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南韓分別上映了兩部歷史電影，接力拍下南韓民主歷程中的兩個關鍵故事，分別是《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和《1987：黎明到來的那一天》，前者的真實歷史為1980年的「光州事件」，後者是1987年的「六月民主運動」。兩部電影上映後，皆獲得亮眼的票房成績，也讓全世界認識到另一個面貌的南韓，在目前朝鮮半島緊張對立的時刻，更凸顯南韓民主政權得來不易的珍貴。
除了現代的韓流、古代的韓國王朝以外，發現近代的南韓歷史，也是一頁豐富且令人動容的故事。
1980年「光州事件」的軍隊鎮壓和暴力槍戰，導致當時平民、大學生死傷慘重，欲封鎖真相的政府，在暴力畫面曝光後，震驚全球，也讓韓國社會之間開始醞釀、蠢蠢欲動，越來越不能接受當時南韓的獨裁政權，最終在1987年爆發「六月民主運動」，上百萬韓國民眾在全國各地示威抗議，成功讓獨裁政府宣布民主化宣言，推行民主政治。
拍出從權力核心到邊緣的連鎖效應
南北韓分治後，南韓經歷了一段漫長的獨裁政府之路，常以防範北韓共諜為由，打壓異議份子、民運人士等，自「光州事件」血腥鎮壓之後，反而有更多大學生、民眾投入民主運動，《1987：黎明到來的那一天》紀錄下的就是終結獨裁政府的最後一哩路。
電影從權力核心運作的內幕開始，南營洞（南韓軍營，以暴力求刑聞名）把首爾大學生朴鍾哲拷問致死，深怕消息走漏會引起社會反抗，整個部門、政府由上至下欲蓋彌彰，然而紙包不住火，最關鍵的人物便是負責開立死亡證明的檢察官，若沒有他，南韓可能就沒有今天，權力核心的崩潰來自裡面的正義之士，檢察官察覺有異，不畏上級的暴力威脅，仍執意將真相公諸於世，將消息透露給報社記者，於是星火燎原，一發不可收拾。
接著鏡頭轉向社會老百姓，從平凡的女大學生視角出法，就像《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一樣，兩者都是權力核心最邊緣的百姓，認為政治是身外之物，結果都在街頭親眼見證政府的殘酷，子彈、催淚瓦斯、煙霧彈毫不留情對準人民開槍掃射，開始動搖原本自己的信念。
大學生被凌虐致死的新聞開始傳得沸沸揚揚，女主角的舅舅也是民運人士一份子，深陷政府圍捕，面對舅舅被抓到南營洞、欣賞的男同學被煙霧彈打死的照片變成頭條後（又一個大學生被政府殺死），女主角最後也站上街頭一起抗議，其實她的視野就是我們每一個人的化身。
借鏡南韓電影讓台灣真正轉型正義
同樣都在1987年邁向民主之路的台灣和南韓，如今發展大不相同，台灣日前才正式通過轉促條例，然而威權時期的歷史真相，我們真的準備好要如何面對了嗎？不單只是在政治、法律上的轉型正義，教育上也需要透過書寫、影像記錄才能真正進入我們的生活，這也是南韓在轉型正義上值得我們借鏡的地方。
南韓在電影題材上，一直以來都很大膽地選擇述說那段黑暗的威權歷史，一點也不忌諱正視那些痛苦，每隔一兩年總會出一部類似的題材，像是《殺人回憶》、《華麗的假期》、《正義辯護人》都一直再三地提醒著這段痛苦的歷史不可忘記，正也點出轉型正義並不是把銅像、建物、財產全部都拆除、歸還一樣簡單。
2017年的《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和《1987：黎明到來的那天》兩部更是露骨地拍出獨裁暴力的畫面，不再選擇用隱晦的方式表達憤怒，當年獨裁政權的領導人全斗煥、盧泰愚至今仍在世接受司法的審判，世人永遠不會忘記他們得負起的代價。
台灣近幾年的電影題材開始拍了許多當代社會底層的故事，然而面對歷史上的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事件等，雖然有許多紀錄片回溯這段暴力，然而想拍那段暴力歷史的電影總是隱晦，像是侯孝賢的《悲情城市》，隱隱約約能感受的到某些不對勁，卻也無力於知道更多真相。或許隨著轉促條例的通過，更多的資料重現，台灣這段模模糊糊的空白歷史也能被拍成電影，讓更多人知道台灣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