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這一兩週，亞洲金融市場矚目的焦點，約莫都聚焦在中國的恆大集團爆發財務危機的相關新聞。
恆大集團的財務危機，確實是亞洲金融市場的重大事件，一些財經媒體紛紛以「中國的雷曼事件」來形容恆大財務危機，同時認為恆大事件將會造成中國進一步的市場危機。
恆大與雷曼事件的兩個不同
但實際上並非如此，恆大事件和當年的雷曼事件，還是有許多本質上的不同。而這些不同，也會造成後續對市場影響，以及政府態度的完全不同。
當年的雷曼兄弟事件起源於次級房貸風暴，而次級房貸風暴來自於將不良房貸層層打包成衍生性金融商品，藉著模糊掉最核心的不良資產本質而在金融界當中不斷槓桿交易。因此雷曼兄弟事件的本質是金融商品交易的市場事件。
第一個不同：危機的本質結構不同
當次貸風暴發生，全球市場上的驚恐主要來自於無從得知這些層層包裝的次級房貸金融商品究竟如何真正估值，以及這些金融商品在全球交易市場的關聯性如何。同時這些被多層次包裝的衍生性金融商品也已經遠遠脫離了可供被估值的實體資產，因此當市場信心危機一旦發生，這些金融商品的交易價格是難以有實體資產的估值作為支撐的。
但是恆大財務危機不同。儘管恆大集團在過去這些年趁這中國房地產市場風生水起，極度的槓桿房地產的現金流，但整體的危機本質，仍然不脫離恆大以房地產作為實體資產，一方面從金融機構的超貸與貸新還舊，以及藉著營造集團相關企業投資話題，從資本市場不斷獲得注資的這兩種模式。
真的要加以類比，恆大財務危機和雷曼兄弟事件差異甚大，會不會演變成雷曼兄弟事件模式，還必須關注承作恆大各種貸款的中國與世界各國金融機構是不是遵循金融機構的風險內控原則。也就是看各國金融機構本身的那道防火牆是不是發揮作用。
再者，儘管恆大財務危機可能造成各關聯金融機構的虧損，但是這個虧損仍然有一定比例的債權足以支撐，這和重複包裝的衍生性金融商品所造成的雷曼兄弟事件是非常不同的。
第二個不同：危機的時間迫切性不同
雷曼兄弟事件當年是在市場幾乎沒有預期的狀況下忽然發生，伴隨的市場恐慌以及後續的骨牌效應在極短時間內發酵，以致於整個金融市場在極短的時間內急轉直下。但是恆大的財務狀況低迷，已經是過去幾年眾所皆知的事。不只從恆大集團所屬企業在股市上的股價反應，恆大的每況愈下更是整個中國房地產相關產業圈所周知的事實。
姑且先不論中國政府對於恆大危機的態度，光是恆大集團相關供應商在過去這幾年當中，無不認知恆大財務危機的爆發是遲早的事，當然在曝險部位的掌握以及相關的佈局，都多了這幾年的時間可以因應。
即便恆大集團向來以善於與供應商交叉持股著稱，儘管這些交叉持股在過去是恆大將其供應商牢牢捆住並得以取得成本優勢的重要工具，但在過去這幾年由於恆大股價的持續低迷，這個生態圈共生結構早就已經不如以前的同舟一命。
引爆恆大事件，北京的兩個目的
換個角度而言，恆大危機既然是可預期，在中國自然這就是可操控。所以下一個要思考的是，中國政府在這個時間點放手讓恆大危機爆發，為的是什麼？
目的一：徹底削弱珠江三角洲經濟體的實力
許家印自深圳發跡，整個恆大集團與其供應商生態鏈所代表的，是自從鄧小平南巡以來南方經濟的開花結果。在李嘉誠從中國順利出逃之後，恆大集團更是廣深滬以及香港資本市場的重要支撐。恆大財務危機在這個時候浮上檯面，恰巧是中國政府宣布設置北京交易所之後。恆大集團不過是繼阿里集團之後，第二個北京得以重挫香港股市的工具而已。
對中國自身而言，儘管恆大集團債務可能高達3千億美元，但在今日中國政府充分掌握實體與線上金融流通工具的現況下，就算是必須出手，處理這些債務比起當年中國改革四大銀行呆帳債務的難度根本不在一個水平上。
況且對中國的投資人而言，恆大的岌岌可危不是一天兩天，財務危機爆發之後反倒是整個生態圈藉以重整的絕佳時機，不論這個重整是市場主導或是政府介入，都脫離不了將恆大的資產與原有的政商勢力洗牌重分配的模式。
目的二：製造全球金融恐慌的氛圍
但對於中國以外的市場就未必如此。太刻意將恆大危機與雷曼兄弟事件掛鉤，是在各國疫情此起彼落之時，在資本市場的另一記信心重拳。北京政府很顯然的盤算，是要藉著恆大財務危機，以及所伴隨的香港金融市場重挫，看看丟下這顆早就握在手中的石頭能激起多少漣漪，也就是藉以衡量當前中國南方經濟體與世界各國經濟體連動的深淺，再作為後續中國經濟戰略佈局以及外交折衝的參考。
別忘了，當刻意放出的訊息是要大家看衰中國，而中國卻早確知自己不會有事，操作市場恐懼的主控權就在中國手裡。特別是拜登政府主政之後，儘管百日新政仍勉強能延續川普政府美中貿易戰的態勢，但是在阿富汗撤退一事上的荒腔走板，已經讓北京政府充分得知拜登政府在亞洲事務上的能耐。
幾個刻意被放出關於美國對中國貿易制裁鬆動的消息，包括孟晚舟可能被釋放回中國的新聞，無不是在藉以鬆動前川普政府對中佈局的態勢。中國在武漢肺炎的全球擴散模式當中嚐到甜頭，接著是操作金融恐慌來牽動全球政局的時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