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為：約瑟夫·E·斯蒂格裡茨（ Joseph E. Stiglitz），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哥倫比亞大學校級教授，國際企業稅改革獨立委員會成員。
保守派經常對於我們傳給子孫後代的負債表現出擔憂。這種道德說辭在國會共和黨人拒絕支持例行提高美國債務上限的過程中尤為突出。據信，共和黨不惜將全球經濟劫持為人質並冒著將美國聲譽造成永久損害的風險，如此致力於減少支出。
沒有人認為我們不用為子孫後代考慮，真正的問題是什麼樣的現行政策和財政承諾更能符合他們的利益。從這個角度來看，共和黨人很顯然是輕率漠視了其行為後果。
環境負債不比資產負債，破壞了就難恢復原狀
任何瞭解經濟的人都知道，必須要始終關注資產負債表的兩面，因為真正重要的是資產和負債之間的差距。如果債務增加但資產增長得更多，那國家與子孫後代就都會過得更好。無論是投資在基礎設施、教育、研究還是技術都是如此，但更重要的是自然資本，像是環境、水、空氣和土壤的價值。如果我們的空氣、水和土壤被污染，那就是把更大的負擔傳給了孩子們。
金融債務是我們互相欠對方的東西，是可以被任意重組來調整商品和服務所有權的一張紙。我們的聲譽可能會因為不履行債務而受到影響，但我們的物質、人力和自然資本將保持不變。 債券持有人會發現自己比想像中還要窮，一些納稅人最終可能會在償還債務後發現自己比原本更富有，但其實我們的整體「財富」不會改變。
但「環境債務」是不同的，它是一種無法由破產法官一筆勾銷的負擔。今天所造成的損害可能需要幾十年的時間來修復，並且需要花費原本可以用來充實國家的錢。同理，為了讓後代過得更好，即使是通過債務融資來實現保護和恢復環境，比如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投資，都是一種明智支出。
增加對氣候的投資，避免不可接受的風險
假設我們能以貨幣形式估算這種投資的直接收益，例如增加產出，或是節省因為野火、颶風和其他極端天氣事件損失方面的救災費用，以及因為減少空氣污染而提升的健康和壽命價值。我們應該對此要求什麼樣的回報率？美國政府目前正在試圖回答這個問題，而無論對此得出什麼結論都將產生深遠的影響。如果我們要求像川普政府那樣將標準設定為每年7%的較高回報率，那麼對減緩氣候變化的投資就會很少，而後代將在一個氣溫上升了3℃甚至以上的世界裡備受煎熬。
考慮到不採取行動導致不可避免的後果，對氣候減緩的投資應該被視為一種保險，當氣候變化的影響最為不利而且涉及的金額尤其高的時候它的回報率就最高。「保險投資」所要求的回報應該低於排除通脹因素後安全的的實際利率。這個利率在最近幾年實際上是負的；但即使從更長遠的角度來看它也就是1%左右（±0.5%）。因此適當的「貼現率」應該明顯低於7%，甚至低於歐巴馬政府使用的2.5~5%利率，還可能是負值。
從另一個角度考慮這個問題，我們可以問，要達到將全球暖化限制在1.5~2℃的國際目標需要多少貼現率才可以實現？允許溫度永久上升超過這個閾值會帶來不可接受的風險，我們一直在忍受的火災、颶風、洪水、乾旱、霜凍和其他災難只是這種未來的預演，使用高貼現率的計算，即使是用歐巴馬政府使用的比率，也無法使我們達到1.5℃的目標。
青少年正在為了環境努力，那大人呢？
我們還可以從「未來世代」的角度來看待這個問題。我們對我們的孩子賦予什麼價值？他們的權利是什麼？如果我們像珍視自己一樣珍視他們，並沒有道德上的理由讓我們不這樣做，我們必須考慮到當前對環境造成的破壞將如何影響他們的福祉。由於我們的生活顯然已經超出了地球所能承受的極限，我們有迫切的道德義務來減少所有形式的污染。
世界各地的兒童和青年正在要求當今領導人制定必要的政策來保護他們的未來。這種要求是他們的一項基本權利，而某些司法管轄區的少年兒童正在法庭上為自身利益而抗爭，比如美國俄勒岡州的一名聯邦法官最近裁定一項由21名美國年輕人提起的憲法氣候訴訟可以繼續進行，而一項針對蒙大拿州的類似訴訟則已經進入審理流程，我們身為他們的長輩難道不應該也這樣做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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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本文之中文翻譯由Project Syndicate提供，再經《信傳媒》林伶潔編輯校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