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姨我等一下要跟你拍照喔！」國家人權博物館工作人員程琬瑜遠遠地就向涂貴美招手，待她走近了，涂貴美才害羞地問，「妳是不是也覺得我今天穿得特別漂亮？」初見到涂貴美，其實很難想像，她與丈夫曾經歷過一段躓頓的白色恐怖歲月。《在逆風中奮起》是國家人權博物館出版的白色恐怖受難者與家屬故事《走過長夜》系列套書第四輯，涂貴美寫的其中一章是〈長期處在不安、沒有安全感的日子〉。
只因愛上一個參加讀書會的人
「我是義民中學案徐代德的家屬。」這是涂貴美的自我介紹，她的恐懼，泰半來自丈夫徐代德。「義民中學案」其實就是「省工委中壢支部姚錦案」，發生於1951年，義民中學的師生與中壢中學、內壢國小、宋屋國小的教師、中壢鎮公所職員、台北師範學校學生等人，因參加讀書會，被因叛亂罪逮捕入獄，後來有11人遭判刑，4人遭槍決身亡，當年20歲的徐代德有幸沒有成為槍下亡魂，但卻是刑期最重的人之一(十年)。
白色恐怖受難者的家屬多半是「妻子」與「小孩」，在事情發生當下，一夜之間就與至親分離，而後飽嘗身心靈責難，超乎一般人想像。涂貴美與許多女性受難者家屬不同，兩人是在徐代德服刑結束之後才相識。兩人都是楊梅富岡人，是個規模不大的客家庄，所以徐代德從被逮捕到出獄，無人不知，經歷過一場牢獄之災，很少人願意再與徐代德有往來。
我是迷上他的文采
找不到工作的徐代德在姑媽的洗衣店工作，地點剛好在涂貴美家隔壁，「他不是偷、也不是搶，更沒有殺人，只是參加了讀書會，這有什麼錯？」涂貴美不排斥與徐代德來往，兩人經常交換書籍來看，有時候徐代德會在書裡面放一張紙條，寫著一些詩句，涂貴美說，「我就是迷上他的文采，我不確定這是不是愛，也許是人家說的少女的憧憬與崇拜吧！」涂貴美回憶起兩人相識的過程，又不自覺的漾起甜美的笑容。
相識的那一年，涂貴美19歲、徐代德已經30歲，雙方家庭都十分反對兩人來往，於是他們分別北上工作，才有機會再遇見而結婚，「我想，父母是勝不過孩子的，因為我們堅強的毅力，讓他們不得不接受。」許多受難者家屬失去丈夫、父親，要獨立支撐起破碎的家庭，也必須忍受外界異樣的眼光，涂貴美雖未經歷獨自啜泣的無盡長夜，但也因為丈夫的經歷，在生活上遭遇刁難。
難友互助會共同扶持
「我們當時的婚禮只能私底下偷偷辦，代德當時熟識的都是難友，我們不敢盛大舉辦婚禮，邀請大家，否則警察就會找上門，認為這些政治犯又有公開集會。」因為政治犯的身份，徐代德在婚後有很長一段時間沒有固定的工作，每每租屋，警察就三不五時上門盤查，時間久了房東自然也會起疑，只好再尋找下一個家，這正是杌隉難安之所在。
1950年代的政治犯在出獄之後，其實都面臨同樣的困境，沒有什麼朋友，在社會中孤立無援，於是形成互助會，是生活也是思想上的扶持。涂貴美年輕時因為家務、工作繁忙，甚少參與，一直到徐代德過世之後，才加入互助會的庶務，甚至協助與徐代德同案的受難者家屬跨海尋找到親人。「我最懷念的，是代德以前在睡前總會『嗡嗡嗡』地講著和難友交流的新聞時事與心得。」台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現在已經是一個正式的團體，在全台有5個分會。
獄外之囚也有人生故事
中研院台史所研究員許學姬曾形容白色恐怖受難者的女性家屬如「獄外之囚」，丈夫、父親因坐牢或被槍斃，使她們同樣遭逢逆境，然而過去的研究經常著力於受難者的生命敘事，卻忽略受難者家屬的幽微心路，她們親身遭遇的陰霾，同樣意義重大。涂貴美說，「過去70幾年，我從來沒有想過要把過去的事情留下來、記下來，我不是受難者，要說什麼呢？直到國家人權博物館跟我邀稿，我才發現，原來我的人生也很有故事。」
「其實，要寫一個生命故事，讓我覺得很惶恐，我花了兩個多月拼湊、整理就定稿了，可是過程實屬不易，我經常陷入起伏不定的情緒，想起很多過去不堪回首的事。」涂貴美雲淡風輕地說著，然而說得越是輕鬆，越能理解白色恐怖的經歷影響有多深。米蘭昆德拉說，「人類對抗權力的鬥爭，就是記憶與遺忘的鬥爭。」涂貴美的書寫，是填補威權體制之下幾乎空白的社會記憶，是與社會集體遺忘的鬥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