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清國與日本簽訂馬關條約，確定割讓台灣，
這是台灣命運劇烈變動的一年，
台灣人民在這場變局中，
如何獲得被割讓的消息？
對於新的外來統治者有哪些意識與行動？
對日本人有什麼想像？
而對於抵抗外來政權的領導者及參與者又有什麼評價？
繼《「小的」台灣史》之後，再次以尋常百姓的角度書寫台灣歷史。
有別於官方記錄，從仕紳、文人的詩文，以及庶民社會流傳的歌謠、俗諺等，拼組出台灣人民面對時局遽變時的各種因應及面向。
台灣民主國抵擋日本不成，唐景崧逃亡的消息傳開，台北紳民無不譁然，情勢更為紊亂。有些軍隊選擇向新竹方向撤退，而留下來的清軍，卻非要跟台北共存亡，因他們也是被官員們遺棄在異地的一群，沒錢沒糧；在失去軍紀約束的情況下，他們選擇將怒氣發洩在台北，搖身一變成為土匪，不分商店與官署，四處搶劫，甚至就地變賣武器。官衙庫中存銀數十萬兩，更是大目標，各籍士兵或為爭奪，因而互相爭鬥，另外還有一些無賴，嘯聚於西、北兩城門外，見到攜銀出者，便舉刀威嚇劫奪，有些人甚至嚇得墜河中。而搶不到的，就趁亂放火，槍聲、狂呼聲處處可聞，城內外民情洶洶，朝不遑夕，導致死傷慘重，淡水河上還可見漂浮而來，已經泡到腫脹的屍體。
單身赴會撐白傘領日軍
城內的火藥庫還發生爆炸，不少無辜的平民被炸得血肉模糊，有些清晨到田裡工作的農民被無辜波及，就陷在田中殘喘，無人願意伸出援手。而一些無名的小民亦加入劫掠，連官衙內的桌椅、書籍都不放過，然而這些東西或許不過就是拿回去當燃料而已。在亂世之中，既然無法抵抗，也無法如富商官員逃離台灣，小民們能做的，除了躲在家中，可能就是想辦法多撈點東西，看看是否可以發點小亂世財，不論拿到的東西是否真的有什麼用處。
在城外的重要商業市街──艋舺、大稻埕，同樣陷入動盪當中，搶劫事件時有所聞，英軍、德軍甚至直接離船登岸保護僑民。在地的紳商自是首當其衝，急忙議定對策，後眾人與大稻埕富商李春生商量，在可以聽到槍聲、暴徒的吼聲及一般居民的哀嚎聲中，決議迎接日本軍進城維持治安，然而，卻沒有人敢擔任這「在貓脖子上掛鈴鐺」的任務。在眾人雜舌當中，於艋舺開設雜貨店「瑞昌成」、日後成為台灣首富的辜顯榮，自願帶著書信，前往基隆與日軍面見。
辜顯榮是福建泉州裔，出生於彰化鹿港，曾於各地擔任苦力、轎夫、雜貨商等，並往來於上海、福州等地貿易，可謂見多識廣。於商議完畢後，辜顯榮在沒有任何護衛的情況下，單槍匹馬在6日的早上3點，撐著傘徒步前往日軍營地，不會日語的他，在傘上綁著白布以表明來意。當時已有日軍沿著鐵路沿線推進到水返腳（今新北市汐止區），並派有偵察小隊前往錫口（今台北市松山區）一帶進行探查，當日下午，辜顯榮便在水返腳遭逢要交涉的日軍部隊。
抵達軍營後，辜顯榮遇見了正在巡哨的民政長官水野遵及學務部長伊澤修二等人，但雙方只能靠著比手劃腳跟筆談溝通。歷經多日激戰的日方，突然面對一個陌生人持著信函，宣稱因為台北的治安紊亂，為恢復秩序，希望日軍盡快進城，他可以擔任嚮導等，自是充滿疑惑，還有人把辜顯榮當作間諜來看待。但經過幾番試探，甚至有說法指出：「山田良圓少佐，欲試其心，拔刀旁砍，辜神色不變。」加上在前線的偵察，大致確認了辜顯榮的話，於是在半信半疑的情況下，由辜顯榮為嚮導，全軍開始朝向台北城移動。另有一說是辜顯榮曾被帶往基隆會見樺山資紀總督，但當時情況緊急，應無暇如此來回。
此次的接觸，開啟了辜顯榮日後飛黃騰達的契機。他引日軍入城之舉，雖說是欲平息台北的紛亂，但也有不少人認為他違反民族大義。日治時期曾有一首流行於艋舺酒場間的歌，便這麼唱著：「日本上山兵五萬，看見姓辜行頭前，歡頭喜面到台北，毋管阮娘舊親情。」大大酸了辜顯榮一頓。
另外，達飛聲（禮密臣）、英商湯姆生（G. T. M. Thomson）、德商奧歐利（R. N.Ohly）等人，也受外商及仕紳劉廷玉、陳儒林、李春生等人的請託，前去傳遞消息。
他們在途中遇到日軍，由於日方有人通曉英文，雙方得以溝通，更加確認台北城陷入混亂的消息。另外有住在大稻埕的外國人，私下打電報至日本部隊，要求軍隊趕快進入台北城維持秩序。無政府狀態下，盜賊乘亂而起，商民仕紳的生命財產無不遭受嚴重威脅，在強弱懸殊的情況下，不免有人尋求敵方的暫時庇佑，圖能迅速恢復秩序。至於日後的情況會是如何，或許當時並沒有時間再容多想。
在滿月的月光下，日軍加速前進，宛如一條蜿蜒的大蛇。沿途有些民眾看到，不禁哀聲痛哭，或急忙攜帶子女隱避，村中也敲鑼打鼓，通知大家趕緊躲避，不過
日軍並沒有攻擊村落，而是持續沿著鐵軌前進。在唐景崧抵達廈門的6月7日，日軍先頭部隊於清晨抵達台北城外，僅受到零星守城軍的反擊，並未對日軍造成威脅，然而日軍面對台北城，一時卻也束手無策。
承恩門上演歷史大戲
揮軍直驅台北的日軍，此時所面對的，是一個無聲的敵人，一座台灣最後搭建的石造城池──台北城。台北城牆現在都已經被拆除殆盡，僅留下幾個城門，其中承恩門（北門）位在現今台北市中華路與忠孝西路口。但當時台北城連同城堞，高有1丈8、長1506丈，外有護城河四面八方團團阻隔。城門中央出入的城門洞，則設有極為厚實的門板，外層並安上鐵皮以防止敵人火攻，一旦關閉，便不容易開啟進出。層層阻隔，形成一道有力的防禦工事，讓缺乏攻城重機具的日軍，即便沒有守軍抵抗，仍被阻在北門外，一時進不了城。然而，奇女子陳法的出現，卻改變了這樣的僵局。
陳法原非什麼城內的重要人物，只是一位在北門外賣菜的小販。當時45歲的陳法，居住在北門外後街，體格強健，為人豪爽。她的丈夫、51歲的姚旺（憨）雙眼失明，家計基本上就是靠著她來維持。而她膝下有4個小孩，兩男兩女，兒子分別為23歲的陳成、15歲的陳水土，以及兩個19歲與8歲的女兒。此外還有婆婆黃腰。
姚旺本來以渡船業為生，因患眼疾而失明，換由陳法一肩扛下照料全家老小生計的責任。她在北門外開設一個雜貨店，生意不惡，積蓄頗豐。至1895年，陳法見到城內的亂象，也頗為憂心，希冀可以有解決之道。適逢日軍前來，於是，她的一念之間，改變了台北，甚至全台的局勢。
而一般的說法多半指出，日軍之所以可以進入台北城，是陳法及其兒子從城牆上放下竹梯，協助日本軍隊入城，因為在日後頒給陳法的獎狀上，便寫著「冒敵彈携楷梯來助」。另外，達飛聲（禮密臣）還提供了另一種說法，說是由幾個兵疊成一個「人梯」，讓日本的某個軍官翻牆而入。更甚者還有誇張離譜的傳言說，陳法與辜顯榮熟識，早已預備梯子，等待日軍兵臨城下，便拿出梯子供日軍攀城。
在紛亂時刻，很多事情於匆忙中往往難以釐清，陳法在日軍進城的那日，是否真的冒著槍林彈雨放下梯子供日軍進城，在日治時期就已經有各種不同的版本。1937年6月，台北州州立台北第一高等女學校的教諭山本運一，特地至嘉義訪問了陳成（陳法的兒子）的老婆──林周柑，透過當地稻江信用組合的王伯權翻譯，還原了1895年日軍進入北門的情況。
林周柑表示，在那年6月7日中午稍過，她和婆婆陳法正在牆壁上曬醃菜，在城的內側，只要沒有軍隊管制，人們是可以自由上下的。後來卻聽到人、馬的吵雜聲，透過縫隙一看，發現是人數眾多的日本兵，陳法因而趕緊說「危險」，制止林周柑再繼續看下去。後幾經考慮與觀察，可能鑑於城內的亂象，陳法因而下定決心，打算幫助日軍入城。
日軍當時也不斷在試著攀登城牆，但因為牆體甚高，無法成功攀越。至於一般說法指出，陳法用梯子協助日軍進城，林周柑表示，當時兩人身邊哪來的梯子，是放下一塊紅色的布，一端綁著鐵器，另一端則將兩股打結，成為一個可以腳踩的洞，才終於讓兩三個日軍攀上城。而要準備到可以讓人攀上城牆的布匹長度，中間應是花了不少時間去張羅。
但這個方法終究不可能讓太多人進城，後來陳法與兒子陳成再去找了竹梯過來。當看到梯子時，日軍們突然發出巨大的聲音（可能是在高呼「萬歲」），接著10多人陸續就爬上城牆入城，並四處找尋城門的鑰匙，後來在城門上的房間內發現鑰匙，隨即取來開啟，讓日軍終於開門入城。在這段期間，並沒有民主國的軍隊前來驅趕，因此日軍的進城，也不是在槍林彈雨中完成。承恩門上，曾有著「巖疆鎖鑰」的橫額，象徵著官方對它的期待；然而，就在因緣際會下，兩名弱女子破了這道堅固的關卡。
日軍在辜顯榮及陳法的協助下，兵不血刃地進入台北城，象徵了一個時代的結束與另一個時代的開始。小人物意外的介入，加速了歷史巨輪的轉動。
大軍入城重金獎賞
日軍進入台北城之後，隨即布告安民。不少城內居民則掛出白旗，有些白旗上甚至畫了紅日以充作日本國旗的象徵，艋舺街市亦掛出許多寫著歡迎標語的大旗。當時人仍在基隆的樺山資紀總督，原打算乘火車進入台北城，但由於鐵路遭到破壞，許多軌道、枕木都出現短少的情況，無法立即通車。至於在台北站內的3台機關車，也僅有一台可以修復，相當克難。經維修後，6月10日才終於正式開出日治時期第一班台北—基隆間的列車。剛開始，每日僅能行駛往返一班的貨車，由總督府和近衛師團輪流使用；且由於軌道、列車狀況皆不佳，無法負擔大量的物資，脫軌是常有之事，有時甚至因運載量過多，必須出動人力從後方推動，因此當時的人將其戲稱為「肺病鐵路」。6月14日下午，樺山總督決定搭乘列車前往台北赴任時，列車沿途仍是不停地出軌，在走走停停修修之間，一共花了7個小時，抵達台北時已入夜。台灣最高行政長官的入城之行，由於不順暢的鐵道路況，以致出現這般窘境。6月17日，日方在原巡撫衙門西側的練馬場舉行「始政典禮」，象徵日本統治的開始。
而協助進城的陳法，自然成為獎賞的重要對象，能久親王特頒獎狀及禮金，給予這位意外協助日軍的奇女子。這是日治時期官方所頒出的第一份獎狀，內容如下：
賞賜獎眾
台北府北門外農婦
陳法
該名於去明治28年6月初7日，當我官兵進入北門，門扉緊鎖之時，汝陳法敢冒敵彈，携楷梯來助力攻打，本師團長深嘉汝以一婦身，有此美事，其効可賞，茲賜銀5圓，以賞其美，併獎眾庶，後日報効無悮。
明治28年7月5日
近衛師團長能久親王
對於陳法以一平常婦人家，卻在亂局中願意提供階梯使日軍順利進城，大加讚許。據說日軍為感謝陳法而贈與金錢獎賞，陳法還因言語不通而猶疑是否接受，也因此有俗諺流傳：「日本起山戴紅帽，尻川揹槍手舉刀，手提銀錢要給嫂，講話啁啁娘聽無。」
而陳法的兩個兒子，陳成與陳水土，也繼續協助日軍。陳成向日方介紹台北城內的各重要設施，而尚年輕的陳水土，則跟著日軍一同南下，陪著北白川宮師團長當嚮導，一直到能久親王於台南逝世後才北返回家。後來陳水土被介紹給美島商會的大庭貫一郎，由他陪伴前往東京，進入小學校就讀，並曾會見已回到東京的樺山資紀。後來他返回台灣，進入公家機關任職，但可惜23歲便過世。陳成則從事營造業工作，1923年裕仁皇太子、即日後的昭和天皇，以太子的身分「東宮行啟」前來台灣巡視時，還曾於總督府官邸內接見陳成，並頒賜獎賞。
陳法在1900年7月18日逝世，而北白川宮能久親王所賜的這張獎狀，後來輾轉流傳，1922年出現在曾文郡六甲庄某料亭的一位16歲的藝妓──林桂英的手上。當時的客人看到此狀，都覺得有點不可思議，這種東西怎麼會在一個地方的藝妓手上，頗為懷疑。但一經詢問，才發現她是陳法的孫女（但她是林周柑的女兒，並非陳成的血脈），故對於此等榮譽象徵，就當作傳家寶般地珍藏著，見證那段歷史的餘暉。
（撰文者／蔡承豪）
消失的台北城與留下來的痕跡
對談：戴寶村x邱翊
時間：2017年9月13日晚上7點到9點
地點：閱樂書店（松菸文創園區，生態池旁綠色小木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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