，更凸顯出日本政府依賴借款及嚴峻的財政狀況。
原文採訪、撰文為程佳芳，本文轉載自《台灣銀行家》。更多精彩內容，請詳見《台灣銀行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