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日本總理森喜朗抱病帶團來台弔唁，感人肺腑的追悼文，不僅解消了原先在防疫與外交特惠的兩難疑慮，文中多次提到的天才橄欖球王柯子彰，更成為媒體矚目的焦點。許多人因此得知柯森兩家從父輩以來的真摯情誼，也重新開始認識戰前台灣這位國際運動明星。
民間家族情誼，成台日關係的重要地下水脈
柯子彰與森喜朗之父森茂喜是早稻田橄欖球校隊摯友，1989年森茂喜病重辭世的前後，柯子彰特別從台灣趕赴陪伴送行。對森喜朗而言，柯子彰就是從小看他長大的父輩叔叔，森喜朗2003年來台第一件事即直奔淡水柯家墓園弔唁柯子彰。
柯子彰在2001年過世，但當時森喜朗擔任首相，受限無法來台，森對此始終耿耿於懷。不過在他短短一年多的任期，卻促成了李登輝總統訪日的突破性成果。原因如同弔辭所言，因為身而為人。這個政治決斷，其實也與森本人的台灣經驗息息相關。
這種家族內部透過父祖輩傳承下來的台灣經驗，戰後長期消失在日本的公領域，卻是聯繫台日關係的重要地下水脈。讓這些民間網絡登上檯面的，正是李登輝卸任總統後的訪日活動。而負責串聯的主要由所謂的「戰中派」世代領導，「日本李登輝之友會」的首任會長阿川弘之、第二任會長小田村四郎以及《台灣紀行》對談的司馬遼太郎，都屬於這個世代。
關於二戰記憶，可分為三個世代
顧名思義，這種世代論與戰爭有關。長期以來，對於二戰歷史的記憶與解釋，在日本社會始終是個爭議話題，也牽動東亞鄰國的敏感神經。關於戰爭記憶的討論，依據戰爭體驗的程度，一般分成三個世代。
一、戰前派：敗戰時30歲以上，1937年日本進入戰時體制以前就已經是成人了，成長期經歷完整的大正浪漫民主氛圍，例如丸山眞男、竹内好等。
二、戰中派：敗戰時20歲前後，戰時體制下度過人格形成的青春期，學徒兵世代，死傷最慘重。代表人物有鶴見俊輔、司馬遼太郎、阿川弘之、三島由紀夫、山崎豐子等。
三、戰後派：敗戰時10歲左右的少國民世代，只有躲避空襲與鄉下疎開的生活記憶，但無實際出征的戰地經驗，知名人物如江藤淳、大江健三郎、石原慎太郎等。以上區分當然會有個體差異和跨代的情形，但不失為簡便參照。
1910年出生的柯子彰與森茂喜屬於「戰前派」，柯子彰早大畢業後前往滿鐵就業，我們從其孫女寫作的論文得以一窺大正人的丰采與球場英姿。這個世代的台灣菁英，228時犧牲慘重，因為終戰當時已經是各行各業的領頭羊。柯子彰雖躲過島內的殺戮戰場，潛心推廣橄欖球教育，卻始終充滿「憂鬱的樣態」。
1923年出生的李登輝與所有「戰中派」一樣，悲慘的戰場經歷深刻影響日後人生。與戰前派可以自由吸收各種人文歷史哲學的情況不同，這個世代的青春期幾乎都在「減私奉公」的氛圍，為了向前輩看齊或彌補未完學業，終身戮力充實各種教養文化。
對於那場戰爭，戰前派往往充滿可以阻止卻沒有阻止的「悔恨」，戰中派毋寧批判最直接有力，阿川弘之《雲之墓標》即為日本反戰文學經典。然而同樣是反戰厭戰，「戰後派」因為沒有從軍經驗，主觀印象優先，跟戰中派還是有別的，這個世代也最容易走到左右意識形態的兩端。
戰中派世代，人際往來超越意識形態
戰後左翼思潮當道，同盟國最高司令官總司令部（GHQ）嚴格檢閱任何跟武士道、日本精神有關的言論思想。原本反戰最力的戰中派開始質疑：愛國何錯之有？阿川弘之等人後來形成保守派主力，他與台灣的淵源並非始自李登輝，而是當兵時來高雄受訓，與他經驗類似的還有去年辭世的中曾根康弘。
1968年柳文卿事件發生，阿川弘之當時已是日本文壇重量級人物，投書聲援許世楷等人的救援行動，痛陳日本做為前「祖國」的不仁不義。
由於「為國而戰」的相同經驗，戰中派這個世代的人際往來是超越意識形態的。例如鶴見俊輔（1922），他可以和保守派的上坂冬子（《虎口的總統》作者）對談火花不斷，也可以和當代進步知識人上野千鶴子、小熊英二徹談三日夜。這種看透生死、有容乃大的世代特質，在李登輝身上也看得到。
日本的「戰後處理」（談和、補償、海外返鄉事業等）從廢墟中出發，如何避免像德國那樣被列強分據、維護國體與社會秩序，是戰前派那個世代最大的責任。
在那個時間點，李登輝與森喜朗，如同大學畢業生與小學生的兄弟關係。隨著歲月流逝，戰前派已退出歷史舞台，戰中派逐一凋零，戰後派與戰後出生者對於父祖輩的努力毫無印象，李登輝的存在，如同記憶的樞紐，卸任後近20年在日本引領旋風，其來有自。這是為何森喜朗在弔辭中，除了透過柯子彰講述自己與台灣的淵源外，特別感謝李登輝教導的地方。（戦後処理の嵐）
李登輝的存在，如記憶樞紐
這種記憶樞紐角色，同樣也發生在台灣。1988年李登輝就任總統後，喚醒了台灣日語世代的歷史記憶。作家陳柔縉曾用「夏蟬爭鳴」形容這些歐吉桑、歐巴桑，經過了幼蟬期的壓抑等待，終於出土天日，引吭高歌。但進入90年代後，旋即因慰安婦問題、台灣論事件而頓挫。
記憶之艱難，沒有其他地方比台灣更複雜了。昔日敵我共處於斯土，但不談那場戰爭，本省族群比外省族群還要失根／離散，集體失憶者奢談團結前進之類的「大物語」。
儘管艱難，但如同弔辭強調的，友情與敬意是可以超越國籍（族群）與立場的，彼此了解、理解到和解，一起追逐同一顆球（目標），在亂局中合作勝出。向那個逐漸風化的時代與世代致敬，也願他們能如「第八日的蟬」，看到的不是死去的敵我屍骸，感受的不是孤寂無解，而是活下來真好的想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