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影壇近年備受矚目的紀錄片導演蔡崇隆，過去擔任專題記者期間，累積豐富的社會調查歷練，後來轉往紀錄片領域創作一系列深具影響力的作品，深刻呈現了對邊緣族群的關懷與發聲，2022年以花費3年時間完成的紀錄片《九槍》，透過扎實的調查手法深入探討外籍移工結構性問題，讓觀眾透過他的鏡頭更全面地認識臺灣社會的多元面貌，奪得第59屆金馬獎最佳紀錄片殊榮肯定。
不快樂的童年 也是生命重要的所在
2018彰化獨立電影節，紀錄片導演蔡崇隆特別拍攝作品《生命中重要的所在》，帶著觀眾回到他的故鄉彰化市，運用他敏銳的寫實視角，自述他「生命中重要的所在」。
出生於1964年的蔡崇隆，在那個聯考升學主義當道的時代，父母與師長從小對課業要求非常嚴格，從國小開始就得面對龐大的課業壓力，後來就讀陽明國中資優班、第一志願彰化高中，一路上深刻感受到教育體制帶來的痛苦，加上他個性內向，好不容易結交的好友卻因為成績差異而被分班，友情的疏離讓他心情更加鬱悶，然而文學世界成了他逃離現實痛苦的避風港。在哥哥的藏書中，他讀到了許多經典文學名著，如《少年維特的煩惱》和《地下室筆記》等，早熟的他透過這些文學作品對社會有了更深層的認識。
度過了鬱悶的6年中學時期，大學考上政治大學法律系，離開彰化北上求學。蔡崇隆說，其實當時自己真正有興趣的科系是文史哲，但因為怕父母失望，還是填了符合師長期待的法商學院。就讀法律系期間，了解到憲法所提倡的人權與公平正義等普世價值的辯證與追求，擁有好文筆的他也擔任學校刊物的總編輯，對於他往後的志向與創作都有啟發性的影響。
用文字與影像 追求公平與正義
法律系畢業後，一心想要當記者的他從法律轉行到大眾傳播，先後攻讀輔仁大學大眾傳播研究所、英國東安格利亞大學(UEA)電影研究，相較於學生時期被迫學習的沉重壓力，蔡崇隆彷彿在傳播媒體的世界裡找到了自己的一片天，終於可以充滿熱情地去做自己真正喜歡做的事情。
完成學業後，他先從報社文字記者入行，用文字去報導社會事件，後來隨著媒體解禁，電視臺百花齊放，他便順應潮流先後進入了多家電視臺擔任專題報導記者，用影像去記錄事實並加以報導。
他說，影像相較於文字帶給觀眾的衝擊力更加強烈，過去單憑文字很難引起公眾關注的社會議題，進入影像時代後，因為觀眾看見了那些活生生的人物所引發的化學作用，讓社會議題得以浮上檯面被公共討論，民意壓力更可以促使公權力介入或改變，展現媒體「第四權」的功能。
1999年公共電視開播，蔡崇隆成為第一代《紀錄觀點》製作人，從新聞專題製作到更專注社會議題於紀錄片製作，發揮他過去累積豐富的社會調查歷練，先後拍攝了多部備受好評得紀錄片，從早期作品探討冤案及司法人權的《島國殺人紀事》系列紀錄片、臺北市廢公娼時拍攝性工作者汙名與抗爭的《公娼啟示錄》到近年則關注移工與外配議題《移民新娘》3部曲等，都對底層人物的生活狀況充滿了關懷，其作品屢屢入選國內各項影展，2009年《油症：與毒共存》入圍臺北電影節，並榮獲南方影展首獎等多項肯定，用鏡頭為少數發聲。
比奪金更重要 盼臺灣社會更多同理心
長年以影像耕耘少數族群人權議題的蔡崇隆，與同為紀錄片導演越籍妻子阮金紅，兩人總是帶著小型攝影機到處跑，有時也和被攝者一起務農，建立信任關係，捕捉他們的勞動身影和生活。2017年得知國內發生越籍逃逸移工阮國非遭警方擊斃的事件後，決定與妻子合作，探索逃逸移工悲劇發生的背後原因，製作團隊耗時3年抽絲剝繭，還原各界的說法，製作成紀錄片《九槍》。
蔡崇隆說，目前國內約有70萬外籍移工，已成為臺灣族群一分子，包括照顧老人、漁工、建築工人，臺灣人的生跟死都和移工有關，但他們的人權、工作環境卻有待加強，以致於外籍移工逃跑事件頻頻發生，「移工人權議題，是一個國家是否文明的真實指標。」他透過《九槍》的視角呼籲各界共同關注移工權益，也成功獲得第59屆金馬獎最佳紀錄片的肯定。《九槍》上映後，成功掀起各界熱烈討論，他也率領製作團隊不斷勤跑各地進行映後座談，「比起得獎更重要的是，希望《九槍》這部作品，可以喚醒臺灣社會對移工的同理心。」
耕耘紀錄片20多年來，蔡崇隆始終關注社會漠視的新住民、移工議題，勇敢為少數人權發聲，在擔任獨立紀錄片工作者的同時，他也在中正大學傳播系擔任教職，為培育國內紀錄片人才貢獻心力。他和太太夫妻倆更在離中正大學不遠處的民雄鄉間共同經營「越在嘉文化棧」，為附近的越南移工及新住民打造一處友善的活動空間，也提供法律和心理諮詢服務，守護移工的權益。未來他也會繼續透過紀錄片，讓社會議題觸及更多非同溫層，為少數挺身而出的正能量。
本文轉載自《彰化味》季刊。更多精彩內容，請<點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