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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靈頓（Kent Harrington），前美國中央情報局（CIA）資深分析師，他也曾任美國國家情報總監辦公室（ODNI）東亞官員、CIA公關主任。
當我們探討「情報工作」所扮演的角色，這樣的討論總是像一場「羅生門」，相同事件會衍生出不同，有時甚至是矛盾的解釋。情報工作的世界，畢竟是一個充滿秘密、特殊權限、暗中行動與地下關係的世界，偶爾也會有無法留下紀錄的越軌行為。這使得我們很難評估情報工作的成敗，還有把它在政治領袖進行決策時扮演的角色記錄下來。
新冷戰下西方情報機構是否能勝過中國？
美國哈佛大學（Harvard University）歷史學家華爾頓（Calder Walton）在他的新書《間諜：東西方的史詩級情報戰》（Spies: The Epic Intelligence War Between East and West）直迎這項挑戰，這本書爬梳了西方與蘇聯─俄羅斯情報單位的競爭歷史，講述現代情報能力的崛起。這本著作既有野心又富娛樂性，但同時它也是一份嚴謹的學術研究。事實上，華爾頓為那些似乎已經經過充分研究的歷史事件提出了新解釋，從布爾什維克革命（Bolshevik Revolution）、第二次世界大戰到20世紀末美國、英國和蘇聯─俄羅斯情報單位部署間諜。
華爾頓善用新近解密的檔案，還有之前被列為機密的內部歷史紀錄、回憶錄以及與決策者、間諜的訪談。他因此揭露了情報工作對是如何影響重大事件，例如1962年古巴飛彈危機，以及1983年優秀射手（Able Archer）事件，當時一場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演習讓蘇聯擔憂西方將對他發動攻擊，一度讓全世界瀕臨核戰。
但華爾頓不只是把過往秘密的細節加進舊的解釋。作為「應用歷史」的一個例子，他將自己對過去的調查用來評估俄烏戰爭等當前的事件，並對未來提出重要的問題，包括新冷戰下西方情報機構是否能勝過中國？
《間諜》詳述了蘇聯─俄羅斯情報單位的崛起和角色，從前蘇聯領導人列寧（Vladimir Lenin）的契卡（Cheka）、史達林（Joseph Stalin）的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KGB）到它們在蘇聯瓦解後的後繼者。《間諜》對它們在海內外進行的任務提出新見解，從史達林「大整肅」（Great Purge）時期「內務人民委員部」（NKVD，它是KGB的前身）扮演了什麼樣的殘忍角色，到滲透美國「曼哈頓計畫」（Manhattan Project）的蘇聯間諜蒐集到至關重要的機密，促使莫斯科的核武能力有所突破。《間諜》也描述了KGB的後繼者俄羅斯對外情報局（SVR）、聯邦安全局（FSB）仍把蘇聯那套當作指引，在國外進行間諜和地下活動、散播假訊息，在國內則進行鎮壓行動。
多虧俄羅斯總統普丁（Vladimir Putin）──他自己就是一名前KGB探員──KGB「校友」在俄羅斯菁英和貪腐的經濟寡頭階層裡占主導地位，並領導手握大權的脅迫性機構，導致俄羅斯變成一個專制警察國家。無論被貼上什麼標籤，在20、21世紀俄羅斯情報機構成為該國政權的支柱。
極權加深情報和現實差距，導致「戰略失敗」
然而如同華爾頓所指出，俄羅斯情報單位一直有重大缺失，尤其是極權文化下無法對掌權者說出真相這點。從1930年代NKVD內部遭到致命清洗，到普丁的克里姆林宮採取由上而下的決策方式，基層人員接收到的訊息很簡單：你的上司想聽什麼你就說什麼，因為「未經修飾」的報告和分析可能招來致命後果──走到終點的可不只是你的職涯。
根據華爾頓這種「有害的服從」成為蘇聯情報工作的特徵，這代表在克里姆林宮的冷戰決策中，它頂多只是個邊緣人。獲得批准的陳述和現實情況出現鴻溝，同樣會導致戰略失敗，例如1941年史達林拒絕接受納粹領導人希特勒（Adolf Hitler）即將發動侵略的情報預警，還有2022年普丁入侵烏克蘭的災難性決定。
華爾頓的歷史觀點，也為評估西方情報工作提供了相當具有價值的分析框架。首先，華爾頓指出，西方領袖很晚才承認他們的開放社會有其脆弱性，還有蘇聯情蒐對他們構成巨大威脅。
事實上，美國情報機構的發展一開始相當坎坷。1947年中央情報局（CIA）成立時，參謀首長聯席會議（Joint Chiefs of Staff）主席布萊德利（Omar Bradley）很生氣CIA不是由自己執掌。於是他聯合聯邦調查局（FBI）局長胡佛（J. Edgar Hoover）──胡佛也不喜歡CIA這個新情報單位──把CIA局長希倫科特（Roscoe Hillenkoetter）蒙在鼓裡。因此無論是二戰之前、之間或之後，希倫科特既不知情最高機密「維諾那計畫」（Venona project），也不知道這項計畫的密碼學家大舉破獲蘇聯間諜。美國情報機構的「一團混亂」──華爾頓這麼精準形容──一直持續到1952年。
當然，儘管美國情報集團逐漸成熟，不同官僚單位互相敵對、內鬥的情況仍然持續。不過美國社會對情報單位的矛盾情緒也影響了它的發展軌跡，眾人對他們在民主國家應扮演什麼樣的角色有所分歧，再加上數十年來情報單位不斷爆發爭議，從地下活動失敗、海外代理人戰爭到在國內濫權。
美國忽視了中國的情報攻勢
世界不斷變遷，也改變了情報工作的地景，國家領導人現在需要社會的合作。但是社會愈漸兩極化、民眾愈來愈不信任政府構成了重大障礙，並威脅美國的民主和國際角色，一個例子是（但不僅限於）那些相信前總統川普（Donald Trump）聲稱「深層政府」（Deep State）存在的人。
華爾頓的確意識到上述危險，不過在一個愈來愈受科技驅動的世界，他更擔心中國帶來的威脅。對此華爾頓毫不諱言，他指出美國領導人忽視了中國規模龐大、多線推動的情報攻勢，挹注給情蒐和反情蒐活動的資金不足，此外也不構重視美國面臨的種種經濟、科技和戰略挑戰。「如果要我說，今日（面對中國）我們處於哪個位置，我會把我們放在大約1947年。」他在書中寫道。
也就是說，華爾頓呼籲對中國採取行動，不過目前還缺乏讓他得以評估俄羅斯的那種深度分析。而他對情報工作未來的建議──奠基於過去100年的「教訓」──發人深省但說服力有限。「秘密情報工作的時代已經結束了。」他總結，「在愈來愈受開源資訊主導的世界，情報工作的未來在私人部門而不是政府。」或許如此。然而，華爾頓把情報圈的希望寄託在科技，還有那些每天都在抗拒離開中國市場的企業身上，實在令人不得不感到遲疑。
華爾頓指出，歷史不一定會重複，但歷史就像美國作家馬克吐溫（Mark Twain）譏諷得那樣會「押韻」。到底是高科技工具和開源情蒐，還是傳統間諜工作能帶給國家他需要的資訊，我們拭目以待。但有一件事是確定的：在任何民主社會，民眾和政治人物的支持都對情報工作至關重要。任何成功的情報活動都是從自己家開始。
註：本文是由《信傳媒》洪培英編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