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3日上午7點58分，花蓮發生芮氏規模7.2地震，僅次於921的強震，造成全台18人罹難、上千人受傷，另有多棟房屋倒塌或半倒，道路、橋梁、學校等基礎設施受到不同程度損毀，其中，又以震央所在的花蓮，災情最為嚴重。
《信傳媒》特別規劃一系列專題，從地質、斷層、防災、重建以及社區凝聚共識等各層面，邀請專家來幫花蓮把脈找解方，這一座後山的美麗花園，如何從夾縫中看到光，讓我們陪著花蓮一起從裂縫中尋找綻放的希望跟力量。
花蓮專題的第三篇，《信傳媒》專訪陳錦煌醫師，陳醫師1952年出生於嘉義縣新港鄉，畢業於國立臺灣大學醫學系，並在臺大醫院接受小兒科專科訓練；1981年，他毅然決定返回家鄉開設診所，實現父親希望他成為「良醫」的夢想；並在1987年建立新港文教基金會，陰錯陽差地替12年後發生的921大地震埋下協助重建種子。
他不僅關注病人的身體健康，還注重心理和社會層面的治療，「台灣就好像一個人，有很多問題」，在921地震後，陳錦煌醫師擔任災後重建委員會執行長，積極投入社區重建工作。他不僅協助重建受災的基礎設施，還致力於恢復社區的社會和文化生活，他的努力使得新港鄉在災後恢復生機，成為其他地區重建的典範。
此專訪以陳錦煌醫師在社區重建方面的貢獻和經驗，希望能替受傷的花蓮指出一條重建的方向，本篇將聚焦於社區共識凝聚，探討台灣重建共識遇到何種困難。
福爾摩沙「天災人禍」不斷，特殊地理與歷史不能忘
台灣在過去一世紀經歷了多次重大地震，陳錦煌開場就一一細數，眾多天災不僅帶來了人命與財產的損失，還讓台灣社區有了反思的契機，他認為，要理解花蓮0403地震的意義，必須從台灣的地理與歷史背景開始。
以罹難人數來看，第一嚴重的是1935年的新竹州大地震，發生在中部的龍騰、三義一帶，造成超過3000人死亡；第二高為1999年921大地震，約2300人罹難；第三則是發生共2次的梅山斷層大地震，發生於新港附近（1904年、1906年），導致約1000人罹難。此外，1941年的白河大地震發生在台南的中央山脈附近，也是台灣重大地震事件之一。
台灣是一座「天災人禍」不斷的島嶼，陳錦煌說，歷史上也是移、殖民的聚集地，前期以殖民為主，後來的人們則希望能夠在此安居樂業，400年前就開始了島嶼的經營，也就是從1624年荷蘭殖民開始，台灣憑藉著優越的地理位置和黑潮流經的自然優勢，逐步發展起來，。
然而，上天賜予台灣的機會也伴隨著挑戰。他娓娓道來，台灣位於歐亞板塊與菲律賓海板塊的交界處，這兩大板塊的相撞使台灣這座年輕的島嶼不斷隆起與剝落，已有數百萬年，而台灣的形成源於板塊的運動，其年輕的地質結構使得台灣地震頻發，每隔約30年就有一次大地震，1999年921地震距今也已近25年，地震的威脅依然存在，特別是梅山斷層被認為是下一次大地震的潛在來源。
除了地震，台灣還面臨著颱風的威脅，不過幸運的是，中央山脈在一定程度上能夠將颱風「撕裂」，減少其破壞力，陳錦煌表示，台灣的地理特色決定了它的自然災害頻繁，但也孕育了島上文化與生態，等同於這些災害也正是台灣形成與發展的重要因素，身為台灣人，不能忘記這段與地震、風災息息相關的歷史。
從生命共同體到生活共同體，進展不順利
正因天災不斷，台灣形成了一種特殊的社區總體營造方式，其核心之一就是「生命共同體」。陳錦煌指出，社區本身就是一個共同體，大家彼此依賴、關心，並面臨共同的問題，尤其在天災人禍頻繁的台灣，生命共同體的意識尤為強烈。
他感同身受地說，每當重大災害來臨時，社區中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變得更加緊密，這也是台灣社區的特色，從1999年921大地震後的捐款數額中也可以看到，台灣人在面對災難時，各界出人出力，人人感同身受，這種情感在社區中得到了充分的體現；同時，921大地震的那年，也是「社區總體營造的元年」。
然而，這樣的「生命共同體」與「生活共同體」之間存在著某種張力。陳錦煌表示，生命共同體強調的是在災難來臨時，大家齊心協力度過難關；但在災後重建中，台灣在生活共同體的力量就顯得薄弱，因為這涉及到更多具體的問題，如住宅重建、公共設施的分配等。
這與台灣的歷史背景密切相關，台灣長期處於外來或威權統治政權，無論是日本殖民時期還是國民黨統治時期，台灣人都很少有機會真正參與到公共事務的決策中。
他舉例，早年國民黨政府將反攻大陸作為最大的國策，基層的村里民大會也往往淪為政令宣導，缺乏真正的討論與共識建立，因此，當大災難來臨時，雖然「生命共同體」的力量顯現無疑，但在災後的「生活共同體」卻無法迅速有效地解決問題，特別是在財產分配和個人負擔責任的共識方面，存在著巨大的挑戰。
選舉政治導致短視近利，「生活共同體」意識薄弱
直到1987年解除戒嚴後，台灣人才開始學習如何以主人的角度解決社區問題，但社區的「生活共同體」基礎至今仍然不強，陳錦煌坦言，在救災和急難救助方面，台灣人表現出色，但在災後重建時，卻常常出現共識難以達成的問題，例如，集體住宅的重建、公共設施的分配比例，乃至於對於房屋全倒與半倒的認定，都l需要建立共識，這些都因為社區生活共同體的力量薄弱，共識的建立變得困難重重。
然而，儘管台灣已經從外來政權轉變為自主的社會，但卻依舊無法培養「生活共同體」的意識，陳錦煌認為，選舉政治可能是主要原因之一，導致了主事者短視的決策。
他不諱言表示，許多地方的政治人物為了選票，往往只關注眼前利益，忽視長遠發展，這也是台灣無法從「生命共同體」進化為健全的「生活共同體」的主要原因之一。
即使民間力量已經非常強大，社區文化仍然需要調整，這些問題若不解決，將影響台灣的永續發展，尤其如今還得面對極端氣候的挑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