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甘迺迪學院著名經濟學者羅德里克（D. Rodrik）和兩位學者在《從華盛頓共識到柏林宣言》（From Washington Consensus to Berlin Declaration）專論中指出，西方自由民主國家正面臨一個棘手的難題：民眾對政府無法解決他們的生活困境以及無法有效因應氣候變遷的挑戰，感到不滿，造成民眾對政府高度不信任。
羅德里克等人認為西方自由民主國家以《華盛頓共識》做為政策形成的價值體系已到了必須改弦易轍的時候，否則極右民粹勢力一旦掌權，將對這些國家人民的生活、社會運作、甚至我們所在的地球產生巨大的傷害。
他們指出新經濟論壇（Forum for a New Economy）5月在德國柏林以「贏回民眾」（Winning Back the People）為名召開的高峰會，會後發表的《柏林宣言》就是針對民眾普遍不滿尋求解決之道。
《華盛頓共識》已到了改弦易轍的時候了！
主導自由市場經濟體系運作近四十年的《華盛頓共識》，係於1989年由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資深研究員威廉森（J. Williamson）在討論如何整頓拉丁美洲國家債務問題時提出的。《華盛頓共識》強調「量入為出」的財政保守主義，政府若需舉債，應以未償還債務餘額占GDP比不升高為原則；推動自由貿易與跨國資本移動自由化，要求拉丁美洲國家政府確實執行進口自由化；解除不必要的政府管制；公營事業私有化，以及進行稅制改革，擴大稅基，避免加稅。此後，《華盛頓共識》不僅成為開發中國家的經濟改革模式，亦被西方自由民主國家視為維持經濟成長的最佳政策。
為何西方自由民主國家面對開放的市場經濟體制，會出現民主政治制度無法永續的危機？民主政治制度與自由市場經濟體制真的無法共存共生嗎？法蘭西斯．福山（F. Fukuyama）在1988年的一場演講中指出：自由市場經濟體制與民主政治制度在冷戰結束後將普及於全世界，人類就此從過去的歷史中獲得解放。
由於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與自由市場經濟體制是人類最佳選擇，至此人類歷史與制度發展已臻極致，即一般人熟悉的「歷史終結論」。
從西方自由民主國家社會經濟發展經驗來看，福山的「歷史終結論」並不全然正確，而自由市場經濟體制也非人類最佳選擇，顯示自由市場經濟與民主政治間不存在內在關聯性。
由於《華盛頓共識》造成西方自由民主國家社會的財富／所得分配惡化，許多民眾不僅無法靠自身力量解決他們的生活困境，也無法依靠政府為他們解決，且社會發展趨勢也對他們不利，導致西方民主國家民眾的當家做主的民主權力與經濟能力朝著相反方向推進。
《柏林宣言》認為要從5大方面，贏回民眾對政府的信任
西方自由民主國家民眾的無力感係因政府過度強調全球化的利益導致輸者圈擴大，對市場自我規範（self-regulation）過度有信心，把許多政府應負的責任推給市場，對氣候變遷所引起的劇變欠缺有效的對策，讓極右民粹勢力趁勢興起。極右勢力不關心這些問題的起因，也不想提出解決對策，只是利用民眾對他們生活問題無法得到妥適解決，所產生的憤恨，來達到他們的政治目的。然而，一個分裂的社會最後將讓自由民主國家必須為自己的生存而戰。
《柏林宣言》認為要重新贏得民眾對政府的信任，必須從以下方面著手：
1.重新定位政策取向與政府的角色；從只強調經濟效率的資源配置模式轉為追求社會各階層共享經濟成長果實，創造優質的工作機會，以及運用產業政策將創新導引到為多數民眾創造財富的方向上。
2.建構健康的全球化架構，在自由貿易與保障全球化輸者圈成員的基本生活權利間取得平衡，並允許各國為因應氣候變遷劇變，得採取不符合自由貿易原則的政策。
3.進行稅制改革，對有錢階級的遺產以及金融資本利得課稅，以讓各世代成員立足於更公平的起跑點。
4.政府應收回過去賦予市場過多的責任。單靠市場機制無法解決氣候變遷劇變的問題，也無法解決社會財富／所得分配不均，政府必須在集體行動與市場運作間重新取得平衡。
5.嚴肅規劃氣候變遷的對策；政策應運用合理的碳定價機制，並賦予民間部門減少碳排放與投資基礎建設的各項誘因。
當前台灣面臨比西方民主國家更為嚴重的問題
不少歐美經濟學者參與此項宣言的連署，包括《從華盛頓共識到柏林宣言》作者，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迪頓（A. Deaton），加州柏克萊大學教授艾肯格林 （B. Eichengreen），布朗夏爾（O. Blanchard）以及著名法國經濟學者皮凱提（T. Piketty）。連署的專家學者希望《柏林宣言》能夠喚起民眾與政府對問題的重視，找出制定政策所依據新的價值體系。
當前台灣社會面臨比西方自由民主國家更為嚴重的問題：薪資階層無法公平分享經濟成長果實。這個問題若處理不當，不僅未來社會財富∕所得分配不均程度將迅速惡化，多數民眾因政府無法解決他們的生活問題，對政府高度不滿，不再信任政府甚至整個民主政治運作，社會最後將全面崩壞。
由於資金、商品與人員的跨國移動難易程度不同。全球化下，商品、資金與技術的跨國移動幾無障礙，不再受政治疆界的限制。然而，全球化卻不能讓每個國民可以自由選擇國家，絕大多數國民的經濟活動還是在現有國家領域內進行。因此，對於能跨國自由移動的生產要素擁有者而言，全球化是機會與利益，但對於其他成員，全球化則是風險與威脅，他們成為輸者圈成員。
然而，政府卻將全球化曲解成自由放任，認為政府不應對企業與市場進行干預與管制。縱容有錢階級無限追求個人利益，讓財團的商業利益取代國家發展方向，罔顧國家長遠整體利益，讓大部分民眾承擔自由放任的社會惡果，這種無限上綱的自由放任傷害台灣經濟最深的莫過於2000年後，政府採取積極開放廠商赴中國投資的政策，卻不考慮這種開放對社會經濟負面的衝擊；欠缺有效管理，放任金融機構前進中國，亦忽略開放中資對維持國內技術優勢的衝擊。
若薪資階級無法公平分享經濟成長果實，最終社會恐全面崩壞
過分強調全球化導致贏者圈與輸者圈差異擴大，此時，政府必須利用更多的社會政策在贏者圈與輸者圈間維持平衡，以免造成階層對立。而衡量贏者圈與輸者圈最佳指標就是兩類成員投入生產所取得的報酬。無論勞動者或資本要素擁有者（資本家），有所得才能消費或儲蓄。從這個角度衡量國民經濟活動，國內生產毛額（GDP）可分為資本報酬（營業盈餘+固定資本消耗），勞動所得（受僱人員報酬）以及政府取得的間接稅稅收，勞工能享受到多少經濟成長果實要看勞動份額（勞動所得∕GDP）的水準。
2000年，我國勞動份額與資本份額（資本報酬∕GDP）出現死亡交叉，其後勞動份額呈現長期下降趨勢，2021年已降至43.0%，低於1981年的48.6%，遠低於西方自由民主國家，也低於南韓以及OECD國家平均值。至於資本份額則持續上升到2021年的52.3%，高於同年的勞動份額。過低的勞動份額導致薪資不漲，多數民眾無法利用自身力量來解決自身的生活問題。
我國勞動份額長期下降趨勢又無法透過民主政治的運作而扭轉，因為民主轉型後，朝野政黨都是「向有錢階級靠攏，不顧民眾」的右派政黨。雖然，台灣沒有西方自由民主國家的左右問題：「政府應重視中下階層的需要，建構公平正義的社會，抑或放任貧富差距擴大的M型社會？」但歷任政府將民眾生活問題丟給市場解決，造成多數民眾的民主權利與經濟能力往相反的方向推進。
五重危機之下，亟需一個符合台灣社會發展路徑的價值體系
當前台灣的社會經濟面臨以下五重危機：第一重危機是，過度強調全球化的利益，加上大量引進外勞，造成民眾工作難找，薪水不漲，社會貧富差距擴大；第二重危機是，自由放任迷思導致政府政策失焦，國家競爭力衰退；第三重危機是，過度依賴進口能源與糧食，經貿自主程度不足；第四重危機是，金融服務業凌駕實體經濟的扭曲發展模式；第五重危機是，面對氣候變遷的挑戰欠缺有效對策與行動決心。
面對危機，我們亟須一個有別於《華盛頓共識》的價值體系。除《柏林宣言》可供參考外，個人認為更符合台灣社會發展路徑的價值體系，應是199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沈恩（Amartya Sen）所倡導的「發展即自由」（Development as Freedom）：經濟發展的目的應該超越「唯發展論」以物質金錢所得做為唯一衡量標準，改以「政治自由」、「經濟能力」、「社會流動」、「課責透明」與「安全保護」做為社會經濟發展的五大價值標準，如此才能為民眾爭取最多的政治、經濟自由選擇權。這些價值標準本身是目標，也是手段，以確保其他價值目標可以獲得實現的管道，彼此之間不可切割。
面對氣候變遷的挑戰，我們應在「發展即自由」之上，加上「生態環境」，以體現「經濟鑲嵌於社會，社會鑲嵌於生態環境」的依存關係。唯有以此價值體系為立足點，我們才能對台灣應該遵循的發展路徑，有一個清楚明確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