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裕健
職業：古蹟修復建築師
特質：有使命感，善於苦中作樂。
工作任務：保留文化資産，完整地傳到下一代手上。
核心理念：文化保存是很純粹的，不應受外力干擾。古蹟修復還原的不只是建築外殼，還有可能消逝的工藝和匠師精神。
建築作為一種載體，不只為人們遮風擋雨，也承載了不同時空的記憶，記錄每個時代所經歷的生活軌跡。長期從事古蹟修復的建築師徐裕健，曾參與國定古蹟台北賓館和台北公會堂（今中山堂）等諸多修復計畫，被同業喻為「古蹟修復權威」，也讓全台北市古蹟為數眾多的中正區，再展昔日風華，傳遞台北的歷史文化。
當初考上建築師，徐裕健就決定不做建設公司的案子，只做古蹟保存。起因於他在成功大學就讀研究所時，有天和在學校旁建造廟宇的工匠閒聊，「師傅講的內容，我一個字都沒聽懂。」他難掩心中震驚，才發現傳統工藝裡頭的工夫那麼深，發誓要弄懂，論文甚至就以台灣傳統建築營建尺寸的規制研究為題。
「做新的沒什麼意思，不好玩，」徐裕健擺擺手說道，「一個空間如果沒有靈魂，就沒有感情。我們講spirit of space，舊建築有非常多歷史事件在那裡發生，就有無形的魅力。」他近期的代表作，是位於忠孝西路與懷寧街口的「國家攝影文化中心」，他傾盡全力，重現日本時代「大阪商船株式會社台北支店」的風貌，點亮台北城的歷史光譜。
爬梳脈絡，觀看建築的歷史定位
徐裕健指出，古蹟的重要性，不能只看單棟建築，而應將視野擴展至整個台北城的街廓，「它是一個歷史證據，所以做古蹟修復的人，必須具備歷史觀點，去看它在歷史上的定位在哪裡。」
台北城自清代建城以來，在城內地區設置許多官署衙門建築，也因政治中心的移轉，從此改變了台灣南北的發展。爾後進入日本時期，日本人大肆拆除城牆，改建成能夠彰顯天皇皇權的建築，如台灣總督府廳舍（今總統府）、台灣總督官邸（今台北賓館）等。而大阪商船株式會社台北支店這座建築的背後，不僅反映了日本為當時的殖民強權，其位置所在的「北三線」（今忠孝西路），也是「市區改正計畫」下的產物。
徐裕健表示，「三線路」是日本時代初期興建的四條市區三線道路，由於道路安全島上種植樹木，景觀秀麗，而使台北有「東方小巴黎」的美名。沿著「東三線」（今中山南路）散步到新公園（今二二八和平公園），曾出現在此的運動場、噴泉和露天音樂台，都是日本企圖將殖民地全力西化的證據。徐裕健這麼比喻：「所以現今中正區的古蹟建築，在當時就像一個殖民櫥窗，顯現了台灣整體政經脈絡的縮影。」
深入現場，從細節還原古蹟風貌
國家攝影文化中心這棟鋼筋混凝土造的三層樓建築，是日本知名建築師渡邊節在台唯一作品，帶有折衷主義美學裝飾，同時有著現代主義的簡潔風格。建物所有權在不同時代幾經轉手，直至1968年交通部公路總局將屋頂西北側的塔樓拆除、增建為四層樓，又於外牆貼上黃褐色二丁掛磁磚，外觀已和原貌大相徑庭。
為仿照當年模樣重建，徐裕健考究許多建築史料、歷史照片和現場殘跡，也從渡邊節在日本關西的代表作品中參考更多近代化設施的概念。他發現，這棟建築採用可讓牆面更穩固的石材乾掛工法，以及裝設避雷針、空調系統、汙水化糞池等設施，這些規畫如今看來司空見慣，但在1930年代都是極為先進的設計。
最具代表性的塔樓重建則被列為此次修復的首要之務。他提到，在當時日本民族主義抬頭的時代背景下，流行以現代建築輔以宮殿式屋頂，尖頂造型如同戴上冠帽，又被稱為「帝冠式」建築。在沒有任何施工圖可供參考的情況下，施作難度大幅提高，徐裕健在塔樓原位置找到柱位基礎和配筋，要求施工團隊先以木頭架構出基本造型，再從數張不同拍攝角度的舊照片比對大小、弧度，才得以大致掌握量體全貌。
此外，他找出僅存的半座窗戶殘跡，還原木結構的平衡錘窗，這種上下疊合的玻璃窗利用槓桿原理，可讓窗扇停留在想要的位置，在日本時期的仿西式建築中經常可見。其他諸如外牆磁磚、騎樓鋪面石材等，都一一根據最初的建造規格重新仿製。他強調：「深入了解後，能看見當初建築師的用心和重視的細節，我們就要想辦法盡可能地還原。」
尊重歷史，用使命感維護文化財
徐裕健分享，從事古蹟修復所需具備的，絕不只是認識某一個時代的構造技術、材料，而要有非常全面的跨時代了解，「有點像古董鑑定，你要能辨認不同時代的工法、匠師派系，才知道將來要怎麼修補。」他以台北賓館為例，修復時他判斷內部白牆並非台灣傳統建築常用的「白灰壁」，便取樣送至日本化驗，最後得證是在日本被廣泛運用的「漆喰塗」，當時還邀請了日本國寶級匠師小松七郎來台示範製作技法，「做了這麼多，其實最後看到的就只是一面白牆，到底意義在哪裡？就是我們守護了無形的文化財。」
撇開技能的養成，對徐裕健來說，要成為古蹟修復建築師的首要專業條件，就是要有歷史的使命感，「把它當作是我可以維護古蹟的一個機會，盡力去做到最後一刻。」台北流長的歷史文化，將藉由古蹟修復建築師之手，世代傳唱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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