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新冠肺炎疫情肆虐，截至目前全球共2,770多萬名確診者，台灣僅不到500例，也在首波防疫挺住，且被許多國家盛讚，甚至向台灣取經，希望能複製台灣防疫模式，守住國家安危。
當中，「防疫醫師」的角色在這次疫情調查中功不可沒，且防疫醫師除了取得專科醫師，還要有臨床的基礎，更要接受長時間的公共衛生訓練。然而，防疫醫師這個角色並非一開始就有，背後一手建立起這個制度的，正是2003年SARS大流行時的前疾管局局長蘇益仁。
今年3月，指揮中心證實有2位防疫醫師離職，但不久前又爆出防疫醫師離職潮。談到當初為何會建立起防疫醫師制度？現在運作狀況又是如何？國家衛生研究院榮譽研究員蘇益仁，在接受《信傳媒》訪問時娓娓道來......
SARS時疾管局800多位員工僅7位醫師
蘇益仁表示，當初設立防疫醫師制度是因考量在SARS時期，疾管局（現為疾管署）有849個員工，「包含牙醫師只有7個是醫師身份，其他員工都是執行一般業務。」蘇益仁提到，「當時因為防疫人員都沒有醫師背景，所以去到醫院，尤其是醫學中心，可能就會比那些主治醫師或教授矮一截。」
「那時候我們一個員工告訴疾管局，說他爸爸從浙江回來有一些狀況、媽媽也有問題，正在跟台大醫院溝通的時候，他媽媽又被送到急診室，那兩人同時得到，是SARS的機率就很高，後來證實是SARS。」雖然員工機敏察覺狀況不對勁，但蘇益仁發現防疫人員講話聲量並沒有太被重視。
蘇益仁進一步指出，當時也因為這件事發現，疾管局有各個分局，包括北中南東部，「但分局的主任、分局長也都不是醫師，所以他們要去跟醫院溝通基本上都會有一些問題，我那時候就覺得防疫醫師如果沒有醫師身份，很難去跟醫療體系溝通，只有靠政府的權威也不夠。」他還提到，當時美國有30多人來台支援SARS防疫，「他們大部分幾乎都是醫師背景。」
後來我去香港也問他們的防疫人員，很多都是醫師背景，當時就覺得台灣如果不設立防疫醫師制度，很多跟醫療體系的溝通、疫調、疾病診斷......疾管局都是靠防疫專家會議，從各個醫院或醫學院請專家來開會決定，本身內部沒有這樣專長的人員，那時候我就決定去設立防疫醫師的制度。那時候其實跟現在一樣，在疫情的時候你要提出一些建議，上面都滿可以接受的。
為爭取「防疫醫師」奔走行政、考試、立法院
有了這些觀察和需求，蘇益仁在當時行政院會議報告SARS時便提出來，「那天恰巧是林信義副院長主持行政院會，我跟他說防疫醫師很重要，但疾管局800多人只有7位是醫師或牙醫師，他就問說為何台灣醫師都不願意去疾管局？我跟他說有2大問題：薪水和定位。」
蘇益仁提到第一個問題「薪水」，「那7位防疫醫師的月薪大約是7萬塊，但醫院醫師月薪大約都是15-20多萬，所以第一個就要解決薪水問題。」後來蘇益仁提出需要有60位防疫醫師，30位在局本部、30位在各地區衛生局，「隔天林信義在會議時就說通過。」
通過後隔天，蘇益仁表示人事行政局副局長李若義告訴他，公務人員人事凍結，「他就說能不能不要94個那麼多人，問我能不能減半變成47個，我就說好。」至於薪水的部分應該設多少？「改變制度真的非常困難，尤其公務體系薪水很難，我知道檢察官跟法官薪水有特殊，我就說比照檢察官跟法官，這樣比較容易通過，林信義就說通過。」
蘇益仁提到，防疫人員配置其中一部分是防疫醫師、一部分是昆陽實驗室的科學家，「因為科學家如果不加強，診斷試劑、病毒的檢定...這部分研究都沒辦法到位。那也因為林信義來自企業界，他能夠接受這樣的觀念，最後李若義就說30個防疫醫師、17個科學家。」
蘇益仁也提到第二個問題「定位」，「防疫醫師進到疾管局，如果不能做主管，還是要聽一般組長、科長的指示。」不過蘇益仁認為有些專業的東西，仍需要專業背景處理。「後來我就去找考試院的吳容明，那時他是銓敘部部長，說要防疫醫師做主管太難了，因為進入高普考要變科長非常困難......他後來就跟我說這個要做也可以，但要經過考試院院會通過。」
經過一番努力，10多位考試委員2/3通過，「我跟每個考試委員溝通，他們都贊成，考試院這邊就通過了。」考試院通過還不行，蘇益仁說後來還要到立法院去立法，「因為疾管局有47個科長，後來立法院就提出決議說要有醫師可以做的，有12個科的科長或組長讓防疫醫師可以擔任。」
「防疫醫師開會都坐第二線...」
建立完防疫醫師制度後，蘇益仁在2004年5月辭了職位，「後來他們把防疫醫師送到美國CDC或是歐洲受訓，除了有感染科專任主治醫師的專業訓練，又有流行病學防疫訓練，現在已經過了10多年。」
那現在疾管署的防疫醫師還有多少位？
「我們原來有30個防疫醫師，後來疾管局就變成疾管署，聽說又增加5個，所以不只原來30個，但剩下幾個我不知道，因為過去半年聽說陸續有好幾個防疫醫師離開，我也不知道真正的原因，他們對於工作的制度或其他有沒有不滿意的想法我不太清楚。」
「但現在遇到一個問題是，我後來參加幾次他們（指揮中心）的專家會議時，原來我認為他們都是感染科專科醫師，也到國外受過訓練，在疾管署的經驗也都10多年了，理論上應該可以獨當一面，但後來發現他們的運作，還是維持在過去沒有防疫醫師的方式。」蘇益仁表示。
蘇益仁指出，現在的專家會議出席的包括學者、醫師、外部人員，「疾管署現在聘很多學術專家，他們在開會時是主體，防疫醫師都坐在第二線，就變成好像是專家委員做的決定，防疫醫師只能表示意見或去執行，但很多時候彼此可能會有意見不一的看法。」蘇益仁指出，包括像彰化白牌計程車司機案件，「是不是被浙江台商感染，有不同的意見。這個情形發生在彰化，所以跟後來為何彰化要做萬人血清抗體，恐怕多少也有點關聯。」
蘇益仁：政治凌駕專業之上，一定會扭曲防疫體系
蘇益仁也提到，若是遇到政治凌駕專業的狀況，「防疫醫師比較是專業角度在做事情，但一個專業的體系放進公務、官僚體系的時候，很多東西是無法依照專業的知識去判定做決定的。經過彰化事件跟台大公衛事件，就知道政治跟專業有時候是非常難處理的問題。」
蘇益仁還指出防疫醫師遇到的挑戰，「在防疫的過程裡面，他們常要去疫調，非常忙，聽說他們都在做文字作業、寫很多報告，但是他們在醫療體系這麼資深，做的專業就是疾病的診斷跟病人的診斷治療，頂多加上防疫的事情，工作性質跟他們的定位其實是有一點問題。所以很多人會離開是因為這樣，有心人就留下來，但有些人覺得自己的專業沒有被重視。」
他舉美國為例，「我們很多人都是從美國疾管局訓練回來的，那個地方非常有經驗且厲害，但遇到一個政府體系例如川普，不一定尊重CDC（疾管署）意見，所以CDC過去的預算就被刪了。很多問題把專業跟政治放在一起，政治如果凌駕專業之上一定會扭曲防疫體系。」
蘇益仁進一步指出，食藥署也面臨同樣的問題，「台灣食藥署裡面都是行政人員，所以在審查很多產業界的案子，其實都靠外面委員在決定，那很多外面的委員都是大學教授，對產業也不一定知道，所以後來才會有CDE（醫藥品查驗中心）的成立，但CDE成立是財團法人，還是要聽食藥署的指揮。」
「所以政府最大的問題是，我們用高普考取得資格的官員，裡面沒有像是醫師或科技業博士學位的專業人才。」蘇益仁指出，許多政府相關單位應比照疾管署防疫醫師制度，靠防疫醫師補足專業問題，他也希望防疫醫師的專業可以更被認同及看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