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以來的武漢肺炎風暴，毫無疑問的是中國自1989年六四以來最重大的國家事件，也顯然即將成為中國歷史上的另一個拐點。
除了面對當前中國與亞洲周邊各國的疫情之外，世界各國紛紛聚焦在集大權於一身的習近平，要如何面對與度過這個危機。
三件事看出習掌握的黨系統「動得很厲害」
我們先把時間軸縮小，來看這整個疫情當中的重要轉折，也是上週的三個重要事件：
一、2月11日，路透社披露習近平在2月3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警告地方官員，防疫措施太過頭已經損害經濟。
二、2月12日，中國傳出成功製造武漢肺炎的實驗性用藥瑞德希韋（Remdesivir）並已可批次量產的新聞。
三、2月15日，中共黨媒「求是」雜誌刊登習近平2月3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談話全文，文中顯示歷經疫情初期權責不明的渾沌階段，特別是傳聞總理李克強擔任中央疫情領導小組不願扛責之後，習近平首度在正式會議中以多個「我主持」開頭的文句，宣告了對整個武漢肺炎事件政治責任的扛起。
「辦誰與不辦誰」：地方口罩稅埋「新打貪」伏筆
很顯然，習近平在中國開工日期前夕掌握了可量產瑞德西韋的重要報告，因此有了可以堅定開工日期的底氣。
儘管從防疫的角度，開工對目前檯面上稍稍趨緩的疫情是提油救火的舉動，但是除了對中國經濟衝擊的考量之外，觀察開工後這幾天的一些蛛絲馬跡，就容易顯示習近平有更深一層的考量。
首先，在復工之後，紛紛傳出各地各種千奇百怪的「口罩之亂」。地方官員一手持著開工令，一手卻又要雇主必須準備口罩才能開工，同時巧立名目的要企業繳交各種保證不得發生疫情的保證金。
在中國依然遍地嚴重缺口罩的現況下，企業主只能經由地方官員所「介紹」的管道購得口罩。私自進口或自外地購得運入的口罩，隨時可能遭受地方政府以徵收為名強取豪奪。
這種任由地方政府強徵「口罩稅」的做法，表面上是圖利攏絡地方勢力換取效忠，實際無非是為了下一波的「新打貪」設下的誘餌圈套，為將來「辦誰與不辦誰」的權力操弄奠下基礎。
「醫誰與不醫誰」：武肺解藥成為權力競逐聖盃
其次，掌握了瑞德西韋的本地製造，就等於藉著掌握救命解藥的分配權，也掌握了絕對的實質生殺大權。
不論中國自行生產的瑞德希韋效用如何與產量多少，在此起彼落的中國疫情所可能伴隨的政治危機中，瑞德希韋非常有可能成為權力競逐的聖盃。
但如何讓這個聖盃發揮最大效用，就不能讓疫情太容易被控制，甚至讓各不同政治勢力的頭人們人人自危。這也是「防疫措施不能太過頭」的言外之意，「醫誰與不醫誰」就成了習近平握在手裡的第二張牌。
「救誰與不救誰」：國進民退激化，習充分掌握國家金融機器
再者，中國的景氣寒冬不可避免的在這波疫情之後即將開始。取消了國家領導任期制集大權於一身的習近平，之前怎麼算也算不到當危機來臨時卻變成了沒了下台階的背鍋者。
不管這一波疫情之後的中國變成什麼樣子，習近平都是理所當然必須出來收拾的領導者，也必將成為前朝守舊勢力與改革開明派夾殺的目標。
但是不論何方的鬥爭勢力，企圖以疫情後的經濟危機作為批鬥習近平的理由卻絕非容易。掌握國家金融機器的習近平面對全面的經濟災情，更容易激化過去這一年「國進民退」的思維。
除了從金融機構放貸國營企業進而大舉賤價收購艱困民營企業之外，特別是當中國民營企業紛紛因為財務槓桿面臨泡沫之際遭遇疫情，這些金融政策就成了習近平「救誰與不救誰」的第三張牌。再怎麼因為疫情對習不滿，身處經濟危機時面對真金白銀的誘惑，這些反對勢力很難不被各個擊破。
「鬥誰與不鬥誰」：「新紅衛兵」蠢動，習隱藏版最後王牌
尤有甚者，在廣大的中國城鎮農村地區，這段時間藉著種種的防疫社會運動所被刻意復燃的街坊城管勢力，已經儼然成為蠢蠢欲動的「新紅衛兵」。各種荒腔走板的「鬥地主」模式，假借防疫之名在城鎮鄉村地區被縱容。
對自文化大革命時代成長的習近平，紅衛兵模式的社會鬥爭是他最熟稔，也最信任的鬥爭工具。這一著暗棋是習近平握在手中的最後王牌，一旦中國社會在疫情與經濟風暴的雙重衝擊下威脅到共產黨及習近平個人的統治基礎，習會毫不猶豫的選擇以大規模社會運動的方式來解決問題。而屆時這些實體的新紅衛兵與線上的粉紅網軍「鬥誰與不鬥誰」，就是一切效法毛澤東的習近平一句話說了算。
有這「辦誰與不辦誰」「醫誰與不醫誰」「救誰與不救誰」「鬥誰與不鬥誰」四大王牌在握，也難怪面對如此險峻的疫情，以及正成為進行式的景氣急凍，習近平仍然是氣定神閒的好整以暇。看來這一波的疫情，是中國人民的苦難，但也會是只屬於人民的中國式苦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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