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產業過去對促進台灣經濟發展與創造工作機會扮演重要角色。沒有這些產業，台灣不可能有過去的經濟奇蹟，也不可能成為今天半導體製造大國。
政府為提升傳統產業競爭力，於2019年7月3日公布增訂《產業創新條例》第10條之1。明定企業得就投資自行使用的全新智慧機械或5G系統硬、軟體或技術服務相關支出，在新台幣100萬元以上，10億元之內，得抵減當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的5%或三年內應納營所稅額的3%，以鼓勵傳統產業投資。
據經濟部統計，2019年至2022年期間業者申請件數為5750件，顯示《產業創新條例》第10條之1對鼓勵企業的設備投資有一定效果。惟本條例將在2024年12月31日屆期落日。不少中小企業及工商團體近來紛紛表示，第10條之1應延長並擴大適用範圍。
「國家經濟安全」概念的形成
市場基本教義派（或稱新自由主義）學者向來認為：政府產業政策常以提高進口關稅阻礙外國商品進入本國市場，或以進口替代策略取代出口導向策略，或以租稅減免或政策補貼特定產業，這些都違反市場經濟運作。反對的理由不外乎是政府不可能選擇正確的產業發展路徑，不可能清楚那些部門發生市場失靈需要政府介入，因為政府沒有足夠資訊，為了讓整體資源配置更有效率，這種事應該交給企業與市場。
1970年代石油危機過後，不少國家均感受到外在且不可控制因素對國內經濟正常運作衝擊的嚴重性。如何讓高度開放的國內經濟體系降低這些衝擊？過去只重視資源配置效率的經濟政策受到質疑，政府開始思考經濟政策制定過程中如何納入安全因素。於是經濟效率與國家安全整合形成「國家經濟安全」的概念，所追求的目標是強化一個國家在國際政經體系中生存與發展所需的經貿自主與科技優勢，提高參與國際競爭的能力以提高該國的國際政治地位。
政府懂得影響市場機制運作是成功關鍵
2020年以來，武漢肺炎以及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嚴重衝擊到主要國家的生存與發展能力，尤其是受創嚴重的全球供應鏈。於是各國政府積極規劃：如何利用產業政策提高經濟體系的韌力，如何以綠色科技降低對化石燃料的依賴，如何在地緣政治競爭中取得優勢，以及創造優質工作機會以改善貧富差距，然而自由市場基本教義派還是反對產業政策，認為產業政策只是浪費資源，只會扭曲整個經濟體系的資源配置。
為了參與全球供應鏈的重組以維持國家的生存與發展必需的經貿自主，各國政府紛紛以產業政策推動供應鏈重組工作。舉例說：美國商務部長2024年初就表示，美國需在半導體製造繼續投資，以重拾全球領導地位，未來可能還需要「晶片法案II」；而日本政府為了重建國內晶片供應鏈，打算針對台積電在熊本縣興建的第二座工廠，提供約7,300億日圓的額外補助。
七O、八O年代亞洲四小龍經濟奇蹟，產業政策到底扮演何種角色？長期以來是經濟學界爭辯不休的議題。早期研究認為成功的關鍵不是產業政策，而是出口導向策略。
其實，成功關鍵在於政府藉產業組織影響市場機制運作達成其所追求的目標。更具體地說：研究東亞經濟學者韋德（R. Wade）就發現：90年代以前，台灣懂得「主導市場」（governing the market），才創造當時的經濟奇蹟，而安士丹（A. Amsden）則強調南韓政府懂得「智鬥」價格機制（getting the prices “wrong”），採取「佔領國內市場，提升產品競爭力，再進軍國際市場」的戰略，才有南韓今日的經貿實力。
因此，未來的產業政策不應只侷限在具有保護主義色彩的貿易政策，租稅減免或政府補貼的討論。
台灣目前最需要發展具有獨佔力的產業組織
後武漢肺炎時代，台灣應如何利用產業政策強化參與國際競爭的能力，以提高台灣的國際政治地位？經濟學大師熊彼德（J. A. Schumpeter）曾將有利於經濟成長的創新分為：(1)將消費者原先不知道的新商品引進市場；(2)採用從前不為其他企業採用的生產技術；(3)開闢過去沒有的新市場；(4)掌握新的原料或半成品的供應來源；(5)發展具有獨佔力（即具有影響市場價格與提高市場進入門檻的能力）的產業組織等五類，一個國家長期經濟發展動能，則取決於那些具有「企業家精神」的個人與企業組織如何進行創新。
熊彼德認為具有「企業家精神」的企業經營者有以下特質：相信外在環境與限制是可以用自身力量改變，勇於變革以及積極創新。要企業或個人放棄由知識與過去經驗所形成的經營習慣，改採創新的商業模式或生產方式非常困難，因為創新的風險很大。
目前，台灣參與全球供應鏈重組最需要的是第(5)類創新，成功關鍵在於如何利用國家力量，與具有企業家精神的企業形成夥伴關係，共同分擔創新所產生的風險；在具有強大產業關聯性的產業中，塑造具有市場獨占力的產業組織，才能突破先進國家與跨國企業的箝制。除了投入足夠的國家資源協助企業創新，民間部門以及立法機關更要負起監督責任，以達到原所設定的目標，讓國家資源不會被濫用。
在全球供應鏈中不只要參與，更需要掌握關鍵技術
長期以來，受到市場基本教義派的誤導，我們政府的角色已由「市場主導者」變為「市場扈從者」，將主導經濟發展的責任推給市場，不瞭解目前台灣所面臨的國際競爭已轉變為強調創新的戰爭，不懂得利用國家資源協助產業進入以創新為核心的國際競爭，使得台灣企業無法徹底擺脫舊有的代工模式。
其次，只有培養出難以被取代的創新能力，台灣才可能避免參與重組後全球供應鏈的利益被技術先進國家所剝削，因為創新能力決定參與的國家與企業在全球分工體系中，能分配到多少的利益。在全球供應鏈中，只有掌握關鍵技術者，才能拿走最多的利益份額。
長期以來，市場基本教義派刻意忽略全球分工中「分配議題」，只強調「參與」的重要，天真的認為只要創新主導者恩惠施捨就可解決利益分配的問題。
特定產業在政策形成過程中不該是主導者
七O年代的台灣當時處於威權體制，整個經濟體系幾乎為黨國資本主義所控制，要採行甚麼產業政策人民無從置啄，只要生活有改善，所得有提升，只好順從威權統治，經濟成長果實如何分配，台灣人民更欠缺發聲（voice）的機會與管道。進入後武漢肺炎時期，台灣民主轉型也已三十年，人民發聲管道與聲量遠比威權時期來得大。此時，制定產業政策還須考量到如何才能取得社會的支持。
當民眾接受市場基本教義派說法，相信政府干預對市場有傷害且沒有效率。當民眾看到以市場基本教義派教條為核心理念的政府官員，口口聲聲說要廢除干擾市場運作的種種法令，而實際看到卻是大企業與有錢的資本家在政策形成與制訂過程中，擁有太多的發聲管道，制定出許多對財團友善的法令。
而不正常的政商關係讓政府決策與立法過程變得不透明，亦讓民眾無法監督。也就是說，當特定產業在產業政策形成過程中，變為主導者，民眾就會感受到政府不關心也不願意解決他們面臨的問題。
人民在意的是能否公平分享經濟果實
除此之外，人民支持產業政策最關鍵因素在於產業政策所創造的經濟果實能否公平分配。三十年來，台灣社會貧富差距持續擴大，最根本原因就是受僱人員報酬過低。無論勞方或資方，投入生產活動，以獲取所得做為報酬，有了所得才能選擇消費與儲蓄。GDP（國內生產毛額）若從所得面衡量，可分為資本報酬（營業盈餘+固定資本消耗），勞動所得（受僱人員報酬）以及政府取得的間接稅，受薪階層能享受到多少經濟成長果實就看勞動份額（勞動所得/GDP）的水準。
民主轉型後，我國勞動份額呈現長期下降趨勢，2021年已降至43.0%，不僅低於1981年的48.6%，也低於OECD平均水準。至於資本份額（資本報酬/GDP）在2021年則高達52.3%。顯然，民主轉型後，歷任政府都是對勞工不友善的右傾統治者。
一般民眾只要歷經過民主洗禮，都會支持民主政治制度。當他們無法分享到公平份額的經濟果實以及所需要的公共服務時，民眾就會開始不信任民主政治制度，若不信任程度持續升高就會衝擊到社會的互信基礎。
雖然，解決地緣政治、國家安全、供應鏈韌性、氣候變遷、社會財富分配所衍生社會、經濟以及環境生態等諸多問題的政策，對貿易活動不一定有利，但貿易不應是產業政策唯一目標。這些政策看起來似乎只關心解決自己國家的內部問題，一旦每一個國家都朝這個方向走，全球經濟也會因此而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