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語歌曲，臺灣命運的寫照
「愛拚啊才～會～贏～～～」人們熟悉的〈酒後的心聲〉、〈舞女〉、〈心事誰人知〉，其花俏轉音、顫音和悲涼哭腔，成為臺語老歌的基調。但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陳培豐研究員發現，這種日式演歌的唱腔風格，並不是臺語歌曲的「傳統」，而是在二戰之後，臺灣人主動傾靠日本文化的結果。中研院「研之有物」專訪陳培豐，他將臺語歌謠視為「臺灣人的自畫像」，從中勾勒庶民社會對自身處境、歷史過往的理解。
臺語老歌的道地「氣口」
「我也來到他鄉的這個省都，不過我是真打拚的，媽媽請你也～保～重～」經典的臺語歌曲〈媽媽請你也保重〉，不只臺語歌手葉啟田、蕭煌奇、洪榮宏，連 S.H.E 也唱過。但不論是臺語唱將或偶像團體，若沒帶上濃濃的哭腔、轉音和連綿顫音，好像就少了原本的「那一味」。
這種「氣口」究竟何時開始？坊間常認為，臺語老歌滄桑悲涼的「日式演歌唱腔」，來自日本殖民時期的同化，但中研院研究員陳培豐不以為然。不同於多數以歌詞為分析文本的歌曲研究，他從抽象的「唱腔」著手，耗時六年，完成《歌唱臺灣》一書。
陳培豐發現，日治時期的臺語歌謠，其實是以本土「歌仔調」唱腔為主；一直到戰後國民黨統治下，演歌風味的黏稠唱腔才出現，逐漸成為今日臺語歌曲的「傳統」。
1958 年的〈媽媽請你也保重〉，翻唱自日文歌曲〈俺らは東京へ來たけれど〉（雖然我們來到了東京），唱出農村青年遠赴都市打拼的鄉愁，唱腔已融入大量轉音、顫音的演歌風格。
戰前「閨怨女」，臺灣味的歌仔調
1914 年，亞洲第一座合乎標準的錄音室在東京現身，預告流行歌曲工業即將在日本如火如荼展開。
隨著殖民地身分，日本的新民謠運動也在 1920-30 年代，飄洋過海。新民謠歌詞描寫臺灣事物，但多以日式曲調、日文傳唱，因此主要流傳在臺日人之間，僅是「專屬日本人的臺灣歌謠」。
對識字率不高的臺灣百姓而言，白話說唱、故事性豐富的臺語歌仔戲，才是正港的「流行歌」。因此在 1930 年代之後，當臺灣人製作的臺語流行歌曲開始現身市場，唱片公司延攬藝旦與歌仔戲班來錄製唱片，打入了庶民生活。流行歌曲工業的現代化物質基礎，包括唱片、資金、設備，也漸漸在島嶼落地生根。
當時的暢銷歌曲多是抒發「閨怨女」情懷，充滿對愛情的思慕與渴望。例如〈望春風〉，即是由出身歌仔戲班的歌手純純一舉唱紅。
陳培豐指出，三零年代臺語歌的閨怨女形象，對於歌者與聽者，都頗有共鳴。這些藝旦或出身歌仔戲班的歌者，多數生長於貧困、被送養與決定婚配，歌中那嚮往自由戀愛的閨怨女，如同自己的化身。對於庶民聽眾，閨怨之情則反映出被殖民者渴盼自由的心情。臺灣人民、底層歌女、歌詞人物，在日治時代的臺語流行歌曲中，共構交織出相似的生命情感。
戰前臺語流行歌曲的唱腔，則多為「歌仔調」，音節清脆、平直，因為以丹田發聲，充滿抑揚頓挫的顆粒感，曲風或演唱都保有濃厚的「臺灣味」；日式演歌唱法還未出現。
整體來看，戰前日式風格的新民謠，沒有直接影響臺語歌曲，「日本／知識菁英」與「臺灣庶民」仍為兩條平行線。
第一首臺灣人用臺灣話製作的臺灣流行歌曲是？以時間來看，第一首發行歌曲為 1931 年的〈烏貓行進曲〉，但 1932 年〈桃花泣血記〉搭配電影，傾訴自由戀愛的渴望，更受歡迎。而戰前的臺語流行歌多半是傳統歌仔戲唱腔，清亮高昂、頓挫分明，每個音直接到位、不刻意轉音裝飾。
戰後威權統治，演歌唱腔道出悔恨與悲情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
臺灣百姓歡天喜地，盼著重回「祖國」懷抱。但人們始料未及，迎來的竟會是劇烈衝突與動盪不安。接踵而來的語言政策、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土地改革，如同一場場大海嘯，島嶼宛若經歷另一場「再殖民」。
臺語流行歌的意象，也從日治時期的「閨怨女」，在戰後初期搖身一變成為「苦戀女」。
〈賣肉粽〉、〈收酒矸〉，唱出年輕人沒頭路、通膨率高漲的蕭條之景；〈苦戀歌〉，映射本省臺灣人被祖國「欺騙」、「拋棄」的悔恨之情。〈望你早歸〉、〈安平追想曲〉、〈河邊春夢〉等苦戀的無奈，瀰漫於 1945-1955 時期的臺語歌，歌詞和社會集體情緒疊影互文。
陳培豐描述當中的意象轉折：「戰前是渴望自由戀愛不可得；戰後終於成就愛情了，結果卻是憧憬破滅，充滿被騙的悲傷心碎。」
戰後短短的十年內，臺語流行歌曲開始轉向模仿日式演歌唱腔，唱腔悲情滄桑、帶有大量轉音、顫音，反映出威權體制的重重禁錮下，人民轉而懷想起過往的時代。
「絲滑」、「黏稠」的連音，帶修飾性的轉音與顫音，這種悲情滄桑的唱腔基調，從此蔓延在臺語流行歌曲。
「亦日亦臺」的「港歌」唱腔，展現臺灣人的認同流動
壓抑、悲情與茫茫不安的社會氛圍，除了來自威權統治，也和 1950 年代以後的土地改革有關。
「臺灣作為殖民地，近代化和工業化沒有被一起引入。戰前的臺灣只進入近代化、工業程度低；一直到戰後大批農民被迫離鄉，這是臺灣人在歷史上的第一次經驗。」陳培豐說。
大量農村子弟離開家鄉，走向工廠與都市，引發島內第一次大規模的人口遷移。在這種背景下，臺語歌曲開始大量翻唱日本的「港歌」，同時也以自創方式推出〈港都夜雨〉等作品，象徵青年離鄉的漂泊無依。
對於當時的本省青年來說，戰後初期歷經被國家「欺騙」的各種無奈——政治、族群階層上遭受打壓；禁說方言政策下，被迫成為「失語的一代」；因為三七五減租、耕者有其田，只能離鄉討生活。農村子弟漂浪都市的滄桑，都藉由港歌裡的大海茫茫、路途迢迢，表露無遺。
然而，為何當時流行樂會取用海港做為意象，而不是城際遷移依靠的公車或火車？陳培豐解釋，出航和大海帶有濃厚的疏離、阻隔與漂泊感，以「海港」挪用作為文化符碼，更能戲劇化營造出「有家難返」的困境，引發社會共鳴。
翻唱港歌的風潮下，開始出現大量男性歌手粉墨登場；歌曲場景從閨怨的「室內」，轉為海港「室外」。日治時期的流行歌曲如〈望春風〉、〈雨夜花〉被冠上「臺灣民謠」稱號，重新錄製發行，但唱腔也逐漸融入演歌味。
臺語流行歌曲隨著不同歌曲類型，出現濃淡不一的演歌唱腔。陳培豐指出，戰後大量翻唱日本老歌，以及「亦日亦臺」的唱腔形成，透露出人們情感上追懷、寄情於昔日政權，透過流行文化上形塑出共同體。流行歌曲成為本省人重新定義我群的方式。
我口唱我心，中下階級的悲苦與時代記憶
流行歌樂不僅僅只是娛樂，還乘載了庶民百姓的集體記憶，彷若一個時代的紀實寫真。1960 年代，臺語歌的「再日本化」來到巔峰。
當時，臺日兩國同樣步入高速經濟成長，社會發展軌跡相似。日本「望鄉演歌」訴說離鄉子弟的鄉愁，在臺灣大量被翻唱。
〈孤女的願望〉、〈媽媽請你也保重〉、〈黃昏的故鄉〉，一首首至今仍膾炙人口的臺語歌，如同一頁勞工奮鬥詩篇，刻劃本省籍農村男女隻身離鄉打拚的孤苦不安。
但陳培豐強調，臺語歌並非全盤復刻、抄襲日本曲調，而是在重新填詞下，經歷文化內化與再詮釋，甚至比原曲更為滄桑。因為，相較於日本青年有「集團就職」，系統性將農村勞動力輸出至都市；臺灣農村青年則各自踏入看似充滿機會的大城市，實際上卻常陷於自生自滅的悲涼處境。
翻唱自日本的望鄉演歌，多半比原曲更悲涼，反映臺日青年的不同處境。臺語流行歌手會加上絲滑感的轉音、顫音，融入日式演歌唱腔，這種亦臺亦日的唱腔，逐漸成為臺語歌曲典範。
綜觀來看，在本土化、民主化之前，本省臺灣人親身經歷了島嶼的滿目瘡痍。無法「我手寫我口」的底層人民，沒有太多工具寄託情感，臺語流行音樂承接了彼時社會文化的困境，折射出無數勞動庶民的悲苦，成為本省中下階級的時代紀錄。
「他們只能把舌頭當作表達靈魂的工具。」陳培豐感歎。
悲涼滄桑的臺語唱腔，反映的是臺灣戰後經濟上工業化與都市化、政治上再殖民化的社會變遷。可以說，臺語老歌不只是本省人的音樂文化，更是當時中下階級、社會邊緣人、失語世代的自畫像。
臺語老歌很「俗」？國家與知識菁英的品味界定
「這是一種『社會音樂』，唱出社會底層的世界，在他們最孤苦無依的時候，陪伴許多庶民百姓。」陳培豐這麼解讀：「我們覺得很『俗』，也正是因為臺語歌就是在中下底層間生成。」
俗在於歌曲唱出的庶民滄桑。但陳培豐也指出，主流對品味雅俗的界定，正是臺語歌被知識份子和當權者的長期邊緣化結果。
戰前的流行歌曲工業為殖民者移植的現代產物，臺灣因缺乏現代設備，許多音樂人只能渡海赴日錄製。但這批日本現代音樂的引入者，包括左派知識份子，一心傾慕殖民母國的現代化，汲汲營營透過歌謠教化大眾。
最終知識菁英陷入「落後」與「進步」的二分思維，一邊高舉摩登啓蒙音樂之大旗來教育庶民，一邊批判臺語歌謠庸俗，與群眾越離越遠。「很多人以為戰前的知識份子都在唱〈雨夜花〉，」陳培豐説：「實際上不是，他們欣賞的是西洋古典或日本音樂，菁英和庶民是兩個平行時空。」
而來到戰後，臺語歌曲則遭遇當權者的文化圍剿。
1960 年代，臺語歌幾乎被全面驅逐出主流媒體。歌手必須經過證照考試，才有資格登上電視，但考試指定曲不會有臺語歌，且多是節奏快速的進行曲，不利唱腔綿延的臺語歌手發揮。最終，「歌星證」制度等同對臺語唱腔宣判死刑，也界定了由國家規範的「好歌」美學定義。
臺語歌的存續，本身就具有反叛意義
綜觀戰前戰後，臺語流行歌曲如同一部勞農階級的簡史——進城打拼的農村子弟、流離遷徙的苦力勞工、忍受資方剝削的工廠女工⋯⋯都可以在歌中找到自己的影子。它的唱腔轉變，反映著戰前戰後臺灣人如何調適、改變與自我描繪；它的滄桑悲涼，映射出被工業化與再殖民化歷程拋下的庶民心聲。
在知識份子拿起筆，以「我手寫我口」抵抗威權與不公之前，本土中下階層百姓，便以「我口唱我心」，用最原始的抒唱、最悲涼的唱腔，道出自己與這座島嶼的辛酸血淚。
「不管是戰前或戰後，臺語歌始終在知識菁英與國家權力的藐視下掙扎。但它一直以最親切直接的方式，擁抱跟自己一樣被邊緣化的社會底層。」陳培豐語帶感性地說：
如果我們不知道臺語歌一路走來有多心酸艱苦，就會用知識階級的眼光、品味，持續誤解和歧視它。
本文轉載自《研之有物》。原文請<點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