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許可以堪稱開放人民直選總統以來，最為荒腔走板的大選過程，在野陣營宣稱有六成民眾期待政黨輪替，是他們挺身而出的唯一動機，本是構築參選正當性的施政理念、政策價值與過往地方執政的成績單，反而乏人問津。
在參選總統截止登記日之前，整場選戰的焦點充斥在野兩黨的爾虞我詐與分分合合，在高達「六成」民意的護航之下，完全無心在政策白皮書多所著墨，多數政見都是片段零散出現在致詞或專訪，不過臺灣社會似也不以為意。
或許不會有人否認勞工保險基金的財政面臨極大的風險，甚而許多政治人物、媒體使用聳動的「瀕臨破產」字眼，來形容年金改革是迫切性。可是直到選前45天，侯友宜與柯文哲確定分道揚鑣、郭台銘退出選舉之後，在由全國產業總工會、全國金融業工會聯合總會、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台北市產業總工會及高雄市產業總工會，聯合舉辦的2024年總統大選「工」辦勞動政見發表會上，才有機會一窺各組總統候選人的勞工政策，尤其是勞工保險的改革對策。
避重就輕的年金改革
各家民意調查均持續領先的賴清德副總統，在年金改革的論述上顯得過於保守，可能在選票得失的考量下，尤其他的選票結構十分仰賴中高齡人口的支持，連帶影響年金改革的政見，均以不得罪選民為最高指導原則，也就是延續蔡英文政府大量投入稅收的做法（總計為2,760億），承諾上台之後會持續挹注公務預算，來穩定勞工保險基金預期逐漸下滑的水位，甚而在職業退休金（勞工退休個人帳戶）方面，還釋放出加碼雇主提繳的訊息，但這些並無助於根除勞工保險目前財政失衡的問題，於是再將解決之道的具體細節，留待當選後所組成的對話機制進行討論。
而中國國民黨總統候選人侯友宜所提之年金改革政見，與民主進步黨並無二致，同樣是每年稅收撥補1,000億、提升基金投資效益，以及上任之後召開勞工保險年金改革的國是會議，實際上也是從選舉的角度來擬定改革政見，盡可能不在選前推出不受選民歡迎的主張。
比較之下，台灣民眾黨柯文哲是主要總統參選人之中，相對清楚交代勞工保險應該如何改革；雖然他仍提出不會引發選民反彈的千億稅收挹注，但事實上，柯文哲在另一場遠見高峰會的「向未來領袖提問」專題論壇，有拋出更完整的論述。
他強調臺灣應開展新的社會運動――「壯世代計劃」，對比日本與南韓65歲以上人口依舊有30％留在就業市場，我國僅剩6％，所以長者必須改變觀念，將來繼續工作、持續消費。
換言之，柯文哲的年金改革核心是延後退休與高齡就業，反而接近是經濟或人力政策，著眼在解決臺灣近年來遭遇的缺工問題；另一方面，為保障社會弱勢勞工，他認為需要建立勞工保險樓地板，同時藉由租稅優惠來鼓勵雇主的勞工退休金提繳率，由現行的6％提高至7.8％。此外，柯文著同樣保證當選之後成立勞工保險改革國是會議。
虛晃一招的政策白皮書
不難發現三黨總統候選人的選舉政見走向趨同，將財政重整的責任交付給高度不確定性的國家稅收、金融市場與社會對話機制。
首先，在未加稅的前提之下，利用大量公務預算來填補勞工保險的收支缺口，問題是可能無法順利找到至少1,000億的財源，而且必須定期定額逐年編列，後續還會面臨預算排擠而壓縮其他公共政策的空間。
其次，資本主義遭逢週期性經濟危機的頻率與間隔縮短，經常打擊公共年金基金的投資表現，藉助金融市場的風險操作獲利，有時反被不穩定的市場波動所吞噬。第三，廣納政府官員、利害關係人與學者專家的國是會議，雖然符合社會參與與公開透明的民主價值，最後可能淪為各說各話的場面，仍是回到政治菁英的決策圈拍板定案，可是各黨候選人在選前卻少給出交代，社會大眾無從比較，更遑論以政見作為投票依歸。
對於柯文哲建議的延後退休與高齡就業而言，依舊是屬於原則性的主張，實際上要如何落實、政府相關法令又該如何調整付之闕如。以延後退休為例，依照現行《勞工保險條例》之規定，自2018年開始每兩年調高請領老年給付的年齡1歲，2024年起已是64歲，2026年後則為65歲，所以柯文哲必須說明清楚的是，他提出的延後退休年齡，指的是加快目前調高請領年齡的腳步，還是如許多歐洲國家一般，打開請領年齡的天花板，延後至67歲甚至68歲。
事實上，隨著平均餘命延長，提高法定退休或請領年齡成為「準自然」的反射回應，以控制公共年金保險的隱性擴張，不少國家的法定退休年齡已不再是過去常見的65歲，若是我國接下來準備接軌上國際社會的改革潮流，修改現行《勞動基準法》的強制退休規定勢在必行，加上學習許多國家如義大利、荷蘭、丹麥、斯洛伐克、葡萄牙、希臘、挪威、愛沙尼亞及芬蘭，建立法定退休年齡與平均餘命之間連動的自動調整機制，可惜這些議題在總統大選期間都未有深入的討論。
面對改革衍生而來的副作用
雖然延後退休年齡是老牌福利國家進行年金改革的普遍作法，但任何改革都不免衍生出其他問題或副作用，譬如多數從事高危險或體力勞動的職業，這些勞工似難以隨著延後退休而持續工作，接下來的考驗會是如何界定危勞職務、標準為何、以及降低多少的法定退休年齡才算是合理等；然而，總是會有仰賴體力勞動的勞工不被視為危勞職業而無法適用「較低」的法定退休年齡，他們可能變成長期失業者，抑或是終生領取減額年金。因此，誰能被認定為危勞職業將不可避免會引發政治爭議與衝突。
其次，則是涉及公平性的問題。平均餘命的提高主要是來自良好教育、高所得的族群，其受到延後退休的影響十分有限，不過對於低技術、低工資的受僱勞工相對不利，直接減少他們終生領取年金的金額與期間。第三，在部分相對封閉的就業市場，延後退休年齡將會擠壓年輕人口取得工作的機會。
放大年金改革的跨政策視野
人口老化為年金體系帶來沉重的財政負擔，可是過去的年金改革偏重活化非經濟人口的老年人，強調延後退休可以減少終生領取年金的期間，以及促進高齡就業將老年人從領取者變成貢獻者，有助於恢復年金體系的財政紀律。
然而，我們經常忽略促進老人就業的提前，是著手改變社會主流的刻板印象與歧視眼光，並且需要為高齡就業市場創造更多合適的工作機會，否則只是讓老年人口獨自在就業市場載浮載沉。
除此之外，其實解決工作家庭衝突的難題，也可以動員更多本因家庭責任牽制而無法外出就業的女性，推動可行的就業政策來打擊青年高失業率，均可為社會安全體系帶來新的繳費貢獻人口。單靠改革年金體系是無法達到永續發展的目標，同步推動家庭政策、就業政策及長期照顧政策等跨政策的橫向聯繫，才是確保年金體系行穩致遠的不二法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