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知名刊物《經濟學人》於甫過去的三八婦女節當日出了一本台灣特刊，名之為《火線上的福爾摩沙》（Frontline Formosa），主旨係顧名思義地延續了該刊物一貫的論點：台海是發生戰爭的高風險區域，台灣極有可能被中國武力入侵。該如何抵抗？分析中指出：
… 台灣領導人們深知，即使擁有強健民主、對全球經濟的重要性，但這些都不足以保衛台灣。烏克蘭戰爭給台灣領導人的教訓是，小國要抵禦大國的欺侮，意志是很重要的。反擊，才會有更多機會等到其他國家來援助。… 中國對台灣最具威脅性的攻擊，可能是心理戰。…（摘錄自最近幾天網路瘋傳的中譯文）
換言之，比起有形的武器與晶片製造之「護國神山」，無形的社會團結與抵抗意志才是台灣最重要的武器。而且，分析中也指出，單憑民主制度本身，無法確保社會能夠且願意團結一致。
不得不說，《經濟學人》這份分析頗有洞見，但只有點到為止。台灣因歷史而認同分裂，且尚未能夠成為國際社會普遍承認的正常化國家，先天上社會團結的難度就比一般國家來得高，且面對中國以經促統的利誘分化戰略，能夠凝聚台灣社會的「賢者之石」到底在哪裡？
為團結抵抗外侮，台灣須建立「生命共同體」
《經濟學人》沒有提供答案，但筆者認為李前總統在世時經常提到的「生命共同體」，為一正解，這要比為「自由民主」而戰來得更貼近人民生活、更接地氣。原因不是因為「自由民主」不夠高貴，而是在現行台灣民主下，有太多人失去追求自我實踐的自由。
反觀「生命共同體」這個概念，很直白易懂，不需要太多說明，意指彼此生命禍福相倚、休戚與共。真正需要探問的是，我們目前有達到那個狀態嗎？沒有的話，距離有多遙遠？又該如何抵達？
先不談主觀意念，免得陷入吵鬧不休，來看看實際的「硬指標」吧。很遺憾的是，從兩個幾乎是最重要的指標來看，台灣社會非但不是共好共享的共同體，還是一個頗失溫的國度。
第一個指標是經濟果實在勞資之間的分配，可化約為整體勞方所得的受僱人員薪資占GDP比率，從1990年代中期以後呈急墜狀態。原本可分得經濟果實大餅約略一半的勞方所得，至2021年只剩43.03%，創下歷史新低紀錄。
硬指標一：經濟果實的勞資之間分配失衡
這項歷史新低紀錄其實跌破了許多專家眼鏡。1990年代以來勞方所得占比一路縮水，從勞動市場的供需兩端可得到合理解釋：在需求面方面，這段時間是台資大量外逃出走到中國設廠的火熱時期，因對勞動力需求減少而薪資降低。同時在供給端方面，大量領最低薪資的外勞移工供給自然產生壓低薪資、取代國內工作機會的效應。
台灣的外勞移工密度（即占本國勞動力之比率）在疫情前高達6%，跟日本、韓國相較，高出將近三倍之多，首當其衝的就是國內低薪與長期失業族群。
2018年中由美國前總統川普所掀起的美中貿易戰迅速延燒到科技戰，拜登政府上台後更進一步升高為晶片戰爭，正式終結過去以中國扮演世界工廠的全球化時代，加速大量台商回流。
經濟成長大餅勞動階層看得到吃不到
筆者曾參與美中衝突檯面化之後的一個專家會議，與會的經濟學者就據此斷言國內薪資水準將開始大幅提升。顯然，事實發展與預言相悖，台灣低薪的僵固性程度，連晚近國際政經結構的鉅變與大量資金回流，都未能夠有所撼動，對勞方不利的分配份額似乎深不見底。
或許有人會納悶，蔡政府上台後每年調高基本薪資，如基本月薪從執政前夕的20,008元，調漲至目前的26,400元（時薪則從120元調漲至176元），累積調漲幅度不可謂不大。然而分配議題本質上原本就是一個相對的概念，當勞方所得的增長跟不上經濟大餅的擴張時，勞方所得即相對縮水；當勞方所得有增長但跟不上通貨膨脹時，勞方的實質所得其實是負成長。
即便速度不若1980年代，台灣GDP仍長期維持成長，鮮少落入負成長，經濟大餅持續擴張的好處到底流向何方？
圖一呈示1990年、2015年與2021年GDP在勞方、資方與政府三者間的分配結構（即所謂的「初級分配」）。政府以「生產與進口稅淨額」形式參與分配，而「營業盈餘與綜合收入毛額」（含房地產租金收入）約可代表資方所得，勞方所得為上述的「受僱人員勞動報酬」。從圖中可清楚看出，過去四十年間勞方所得占比縮水了八個百分點，政府份額萎縮了近五個百分點，唯獨資方所得從原本不足四成，大幅躍進至今創下歷史新高（52.3%）。
這些占比變化的意義為何？以國內生產毛額去年已突破新台幣23兆的規模來說，GDP一個百分點代表了新台幣約2300億。換言之，如果勞方所得占比能夠維持在51%（1990年數值，目前先進國家也多居這個區間水準），並平均分配給每位受僱者的話（以目前工業及服務業全體受僱員工總人數817.3萬人，加計公務員35.7萬人與各級機關約聘僱12萬人），則每位受僱者每月薪資可望增加約18K元左右。同時，政府份額在初級分配中消失的部分，約略等於每年1.15兆的規模。
台灣財富集中程度已和財閥壟斷的南韓不相上下
每年的這些巨額財富，從廣大勞工大眾與國家財政中流失到資本集團。無怪乎近年一份學術研究指出，當今台灣財富集中的程度，已不下於以財閥壟斷經濟體系著稱的南韓。
而這只限於財政部有所掌握的個人財產歸戶，如果再將財政部未能掌握的富豪海外資產考慮在內，貧富不均的圖像會更為驚人，因為台灣富豪所擁有的海外資產規模幾年前據推估已高達5000億美元，以人均的角度來看，已大幅超越美國與中國富豪，很可能是全球居冠。
換言之，台灣經濟早就已經告別均富以及「黑手變頭家」的神話時代。由於創業難度升高，選擇受僱的工作人口比率從1980 年代的六成五左右，一路攀升到目前的八成。但同時間，受僱人員報酬占GDP比率從五成左右萎縮到目前的43%，也就是有越來越多的工作者在搶食日益縮小的薪資份額。
物價指數及通膨率並未納入房價，低估人民痛苦
隱藏在低薪化下的深層結構變遷還不止這些。由於每年鉅額貿易順差所形成的超額儲蓄，造成銀行爛頭寸與游資過剩，加上政府無意引導，使得鉅額金融資產投入房地產市場，創造出當今台灣傲視全球的「房價所得比」。
買不起房成為青年之痛，無法成家即無法生育，進而衍生出超低生育率，少子女化如同海嘯巨浪，不斷沖蝕著已然十分薄弱的各項內需經濟、教育與社會安全體系。
然而諷刺的是，政府所發佈的物價指數/通貨膨脹率，未如國際通行作法將房價納入，不僅系統性低估人民痛苦，還經常將「低物價」視為德政，聲稱以「購買力平價指數」來衡量的話，台灣國民所得水準名列世界前茅。這是標準的「何不食肉糜」，凸顯廟堂之高與民眾生活實況何其遙遠。
硬指標之二：社會政策支出異常低落
去年年底地方選舉大敗之後，民進黨政府宣示改走「溫暖韌性」路線，利用財政超收順勢端出許多撒幣政策，其實正規做法應該要正視社會安全網的殘破現狀，趁完全執政之際致力修築完善的社會安全/福利體系，打造民主共同體以共同對抗中國野心。
主管機關經常端出各種琳琅滿目的政策，彷彿做得既多且好，但還是來看看硬指標吧。
社會政策攸關人民生活福祉與發展機會，對家庭資源有限的中間與中下階層人民來說尤其重要。根據OECD定義，社會政策含括以下九大領域：退休年金、遺屬年金、失能相關福利、衛生醫療、家庭政策、促進就業計畫、失業給付、社會住宅、其他（如疫情補貼等）。台灣目前在這九大領域的社會政策支出總合占GDP比率為11.1%（2021年數值），較前一年的11.9%不增反退。
此一支出水準的國際定位為何？比較2021年數值，OECD國家平均值為22%，恰巧為台灣的兩倍。在OECD目前所有38個會員國當中，台灣唯獨領先墨西哥，差土耳其不遠，智利與哥倫比亞還排在台灣前面，南韓達14.9%，日本接近25%。
政府應透過課稅與社會政策支出進行重分配
國家透過量能課稅與社會政策支出進行重分配，以緩和社會貧富分化的程度，讓出身一般及弱勢家庭的小孩也能夠擁有公平的發展機會--這不僅僅是為了促進社會流動，更是打造民主共同體的必要手段。
事實上，讓經濟果實能夠雨露均霑，確保每位國民能夠享有平等的社會公民權，此一社會平等目標的重要性，不僅僅因為它是聯合國所揭櫫的永續發展的三大支柱之一（與經濟成長、環境保護並列）；在台灣當前脈絡下，社會平等更是團結社會、打造生命共同體以抵抗外侮的不二法門。
然而透過以上兩個硬指標分析，令人遺憾的是台灣已然步入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國家發展路徑，貧窮悲歌四起，但優勢階層恍若未聞。經濟果實的初級分配結構對台灣廣大勞動階層極度不利，在此情況下，國家若能夠善用國內充沛的金融資源，加大重分配力道，建構完善的社會支持服務體系以解決民眾的各項生活困苦的話，那麼民主共同體還有希望。
然而長期低落的社會政策支出水準，意味著政府無心於這項工作。為何完全執政下的政府會自卸武功？本專欄將持續進行解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