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進黨立委黃國書的「線民風暴」，激起對轉型正義和促轉會的爭論，也在民進黨內掀起派系、世代鬥爭。
談到轉型正義，與基本上「反對造成社會對立」的國民黨不同，從黨外人士起家的民進黨予人「直視歷史」的進步印象，也是2018年促轉會成立的主要推手。
然而黃國書「三退」之後，能發現民進黨人儘管大方向一致，對轉型正義的想法其實仍充滿分歧：黃國書能作「政治更生人」還是應該請辭？公開線民身分是獵巫還是落實正義？位於情治末端的線民也是遭脅迫的受害者，或者平庸的邪惡？
其實不僅民進黨，台灣民眾都該思考這些問題。轉型正義在概念與執行上本就相當複雜，需要高度共識和細膩處理，過去台灣社會對此缺乏細緻討論，導致雖有理想卻缺乏方向，淪為撕裂社會與否之爭。
台灣的轉型正義該如何進行，至今仍無清晰定案，或許可參考轉型正義典範德國的做法。長期駐德的台灣記者林育立在其著作《歐洲的心臟：德國如何改變自己》中，便詳細介紹了東德垮台後，德國如何邁向和解與團結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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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達28萬人投入情治工作
德國轉型正義之所以成為國際典範，林育立將之歸功於「開放並妥善利用東德情治檔案」，而其主管機構就是類似促轉會的「史塔西檔案局」（Stasi Records Archive，下簡稱檔案局）。
史塔西是「東德國家安全部」的簡稱，林育立指它形同台灣戒嚴時代的警備總部和調查局。東德時代史塔西員工有9萬人，線民更高達19萬人，兩者加總，等於東德有1.7%人口都參與了情治系統。
90年代末期東德爆發「和平革命」，許多民眾衝進並佔領史塔西辦公室，阻止特務銷毀文件，因此成功保住大批檔案，這些文件排起來長達110公里。
俄國總統普丁（Vladimir Putin）就曾親眼目睹史塔西陷落。當年普丁是蘇聯派駐東德的「國家安全委員會」（KGB）探員，據說這件事讓普丁留下深刻印象，並對他日後鐵腕統治俄國產生巨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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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東西德政治領袖都認為史塔西文件內容「太勁爆」，於公他們顧忌社會動盪、民眾尋仇報復，於私也害怕自身醜聞被抖出來，因此主張「向前看、不要向後看」，希望加密檔案。
然而在民運人士堅持、甚至不惜絕食抗議下，兩德統一後隔年，德國國會通過《史塔西檔案法》，允許民眾調閱檔案，制定調閱和使用規範，並成立檔案局。
不塗黑加害者姓名
2014年林育立訪問了時任檔案局局長楊恩（Roland Jahn），出身東德的楊恩過去也是異議人士，他因此遭大學退學、多次入獄，甚至被驅逐出境。
楊恩強調，檔案局的責任不是為受害者尋仇或清算加害者，而是在釐清真相和責任後，開啟對話與和解的可能。
檔案局的運作兼顧「知情權」和「隱私權」。無論國籍，任何人都能免費調閱自己的案底，但也僅限與自己有關的檔案。也就是說，沒有經過本人同意，其他人無權閱讀不屬於自己的檔案，公眾人物如總理梅克爾（Angela Merkel）亦受此原則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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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文件內容難免會涉及其他人，這時檔案局會塗掉第三方人士的姓名，但不包括加害者──從史塔西特務到線民，檔案局不會隱瞞他們的姓名，民眾若有需要也可申請「化名解密」。
楊恩對林育立表示，「名字曝光，加害者才會面對自己的責任，真相也才有可能釐清」。
隱瞞情治身分者不適合再任公職
事實上應各機關單位要求，調查其員工與史塔西的關係──尤其是曾任前東德公務員的人，包括議員、軍官、司法和選務人員──是檔案局的重要工作。
曾為史塔西工作，不代表會自動喪失擔任公職和參政的權利。檔案局僅提供某人與史塔西的合作方式、歷時多久及當年被吸收的背景等資訊，由申請機構自行判斷是否繼續任用該名員工。
楊恩同意線民也有自願和被迫的程度差別，但一般來說，隱瞞自己與史塔西關係的公務員並不適合再擔任公職。因為公務單位的基礎就是人民的信任，如果民眾不信任掌權者，將損及政府的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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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不公開，易淪為打壓異己工具
從東歐、拉美到台灣，許多國家民主化後社會依然存在高度不信任感。尤其是政壇，政敵互相指控對方過去是「抓耙仔」，社會因此爭論不休、停滯不前，更糟的是當情治資料掌握在少數人手中，反而容易變成打壓異己的工具。
楊恩強調弄清楚過去，才能解決現在的衝突；唯有真相才能破除流言和陰謀論，並成為政治受難者除罪化和要求賠償的依據，落實司法正義。
此外，檔案局也是受害者與加害者之間的橋樑，提供雙方一個和解的契機。除了為受害者平反，盡力撫平他們的傷痕，而加害者也有一個道出自己故事，並請求寬恕的機會。
事實上，直視真相並不容易，甚至可能相當痛苦。例如楊恩發現自己當年遭到退學，舉報者正是他的老師，而他服刑期間相當信賴的律師，也是史塔西派來的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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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令人痛苦，但傷口打開才能復原
許多人疑惑：既然真相令人痛苦、過去令人悲傷，為什麼我們不能放下它，只是向前看？
「有人說不要撕裂傷口，可是有的時候，傷口就是要打開才能復原。」楊恩並不後悔知道真相，並強調任何人，都不該輕易放棄自己了解真相的權利。
東德民運人士、「東德反對運動檔案館」策展人賽羅（Tom Sello）或許給了林育立另一個答案。和台灣一樣，賽羅指德國民主化後，仍有一些適應不良的人懷念起那「美好安定」的黨國統治時代。
「我們真的得做些什麼。」致力於保存、推廣民主運動史料的賽羅表示，人固然可以緬懷過去，卻不能把這當作美化獨裁的藉口，忘記那安定的表象下，是許多人失去自由和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