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總統拜登於8月9日簽署行政命令，禁止私募基金（private equity）以及創投公司（venture capital）投資中國幾項關鍵技術產業如半導體、量子電腦以及某些AI應用等。
美國政府認為此項行政命令旨在捍衛其國家安全而非打擊中國產業發展，避免利用美國資金協助中國新創公司發展，有助於中國軍事現代化，進而威脅美國國家安全。
這項行政命令將有45天的公告展示期，然後行政部門將起草相關管制規範，明年起正式啟動。此項措施是少數共和黨及民主黨共同支持的政策。
中國取得先進技術與製程的三個途
接著，英國政府以及歐盟相繼表示將對美國此項禁令進行評估並研議相關措施。
他們認為中國軍事與商業部門呈現軍民不分的融合狀態。若未限制此類投資，一旦中國民間部門將研發成果移轉給軍事部門，勢必增加國安風險。其實，今年6月在日本廣島召開的G7元首高峰會就已達成限制對中國投資的共識。
目前，中國取得先進技術知識與製程以及生產高科技產品所需的機器設備，除了國內研發生產外，主要透過以下三個管道取得：一、自國外進口生產所需的機器設備，二、利用投資先進國家取得先進技術，以及三、吸引先進國家企業與個人參與中國新創公司的金融性投資。
英國與歐盟想跟進，市場基本教義派認為政府多管閒事
目前美國政府設有外人投資委員會（CFIUS）審議與監控中國在美國投資活動，加上美國已限制相關機器設備出口到中國。若未對第三個管道進行必要管制，將讓中國利用這個漏洞取得必要技術知識。此項禁令除限縮中國企業利用美國金融性投資間接取得智慧財產權及製程技術知識，亦可減少中國公司與個人在美建立人脈關係，竊取營業及技術機密。
不少美國私募基金與創投公司，認為此舉已違反市場基本原則，美國政府不應限制他們投資的自由，這其中說話最大聲、也最受矚目的創投公司包括有曾投資中國新創公司Musical.ly的DCM創投公司，而這家新創公司就是後來的TikTok（抖音國際版）。
這些市場基本教義派的信徒認為：只有市場存在外部性（externality）時，政府才需要介入、管制與規範。為了強調自由放任的正當性，他們認為金融資本市場具有自我規範的內在機制，金融資本市場不存在外部性。尊重金融資本跨國自由移動才能提升效率，政府沒有必要限制金融性投資自由。
這些公司似乎忘了他們在中國進行金融性投資時，可曾思考過他們的決策對美國先進技術外流中國對美國國家安全的衝擊，他們關心只是個別企業獲利，忽略對美國國家安全的傷害。
跨國合作的關鍵在於，國家核心價值理念不能有太大差異
技術知識的掌握決定產業競爭力，高科技產業研發與生產所需技術知識專門且複雜，更需要供應鏈的韌力及完整性，沒有一個國家能完全掌握原料供應、製程技術知識、產品設計以及生產，因而需要跨國合作。
高科技產業跨國合作要對合作雙方不產生傷害，關鍵因素在於參與國家的政治制度、社會組織以及立國的核心價值理念（ideology）不能有太大的差異。
中國為一黨專政的威權體制，政策形成由上而下，中國共產黨嚴格控制國內社會組織，資訊透明度嚴重不足，人民與民間團體又少有發聲機會，遑論政策討論空間。
中國在80年代發展初期，歐美先進國家期待中國採取經濟開放政策後，會走向政治自由的體制，雙方政經體制與核心價值理念差異會逐漸縮小。所以，美國政府多年來鼓勵美國企業與個人投資中國，藉此加深美中經濟相互依賴的程度，將北京納入西方經濟體系運行軌跡。
中國崛起後，不可能再依循美國主導的經濟運作規則，雙方經濟關係遂由合作競爭轉為對抗。為延續經濟發展，中國以技術知識取代制度變革，以實體資本取代制度資本（如民主）的累積，也缺乏在制度上做有利長遠發展改革的動力。結果，中國背離過去所承諾的「和平崛起」，與「民主、自由、人權」的西方價值理念差異愈來愈大。
解決四大問題後，具有中國特色的經濟霸權將難以撼動
從歷史發展經驗來看，一個試圖建立經濟霸權的國家，除了要有足夠的軍事力量外，必須以其立國核心價值理念，建構符合自身利益的國際經濟運作規則與秩序，中國亦然。
2010年中國國內生產毛額超越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後，在日益複雜的國際政經情勢下，中國亟需解決以下問題，才能結合軍事擴張與一帶一路，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經濟霸權。
眼下中國亟需解決的四大問題如下：一、如何擴大中國海外投資版圖並符合其戰略目標；二、持續拓展中國商品的國際市場；三、建構符合中國利益的國際經濟合作架構，以保障中國企業生產所需的原物料供應無虞；四、發展自主技術，建立獨立的供應鏈以免受制於人。
具有中國特色的經濟霸權版圖若打造完成，一方面讓其他國家在關鍵商品或原料供應上依賴中國，累積未來中國談判與勒索的籌碼。另一方面追求科技創新以維持技術優勢，積極投資先進國家取得先進技術知識，並採取貿易保護政策發展進口替代產業，維持必要的經貿自主。
所以，美國政府禁止美國企業與個人對中國關鍵高科技產業從事金融性投資，主要戰略的著眼在於讓中國遲緩其先進科技產業的發展，避免兩國技術差距縮小。
台灣對區域經濟整合認知還停留在「降關稅」階段
武漢肺炎疫情發生後，大部分國家均感受到外在且不可控制因素對國內經濟正常運作的衝擊，效率與安全開始整合形成「國家經濟安全」的概念，所追求的目標是如何維持國家生存與發展所需的自主性，其中兩大支柱就是以經貿自主確立與以技術優勢維持成長的動能，而此自主程度需視其他國家對本國生存與發展可能的潛在威脅而定。
長期以來，台灣採取「出口導向」發展策略，在全球化迷思下，誤以為透過區域經濟整合就可以無限擴展台灣商品市場，忽略中國對台灣的威脅。在中國打壓之下，我國參與經濟整合飽受阻撓，部分官員以及學者遂轉為積極鼓吹與中國發展密切的經貿關係。
當前國內對區域經濟整合的理解尚停留在「雙方透過關稅減讓以開放商品市場」表面層次，忽略商品生產與銷售過程中各國政策差異所產生的不公平貿易。
公平貿易的重點在避免跨國政策傾銷
前德國聯邦總理梅克爾（Angela Merkel）接受媒體訪問時，認為英國與歐盟在脫歐談判面臨的主要障礙在於：英國堅持其國內勞工、環保、社福、政府補貼以及競爭政策不必與歐盟一致。
由於跨國政策差異會導致政策傾銷（Policy Dumping），歐盟與英國之間就不可能維持零關稅的經貿關係。舉例說，假設甲國商品生產的環保規範較乙國寬鬆，導致甲國商品的價格競爭力較強；此時，若兩國又有自由貿易協定，則甲國商品會藉較寬鬆的環保規範在乙國享有類似商品傾銷的好處。
為避免跨國政策傾銷，各國在經濟整合過程中，凡涉及市場規則或經濟體系，甚至會影響到經濟體系運作的政治體制或社會組織都必須做必要的調整。例如：建立新的稅制或調整政府補貼制度，允許工會參與勞資協商，成立或解散具有獨占力量的產業組織，市場改革以及財產權保障等。此類談判隨著國家之間市場運作、政治制度，社會組織以及立國核心價值理念差異愈大而難度愈高。
參與國際合作，台灣應選擇具共同核心價值的夥伴及國家
相較於歐盟與英國間的政策差異，台灣與中國在勞工、環保、社福、政府補貼、智慧財產權保護以及競爭政策差異更為顯著，遑論兩國政治體制、社會組織以及價值理念南轅北轍，加上中國不排除武力犯台，國家經濟安全的考量不容忽視。
因此，與中國簽署任何經濟合作協議時，若忽略這些差異草率簽訂，台灣不僅要承受中國商品政策傾銷的惡果，更因經濟過度依賴中國導致國家生存與發展的能力嚴重受損。
因此，台灣未來參與國際經濟合作時，選擇對象應是與我們有相同核心價值理念以及類似政經體制的國家，進行相互投資與科技知識共享，藉參與全球供應鏈讓台灣雖不能成為世界第一，但可以做到全球唯一的關鍵角色。
國家領導人要有堅定的發展主體意識，不該把國家責任丟給市場
台灣身為小型開放經濟體，雖沒有能力主導或改變國際經濟的遊戲規則，但國家領導人要有堅定的發展主體意識，否則台灣在全球經濟汪洋大海中就會淪為漂流木，無方向的航行，無動力的漂泊，讓台灣民眾對未來不再有希望，面對不確定性充滿恐懼與不安。
過去我們對於自由放任市場有太多的迷思，把許多屬於國家的責任丟給市場解決，未來政府應積極承擔照顧人民，尤其是弱勢階層，的責任，才能恢復人民對市場經濟的信任。
當務之急就是以國家經濟安全為概念，打造台灣成為一艘安全且有續航力的諾亞方舟，而非一昧追求數字的亮麗，像鐵達尼號為求快而忽略了安全，結果一撞到冰山便沉沒。我們要讓這艘船上的乘員都體認到台灣命運共同體的真實。唯有如此，台灣社會才能重新找回國家的榮耀感，到達我們的命運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