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院職權行使法修正，經覆議、提起憲法訴訟及暫時處分，憲法法庭於7月19日作出暫時處分，部分條文暫停適用，並訂於8月6日進行言詞辯論。
此憲法訴訟影響未來我國憲政體制之運作、立法職權健全化與各權力機關權限。因此，在言詞辯論展開前，中華民國憲法學會、台灣行政法學會，以及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今（2）日合作舉辦座談會。本次座談會共分為二場，第一場探討「國會立法與司法審查」，第二場探討「職權行使法的困境與未來」，分別由前司法院副院長蘇永欽及前立法委員高思博主持。
前司法院副院長蘇永欽盼大法官適當扮演角色
座談會首先由立法委員翁曉玲以機關代表身分引言，她指出，此次立法院通過的國會改革法案，並非擴權法案，而是「護權」法案。相關條文內容為國會固有權，民主國家均有，新通過的條文內容與德國等先進國家相比，規範強度更低，卻被認為違憲亂政，令人懷疑執政黨怕被監督，大法官是否已成為「裁判兼球員」，這樣即使作成判決，很難讓人民信服。
前司法院副院長蘇永欽主持第一場，他表示，民主雖是多數決，但根據憲法，司法仍有抽象的延展空間。大法官在何種情況下適合介入？受理後何時可以作成暫時處分？均須慎重。目前造成這些爭議的關鍵在於「朝小野大」。從民主的角度來看，希望大法官能適當扮演角色。他並指出，憲法175條，將程序實施權概括授權立法院，這是主權在民實踐時不能忽視的。
大法官不能過度考慮枝節，忽略憲政架構
李念祖教授對於立法形成自由和大法官釋憲的界限有不同見解，認為不能過度考慮枝節性問題，而忽略憲政架構。他提出一個疑問：民主國家的政治正當性何在？如果我們有民選元首，但沒有民選國會，例如希特勒時的德國，是否算民主國家？反之，有民選國會但沒有民選元首，例如英國，是否為民主國家？。
李念祖教授認為民主正當性並非來自民選元首，現在的情況是「朝小野小」而非「朝小野大」。李念祖教授更提出一個標準，司法有積極主義、極簡主義。在人權案件上，司法應採積極主義，在機關權限爭議上，司法應採極簡主義。因此，非民主的機構若要為民主的機構劃界限，必須高度尊重議會自律。高度政治角力的憲法法庭，公信力令人質疑。
陳清秀教授則認為，國會代表人民，享有高度廣泛的立法形成自由，這是主權在民的表現。民主政治是責任政治及民意政治，人民監督的方式依靠民意機關，當行政權不受國會監督，就是專制獨裁的政府。國會改革法案希望落實責任政治，總統國會報告其實是一個取得統治正當性的基礎，只是要求總統聽取人民的意見，總統有責任義務聽取及說明。國會的調查權也一樣，政府官員公然說謊消極不作為，若無處罰，並不洽當。
楊智傑教授則就憲法法庭程序上應否受理總統、行政院、監察院之聲請，提出法律條文上的觀察，他認為依憲法訴訟法第47條、65條，總統、行政院、監察院都沒有行使職權爭議，立法理由時也寫著司法最後性，目前更看不出來有「難以回復的重大損害」，暫時處分根本不應受理。楊教授更認為，司法院透過暫時處分進行「法律生效前的事前審查」，其他國家少有案例，即使有，均是因為憲法有明文規定始得為之。在憲法訴訟法生效後，司法不應該進行事前審查。
蘇煥智批大法官凍結總統國情報告是一種欺騙
第二場由人權協會理事長、前立法委員高思博主持，他表示，立法院職權行使法具備實定法的基礎，不能因為立法院形象不佳，就將修法曲解為擴權。他並舉出川普暗殺案為例，調查此一案件，不適合由可能有偏頗之虞的行政機關為之，相反的，國會調查在政治上比較能公正平衡。
前立法委員蘇煥智肯定此次的國會改革法案，他認為大法官凍結總統國情報告的條文，是一種欺騙。根據憲法增修條文，總統本來就有赴立法院報告義務。大法官以1993年的釋325為基礎處理本次國會改革法案，卻不談585號，並不妥當。他進一步指出， 在資訊社會時代，政府資訊應公開，這是國會擁有調查權的另一個法理基礎，大法官不應忽視。
國會如何行使調查權參考各國法例，還有進一步修法空間
陳淑芳教授針對國會調查權提出其看法，他認為，在憲法沒有規定的情況下，立法院仍可享有調查權。否則其他四院都有調查權，只有立法院沒有，將造成權力失衡。他也支持蘇煥智委員的說法，認為人民有知的權利，就公共事務，立法院應有權代表人民行使調查權，不以究責為必要，揭露事實即可。他更認為，國會應如何行使調查權，參考各國法例，行使的界限應採取接近刑事訴訟的方法，可以命提出書證、提供證言、送鑑定、勘驗。現行條文不僅不違憲，還有進一步修正的空間。
廖元豪教授則比較美國與台灣的制度，他發現，總統制下國會權力需要非常強大，始能和行政部門對抗。美國的聽證是準司法程序，程序上會發傳票、會提問（沒有緘默權）。以行政特權為界限，更有藐視國會、偽證刑責等強制手段。美國從1924年正式承認國會調查權及強制手段，1953年擴張到以人民知的權利為界限，1962年確定法院對個案有審查權，2020年開始要求考慮手段的必要性，這些法制上的進展，值得我們借鑑。
蘇子喬教授則認為，依憲法增修條文第3條，總統國情報告是義務，而美國、法國，至國會發表咨文是總統的權力而非義務，因此台灣不適合引用美、法經驗。他並進一步指出，總統需接受詢答，並不意謂總統對立法院負責。質詢行政院長和總統國情報告兩者並行不悖，反而能釐清總統和行政院長的關係。
高思博理事長最後總結時表示，希望本次座談會，能讓各界對於國會職權的困境與未來有更多的認識，並期待未來言詞辯論過程中，能排除政治干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