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工作職場的霸凌，成為繼性騷擾、# Mee Too之後，引人關注的勞動生活問題。事實上，所謂Bullying，直譯霸凌，向來不缺於職場，任何有人群聚的場合，例如學校、部隊等。霸凌絕非新興問題，但將之法律化，直接昇華為權利義務、違法受害層次，不可諱言，倒是未久之事，至少台灣如此。
霸凌，在歐洲場域中，多以Mobbing概念，少見Bullying稱呼，當然，差距不大。它是一種工作職場上，勞工人格權遭受侵害的特殊態樣。定義上，Mobbing是「工作職場內，一人或一群人對於某一勞工、主管或甚至雇主，在溝通關係上採取強度高的杯葛、排擠或其他不正行為，已達一法律上必須加以處理之權利或利益受害程度」，如未達此程度，還沒走到法律議題化階段，可能稱為生活中的不愉快，如此而已。從Mobbing被意識為一社會心理學、乃至於法律問題，而且須以國家法律、法院審判來處理，本身就是漫長的「社會進化」過程：整套人格權被司法化的歷史過程，就是社會理性與人性尊嚴發展的同步現象。
個人將分兩次來談談歐洲人眼中的Mobbing。在這一篇，或許先以90年代問題開始滋生時 – 30多年前，瑞典一位小學女童，因同學一起講好拒絕跟她玩，令其傷心欲絕、上吊自殺之震驚個案，作為歐洲社會公認的開端 （瑞典作為歐洲處理霸凌帶領國家、成立全世界第一家Mobbing專屬醫院），幾個受到歐洲社會心理學界、法學界注意到，且接下來都有法院判決的案子，來認識一下「歐洲霸凌」的「法律議題化」緣始，有助於仍處某種萌芽階段的台灣，一種回顧又前瞻的參考。
類型一：來自同事的攻擊
多特蒙德的Manfred
Manfred是化學工廠焊接工人，在鐵管修理部門工作。他是虔誠教徒，信奉基督教某教派。Manfred認為，他有責任引導同事信奉上帝，只要逮到機會，便跟同事傳教，鼓吹進入教會。同事們不堪其擾，但未公開講，亦未請主管出面處理，最後決定「私力救濟」。一開始，只要Manfred傳道，同事們就激烈反應，效果不彰，同事們改變策略：只要Manfred開始講話，同事就轉過身去，立刻走人，越來越嚴重，沒有人願意跟他一起用餐，只要他一進餐廳，大家馬上一轟而散。Manfred不放棄，逮到機會繼續宣揚上帝，幾位男同事開始暴力威脅，一位不堪其擾的同事，情急之下以刀威脅：「閉上你的鳥嘴，否則…」，有人拿起一上吊的娃娃，寫上Manfred大名，掛在更衣室，有人放一個迷你棺材在他衣櫥中。Manfred終於放棄傳教念頭，但同事們行為並未停歇。一年後，主人翁被主管調職。
瑞典的Märta
Märta是瑞典南部一家餐廳女侍，經常跟同事爭執，因同事老找她麻煩。經常在Märta走路前方，突然飛出裝滿空瓶的啤酒箱。同事經常故意用力關上餐廳與廚房的活動門，讓她迎頭撞上，還有人威脅：「小心一點，否則用車子輾你...」。對她而言，上班變成地獄之旅，她經常腹瀉胃痛，淚流滿面，心生畏懼，無法專注工作。領班譴責她工作效率不佳：「被我警告三次，就可以自動解僱妳」。朋友建議她請病假，Märta不敢，因怕丟掉工作。她鎮日頭痛欲裂，身處敵意同仁與主管間，尋求工會協助，工會人員只是笑笑：「這些傢伙在跟妳打一場心理戰。不要理會，這些舉動會自然停止」。兩年過去，同事們杯葛刁難從未結束。Märta鼓起勇氣，拜託工會出面協調，工會大嘆：「妳應該早一點來，現在太遲了，我看妳最好自認倒楣，辭職回家了事」。當事人沒有受過高等教育，無一技之長，對自己權利一無所知，徒留混淆，害怕，不安。
類型二：下屬對主管的攻擊
漢諾威的Peter
一行政機關，檔案室主管職有缺，原主管屆齡退休。檔案室中，Bernhard最得原主管信任，他自己也深信最有希望繼任，同仁們也支持他。但機關首長認為，檔案室不能欠缺進步的影像處理系統，決定選擇較年輕、較有專業知識的Peter。在Bernhard非正式領導下，同仁開始給Peter好看：同仁不與新主管說話，根本無法指示下屬。新設備運到，但沒有同仁願意接收任何新資訊，所有機器擺在一旁納涼。在首長指定學習新機器的訓練課程中，所有同仁參加，但沒有人顯露任何興趣。Peter講解時，所有人只是大聲喧嘩，嘲笑新主管與新機器。Peter從上司那邊也得不到任何協助，上面只是說：「是不是你的領導能力有問題呢？也許你太年輕了，沒有經驗，也許我們用錯了人」。Peter被送往領導統御的訓練課程，但毫無助益。最後，首長決定將Peter調離現職，另派一外來新人，但結果一樣，同仁故態復萌。
瑞典的Eva
瑞典一所監獄餐廳主管退休，獄方決定做些改變：餐廳經營成本居高不下，菜色也不健康，我們應找一位有經驗的能手。獄方最後找到Eva，由她領導原先六位女廚師。廚師們對Eva新任務，毫無知悉。Eva馬上碰釘子：沒有人告訴廚師們，為什麼要做改變？新主管提出菜色清單，廚娘們作不出來，而獄方上司也從未想到訓練：準備菜不是很容易嗎？所有廚師堅信，這一切都是Eva的主意。決定報復，開始在Eva背後說長道短，Eva有一個智能障礙小孩，女士們譏笑說：一定是媽媽的本性，傳給孩子。廚師們不聽Eva指示，也不讓她有機會講話，一有指示，一定質疑到底，同仁們不斷說道：妳好像越權囉。Eva三番兩次請教上司，究竟權限何在，但遭拒絕，上司認為Eva故意找碴。情況急遽惡化，當事人整整病了兩年，被迫提前退休，時時處於精神虛弱狀態，必須不中斷服用鎮靜藥物。
類型三：主管對下屬的攻擊
德國的Hans-Erich
大辦公室空調系統故障，同仁們抱怨連連，但無人敢向上反應問題，害怕丟掉工作。狀況越來越無法忍受，Hans-Erich決定挺身而出，他是重度身障者，決定向政府監督重度身障者照養的行政機關申訴。機關出面處理，公司主管尷尬承認，但惱火於下屬居然去機關「告密」。Hans-Erich變成特殊人物，人人另眼相看，主管故意讓他享受某些特權，同仁們看不順眼，但他是身障者，不敢公開說，只能背後說盡壞話。主管告訴同仁，他經常打大家的小報告，所以才有這些特權，雖然純屬造謠烏有。一段時間後，再無人信賴他，同仁們把公司新近不利措施，統統歸罪到他身上。最後，直屬主管逼使當事人自動辭職。
芬蘭的Sijla
Sijla是一家精神治療醫院護理師，與其院長 – 知名精神醫學教授，發生嚴重爭執。導火線：一位護理師向她哭訴，說只因犯了小錯，院長就要調職，以儆效尤。院長調職並無法律理由，也講不出任何道理，只是向犯錯的護理師咆哮，嚷嚷一定要調職。護理師向身為工會駐廠幹部的Sijla求助，Sija走向院長，沒幾分鐘，院長嘲諷道：閣下是不是在這家醫院待得不耐煩了？在隨後護理站會議中，她重提問題，院長被激怒：這件事不是已結束了嗎？數小時後，護理長找到她，說院長有找，兩人一踏進院長辦公室，院長立即起身：依我專業診斷，妳患有嚴重精神疾病，應立即就醫。Sijla大吃一驚，質問何來診斷？院長表示：妳不必知道，我看妳的樣子就可直接診斷。Sijla被迫就醫，但同院醫生看診後，表示沒有任何徵兆。數天後，院長再次召見，兩人激烈爭吵，院長表示妳應立刻請病假，並且說：我會警告醫生，指責他為什麼不把妳送精神異常鑑定？一段時間後，該醫生亦被捲入，也被院長送交精神鑑定。
類型四：權利在手、理直氣壯
荷蘭的Ingrid
Ingrid受僱一家企業為人事專員，主管員工心理諮商協助。Ingrid上任第一項措施，就是依照勞資新簽訂之團體協約，變更原有的員工調查程序。此舉召來主管反對，也引起外聘人事顧問不滿，因原先調查程序正是其傑作。主管開始將其冰凍：對她主掌事項，不邀請出席會議，不讓她有機會發表意見。另一個引爆點：如何處理酗酒員工？公司一貫作法是，將這類員工調到聊備一格工作，只要不出亂子即可，Ingrid不以為然，認應依勞資約定，將酗酒同仁送往治療，接受戒治。利用當事人短暫病假，主管直接剝奪某些工作權限，並採取一些「行政刁難」措施：只要打電話，不論國內外，都必須向公司的電訊中心報告登記，每一通都要。一段時日後，被主管約談，告知將她調至一般行政工作（「抄寫客戶地址」），因她無法與同僚或主管相處，責任在己。當事人嚴詞拒絕。一個月後，被調離總公司大樓，移至遠離市區一個辦事處小房間，工作內容含混，沒有任何同事，只有孤單一人。為控制出勤，公司設打卡鐘，繼續維持原先打電話限制：每一通都要通報登記。當事人陷入精神崩潰邊緣，經常就醫，另謀他就也毫無希望：沒有工作成果，自己精神狀況也極差。Ingrid不斷思索自己的處境，時時有新的理由與主張，不斷向工會、員工代表會、人事部門、主管、律師，申訴不滿及委屈，強調自己權利：我站在正義的一方。
類型五：體制造成的壓迫
瑞典的Ruth
Ruth是一家公司倉儲人員，負責搬運及推高貨品，但不可駕駛堆高機，那由一位有執照的男同事負責。某日，踩到堆高機殘留油漬而重重跌跤，摔傷臀部尾骨，當時不以為意。隔日醒來感到劇痛，請假休息，一週後情況無好轉，無法坐下，希望以工作意外請領醫療保險給付，但公司專屬醫師不願出證明，不認為傷害來自工作事故。Ruth生活改觀，有時可工作與坐下，有時痛楚無比，專屬醫師簽幾天病假，但不願多作什麼。當事人決定另尋醫師，有位醫師認此傷害應來自職業災害無誤，但仍將其轉診回公司專屬醫師，然後：不是工傷。一段時間後，工作部門改組，她被調往另一須持續坐下的工作。她要求工會介入，層級越拉越高，努力一年，公司願意賠償，但醫療保險機構反對，公司專屬醫師繼續堅持己見，並公開診斷：懷疑Ruth有嚴重心理疾病傾向，應送往精神治療。冗長過程中，當事者陷入充滿敵意與輕視的女同事之間：女同事們不公開嘲笑，但總寫滿匿名小紙條，寫著「電動馬達屁股」、「肉贅」、「藥罐子」、「懶惰蟲」、「母豬」、「娼妓」，貼在她桌上，或把潤滑油倒在她工作手套中。經過努力，特別是工會介入，Ruth終於調到多數為男性的部門，嘆口氣說：我現在好多了，我喜歡在男同事多的部門，因為女人可能的可怕與卑鄙，遠超過人們想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