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台幣匯率在2020年3月觸及30.02兌1美元低點後，便一路升值到去年底的28.39兌1美元，過程中不斷攻破楊金龍防線、一度突破彭淮南防線，去年12月底外匯存底金額5299.11 億美元的歷史新高，一位央行理事在去年第4季「央行理監事會議議事錄摘要」說當前新台幣升值的情況與當年「荷蘭病」的背景有些相似，一時之間，「荷蘭病」再度成為台灣金融圈話題，似乎回到了1980年代。
去年底，當媒體報導央行理事提醒台灣目前可能出現「荷蘭病」的症狀，例如貨幣大幅升值、單一部門表現特別強眼之後，幾個財經節目跟著討論。
什麼是「荷蘭病」？1977年11月26日那期的經濟學人創了這個詞。指荷蘭在第一次能源危機時，因參與北海油田的䦕發獲得大量的天然氣，加上鹿特丹是當時全球最大的煉油港，發了一筆能源財，但天上掉下來不一定是禮物。
荷蘭挖到石油，國民覺得發大財
荷蘭大量油氣出口所帶來的順差讓荷蘭盾（guilder）升值了六分之一，嚴重打擊農業以及其他製造、服務業，特別是出口天然資源帶來外匯收入的增加是使得貨幣升值，同時削弱了其他出口產業的競爭力。前證交所董事長、現任東吳大學講座教授薛琦多年前曾在演講中以「一個產業的滅亡成為另一個產業的肥料」生動形容。
台灣在1992年、1980年都遇過荷蘭病，尤其80年代，新台幤對美元匯率從1985年9月的40比1一路狂升，1987年底升到30比1，隔年再升到28比1，1989年底到了25.5比1，導致傳統產業、尤其勞力密集產業哀哀叫，薛琦形容，「疫情期間」新台幣跟工資都變貴了，製造業每天喊缺工。實情是，以所付的工資現找不到人。
荷蘭幣狂升值，傳統產業才知不妙
如今當台積電市值一年內膨脹11兆，來到16.3兆元，新台幣匯率多次突破彭淮南防線，外匯存底創歷史新高，讓央行理事大嘆「荷蘭病」回來了。
世新大學財金系副教授郭迺鋒指出，「荷蘭病」通常指一個部門快速發展，反而導致失衡，另一個部門被迫衰退。去年挪威石油基金累計創到2.43兆台幣新高，挪威中央銀行總裁蓋德侖就警告挪威可能面臨「荷蘭病」，委內瑞拉當年挖到石油，也得了「荷蘭病」。
去年台灣出口創新高，貢獻最大的部門是半導體等電子業，郭迺鋒指出，台灣的經濟成長也不是全部靠電子業，在台積電市值創新高、聯發科等電子公司營收紛紛創歷史新高的同時，外界可能會忽略其他部門正在受苦，正所謂的兩部門模型。
台幣80年代升值，勞力密集產業垮台
「荷蘭病」挑戰一個國家的產業政策、匯率政策，例如在80年代遇上「荷蘭病」的台灣，許多勞力密集產業出走海外，其實在台廠大量出走前5年，簽完廣場協議的日本廠商，就開始大量出走日本而佈局海外。
「埃及金字塔能成為人類偉大建築，是因為它旁邊有一座金字塔工廠，但後人已找不到工廠足跡而忽略了。」郭迺鋒指出，台積電一枝獨秀，讓人忽略了還有其他犧牲的產業，例如吸納了很多勞工就業的產業，台灣十幾年來的成長，不能只有在一座護國神山台積電，「荷蘭病」的真義讓人看到兩部門的存在，不是只有那個亮麗的部門。
然而，薛琦提出，台灣在上一波，藉由調整產業結構、產業升級，走向高附加價值的電子業，尤其IT產業順勢而起，科技產業，資本密集產業成了製造業的骨幹，然後政府曾大力推動但未見成效的生產自動化，因為工資大漲，業界開始認真落實，漸漸治好了「荷蘭病」。
台幣升值，可能是治「荷蘭病」的藥方之一？
正如1980年台灣在得病後十年，國際貨幣基金會在1997年將台灣從開發中經濟提升到新興（Newly）已工業化經濟，而2018年美中貿易戰引台商資金大量回流台灣，政府必須妥善引導到「未來產業」一樣，順勢調整產業結構，這一波，薛琦也認為，台灣現在該有勇氣再接受一次同樣的挑戰。
然而台灣外匯存底已達5千多億歷史新高，但貿易條件（出口單價指數／進口單價指數）和韓國一樣，逐年惡化，2016年以後常在100上下游走、甚至常常低於100，表示靠出口賺到的錢還不及進口要花的錢，反映出大家在賺的可能是「血汗錢」，事實上，幾千名台積電員工相較於數十萬其它產業員工，都會受到貿易條件的影響。
若這波產業結構再調整，再度淘汰「勞力密集」的產業呢？台灣的外匯存底還要爆增到多少？重演80年代因為對美順差太大而被強迫升值的戲碼？還是央行乾脆自己慢慢緩升，一方面解決貿易條件惡化，一方面防止美國突襲式要求升值？台幣升值是否為治療這波「荷蘭病」的藥方？這些都是值得深思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