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宣布2024年起，中止《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定》(簡稱ECFA)早收清單中12項石化產品的關稅減讓。部分受影響的廠商表示，中止ECFA部分關稅減讓項目對其有一定程度影響，但已有對策，亦有企業認為中國此舉對台灣不少產業影響不容忽視；經濟部則認為：取消ECFA部分商品關稅減讓，廠商要多繳1%到10%關稅，受影響的產品出口到中國金額約為18億美元，影響有限，認為中國石化業2024年大量增產，中國石化產品傾銷才是我們應該關注的問題。
未來中國若中止所有88項適用早收清單的石化產品關稅減讓，假設開徵的關稅平均稅率為7.38%，屆時廠商將多支付163億元的關稅。業者認為這把刀有可能殺向農產品、機械以及紡織等傳統產業。他們一貫的說法：「關稅從零到恢復課徵，不但減少利潤，最怕的是因成本、價格墊高後，打不過國際其他對手，最後丟了訂單。」又說：若全面取消ECFA，恐造成產業外移，盼政府儘快尋求多方管道協商，但要政府接受「九二共識」前提下進行協商，恐怕無法得到台灣社會的支持。
當年台商大舉西進，導致台灣經濟脆弱
市場基本教義派向來主張只要有利於企業追求利潤，政府不應干預、不應管制，因為市場有自我偵錯機制，更能自我修正錯誤，不用政府擔心。三十多年前，台商開始西進時，信奉市場基本教義派官員與學者，都說西進是全球化必然趨勢，為了自身利益，廠商會到成本最低的地方設廠，政府無法阻擋這股潮流。
當時，我是少數反對西進的學者，認為台灣面對敵意的中國，過度依賴中國所衍生的整體風險是企業追求更有效率的經濟發展過程必需付出的代價。面對中國眾多價廉的勞動力，難道我們只有善加利用一途，不必顧忌過度依賴中國，對台灣社會的衝擊？這些官員、學者以及企業人士還是以企業的短期利益而忽略潛在的風險。
台商大舉西進後，外移廠商利潤當然會增加，但也造成台灣經濟的脆弱性。猶記得武漢肺炎侵襲台灣之初，我們連口罩等基本醫護產品都仰賴中國進口，凸顯台灣經濟欠缺韌性。只顧追求市場資源配置的效率，當然會忽略維持經濟韌性必要的風險考量。
市場若無法正確評量那些對總體經濟具全面性衝擊且影響深遠的系統性風險，將造成整個經濟對強化韌性投資的不足。市場基本教義派對此問題的處方是讓市場機制對風險訂定價格，市場的參與者透過決策時所接收到的風險「價格」，自然會將風險因素內化到決策之中。這個概念雖然與經濟學處理外部性問題類似，但對這些風險訂定價格的難度則遠大於對空氣污染、水污染或碳排放的訂價。
市場運作基本上是短視的，其所訂定的風險「價格」也就偏低。市場參與者也瞭解，一旦經濟受到這些系統性風險衝擊，政府不會坐視不管，先賺取個別企業及個人的利潤再說，系統性風險對整體經濟的衝擊則丟給政府收拾、處理。這種「獲利私有化，損失社會化」更是社會不公不義的根源。
政府面對產業外移中國，原可透過產業政策或規範管制來減輕過度依賴中國對台灣經濟的傷害與衝擊，但這些市場基本教義派信徒卻認為政府產業政策及規範管制是無效的，浪費資源且減損民間部門資源配置的效率，反對這些政府對策。市場基本教義派更進一步提出在完全效率市場假設下，理性廠商購買最便宜的原物料，利用最廉價的生產元素(土地、勞工與資本)，不僅提升廠商的短期獲利，亦符合廠商追求長期利潤的目標，對整個經濟長短期都有好處。
台灣忽略了ECFA背後的不公平貿易
當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由於歐盟(特別是德國)，過度依賴俄羅斯天然氣，除了高漲的能源價格衝擊歐洲經濟外，能源過度依賴俄羅斯，使得歐盟在俄羅斯入侵後無法立即採取對抗與制裁行動，等於讓俄羅斯將天然氣當成對抗武器，充分顯現過度依賴讓歐盟經濟欠缺韌性。其實，武漢肺炎危機發生後，不少國家均感受到外在且不可控制因素對國內經濟正常運作衝擊的嚴重性，效率與安全開始整合形成「國家經濟安全」的概念，追求的目標是如何維持國家生存與發展所需的韌性，而韌性的強度需視其他國家對本國生存與發展可能的潛在威脅而定。經濟政策形成的考量，不再只是追求效率，而是如何在效率與安全間取得平衡。
中國不同於台灣多元開放的社會，是一個高度威權體制、一黨專政的國家，也不排除對台灣社會與經濟進行干擾，我們應未雨綢繆，方能及早因應。其中最迫切的工作是檢討簽署已超過十年的ECFA。早收清單自2011年1月實施以來，雖為業者省下新台幣2000億元的關稅，面對國際政經局勢變化加上兩岸產業結構調整，此刻政府更應對ECFA早收清單實施後的實際效益，以及對台灣工作機會與產業發展的影響進行全面且完整的評估，做為往後決策的參考。
ECFA是一個涵蓋範圍廣泛的經濟合作架構協定，ECFA後續協商還包括：商品貿易及服務貿易自由化，投資保障以及爭端解決機制的建立。2012年8月兩岸已完成投資保障協議的簽署，而服務貿易協議，由於涉及人與資金跨境移動，對台灣社會與工作機會衝擊過大，引發「太陽花學運」未能簽署。未來，新政府有必要以最嚴肅的態度面對兩岸經濟整合所衍生的問題，踏出建立「國家經濟安全」所需的制度與機制的第一步，以增進台灣的生存與發展能力，提高我們經濟的韌性。
多數人對ECFA中商品貿易自由化的理解多停留在「雙方透過關稅減讓以開放商品市場」表面層次，忽略商品生產與銷售過程中政策差異所產生的不公平貿易。記得，2020年當時德國聯邦總理梅克爾(A. Merkel)接受歐盟媒體訪問時，提及英國與歐盟脫歐談判面臨的問題：只要英國堅持其國內勞工、環保、社福、政府補貼以及競爭政策不必與歐盟一致，歐盟與英國之間就不可能維持零關稅的經貿關係，因為政策差異會造成政策傾銷(policy dumping)。舉例說，假設A國商品生產的環保規範較B國寬鬆，導致A國商品的價格競爭力較強；此時，若兩國又有自由貿易協定，則A國商品會藉著較寬鬆的環保規範在B國產生類似傾銷現象。
此類政策跨國不一致是貿易不公平的源泉，不公平貿易一旦存在，就沒有持久的自由貿易。為避免政策傾銷，經濟整合過程中，雙方都會檢視彼此政策的差異以決定各種進口商品適用的關稅稅率，以避免簽署後一方受益，另一方受害。相較於歐盟與英國間的政策差異，台灣與中國在勞工、食品安全、環保、社福、政府補貼、智慧財產權保護以及競爭政策差異更是顯著，若我們對兩岸政策差異沒有深入了解，又與中國完成所有ECFA簽署，因此而承受中國商品的政策傾銷，將造成我們尚未享受「自由貿易」的效益，就先承受經濟整合之害。
青年低薪工作難找不是因為服貿被擋下
2023年4月，中國啟動兩岸貿易壁壘調查，我們卻沒有採取積極對應行動。中國更在同年12月15日片面向全球宣告台灣存在貿易障礙，不利兩岸商品貿易自由化，要求我方解決，顯示我們欠缺對台灣與中國兩國間政策差異的掌握與研究，無法以此做為不開放部分中國商品進口的依據。未來我們不能再拿中國不會在WTO架構下處理兩岸經貿事務問題作為不研究中國商品政策傾銷的託辭。
區域經濟整合要有能成功，最關鍵因素在於參與國家的政治制度、社會組織以及價值理念(ideology)不能有太大的根本差異。中國為一黨專政的威權體制，政策形成由上而下，中國共產黨嚴格控制社會各類組織，透明的資訊嚴重不足，人民少有言論自由，遑論政策討論空間，中國早已背離過去其所承諾的「和平崛起」，與台灣的「民主、自由、人權」的價值理念差異愈來愈大。台灣屬於多元自由的民主社會。多元且分權程度較高的台灣面對高度集權的中國時，我們無法透過交流與中國發展公平、開放的經貿關係，必須小心謹慎。目前兩岸交流所呈現民間與政府不同調以及政府無法有效規範，就是最好說明。
目前，台灣年輕世代面臨生活最大痛苦：薪水不漲以及工作難找，其根源在於這二十年來政府一味依循市場基本教義派採取產業外移與大量引進外勞的開放政策。
不幸的是：國民黨與民眾黨候選人不知道年輕世代生活痛苦的根源，開出的處方竟是歡迎中生來台就讀與就業、重啟服貿以及開放中國勞工，或認為服務業薪水不漲就是因為服貿協議被執政黨擋下，導致服務業就業市場被限縮。國防、外交以及兩岸是總統專屬職權，候選人必須了解問題才能提出正確解決問題的處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