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進李惠仁的工作室，注意力很難不被眼前的景象吸引。偌大的玻璃窗外，陽光灑落湖面，樹影隨風搖曳，令人生出一種錯覺──主人該是個與世無爭的好好先生吧？但一看窗台上陳列整齊的書冊，不是大談人性黑暗面，就是與台灣的自由民主相關，頓時，前一秒馳騁九天的思緒止步，硬生生給拽回現實：他可是李惠仁，是許多官員避之唯恐不及的狠角色。
2012年，靠著紀錄片《不能戳的祕密》揭發農委會隱匿禽流感疫情，他在國家威權的高牆上戳出一個小洞，把當時高高在上的防檢局長許天來拉下神壇，打入非主管職。他說，今年還要再出第三集，「資料都蒐集好了，比對也差不多了，只是還要論述，然後和他們面對面攤牌，其實，那是我最開心的時候，……」
在那之前，他依舊不安分著，選在今年二二八和平紀念日隔天，要先挑戰另一個國家威權。但這次對象有些不同，像佛地魔，連生意人、電影人都不敢多提，即將在公共電視、網路同步播映的紀錄片《并：控制》，名字聽來就相當挑釁，「并，就是反共的意思。」
李惠仁的身材魁梧，或許是雙頰飽滿的關係，即便在某個時刻起了殺意，那銳利眼神在旁人看來也像一般笑意，「無害」可能是許多人對他的第一眼印象，但只要跟他真刀實彈交過手，恐怕沒人再敢如此天真。
在《不能戳的祕密中》中，有一幕李惠仁與許天來近距離接觸的畫面，他握著對方的手，依舊一臉無害，嘴裡卻不疾不徐地吐出這麼一段話：「局長，我真的覺得說，你要不要考慮一下，要不要下台？」沒想到竟被他一語成讖，六個月後，許天來因為隱匿禽流感疫情請辭，改調非主管職。
從此之後，李惠仁成了農委會的眼中釘、背上刺，甚至，在一些農委會活動的場合，還可以看見官員和他玩起你追我跑的荒誕遊戲，「他們（農委會）對我很不友善啊，都用消極抵抗的，反正，只要我申請任何採訪，對方都不可能答應，所以我只能在各種公開場合去堵人，那他們只好跑啊、閃啊，……」
紀錄片版權免費開放，殺傷力嚇跑官員
「像陳保基（前農委會主委）交接那天，我就從禮堂一直追到他辦公室。」李惠仁說，其實不難想像，就算農委會公關不擋下自己的採訪邀約，陳保基本人也不會答應，「因為他也知道我會拍成紀錄片，放在網路，那個殺傷力很大。我覺得那個殺傷力齁……是因為一般紀錄片導演拍完，不會開放版權，但我會，讓越多人看到越好，這個就是最大的殺傷力。」
為了發揮紀錄片對公共議題的影響力，李惠仁的作品有個特色──版權免費開放，讓民眾可以在網路上隨時觀看，即便無法自作主張，他也會想辦法突圍，「其實《蘋果的滋味》那部片，權利不在我身上，壹傳媒來問，我就請他們向公共電視買了版權放在網路上，這時候，為了搶點擊率，公共電視也只好跟著放上網路。……會這樣做，是因為那部片子很重要，對一些學校的媒體識讀，或者想了解媒體生態的人來說，都是一種好的方式。」
堅持不接公家案子，工作室一年盈餘僅兩萬多
2008年，李惠仁選擇離開商業電視台，他還記得，在遞出辭呈的那一天，全國媒體正瘋狂報導連戰當爺爺、連勝文當爸爸的消息。之後，像是要給自己一個交代，他以攝影記者為題材拍了第一部紀錄片《睜開左眼》，裡面一段記者的自白說得露骨，「你可以墮落沒有關係，但是，你要記得自己是墮落的，而不是沾沾自喜的，……」另一名記者的心聲則彷彿與他的抉擇呼應，「與其在這邊等死，不如出去找死，找死你還有一點機會。」
出走找死後，由於拍片志不在賺錢，李惠仁平時只得接案餬口。被問起目前收入如何，答案令我們咋舌，他卻一派輕鬆，「我們工作室不錯啊，去年有兩萬多的盈餘。因為我還有去打工，在電台兼差一年多，也接一些案子，這些都放進去公司後，就有盈餘，哈哈哈……其實不錯啊。」
什麼案子都接嗎？「公家的案子，我們一概不接。」他斬釘截鐵說，從2008年至今，不時會有公家的案子自己找上門，但他一律回答「沒興趣」，一來是不想在結案時失去自我，更重要的是，人生苦短，多做解釋太累，「你看嘛，如果我接了，是不是就會被人說閒話──李惠仁常常在罵政府，就是為了接案子──對不對？」
威脅不成換利誘，狠角色拒絕被控制
「你看那隻白鷺鷥，那是牠固定的地盤喔，牠總是站在那邊，另外有一些小水鴨、綠頭鴨，早上都會出去游泳，一群一群的，有時候這邊還有蒼鷺，……」指著窗外，這是李惠仁的日常，如出世隱者般，他說無欲則剛，「離開電視台後，收入一定會少，生活可以過就好了。不過，我們從另一個角度想，現在搞不好還可以退稅，那不是很爽嗎？到時候也許可以拿這筆錢出國玩一下，哈哈哈……這樣想會比較開心，這樣就好了。」
「我跟你拜託，公眾場所你不要出去，不是我要嚇你哦，我是好意跟你講。我要求你哦，盡量這幾天，飯吃飽一點，然後在家裡泡泡茶就好，要做什麼事情，思考一下，因為你有家人老小，……」這是李惠仁接過的一通恐嚇電話，對方操著一口土味十足的閩南語，字句如利刃，活脫電視劇裡的歹徒跳了出來，只不過，我們眼前這位狠角色不為所動，更把內容當成素材，直接收錄在《不能戳的祕密2：國家機器》片中；一談起公眾議題，他又入世成了一名死硬派。
有威脅，那有沒有利誘的？他不假思索，「當然有啊，曾經有人跟我講：『我跟總統府很熟，我也講好了，過兩天，總統府有人會打給你，你都40幾歲了，有些東西是你應得的，你應該要為家人好好著想，……』目的很明顯嘛，就是想來收編，任何一個人都聽得出來他什麼意思，但我當場哈哈大笑。」
後來總統府真的有人打電話給你嗎？被我們追問起得意處，李惠仁忍不住失聲，笑個沒完，「完全沒有，因為我隔天就在立法院幹譙政府了，哈哈哈哈……」一會，像是想起什麼，他才收起笑臉，正色說：「這就是其中一種『控制』的手段。」
如果大家都怕技安，最後全會成為大雄
當話題進入《并：控制》這部即將問世的紀錄片，原本明亮的窗外也暗了下來，烏雲籠罩片中的世界，當下也在我們頭頂，彷彿一種警示。不過，李惠仁早已見怪不怪，他說，該片之所以開拍，是因為一家香港電視台找上門，而對方選擇自己的原因，與2016年7月16日的台北電影節頒獎典禮有關。
就在頒獎典禮的前一天，戴立忍因被指涉為台獨分子，遭到中國電影《沒有別的愛》製作單位換角。李惠仁說，原本以為在影展上，眾人應該會聲援此事，沒想到大家一聽見「戴立忍」三個字，不是選擇拒答，就推託還要趕行程，讓他當下決定更改感謝詞，「那天看到這種狀況，因為《蘋果的滋味》有得獎，我就決定上台要聲援戴立忍。」
當時接過獎座，他的第一句話是「還好我在台灣」，因為《蘋果的滋味》不僅碰觸台獨、藏獨、疆獨、法輪功等議題，就連六四天安門事件也照講不誤，如果是在對岸，自己很可能已經被自殺、被失蹤，「……台灣是一個有自由民主的地方，這幾天我感觸其實非常深，也很難過，如果我們每一個人都那麼畏懼技安，每個人都讓他說『你當大雄好了』，對不起，那我們每一個人都會是大雄。」
屢屢挑動中國政府的敏感神經，難道不怕嗎？他給出這樣一個理所當然，卻早已被人遺忘的答案，「那又怎樣？要擔心什麼？我是一個做調查報導的記者，是一個紀錄片導演，如果連這個都怕，把恐懼放在心中，自己開始去畫那條紅線，以後還怎麼工作？」
用五隻猴子看中港台，結局很驚悚
「你看看，連這件事，台灣人都在做自我審查，可見來自對岸的控制無所不在。」李惠仁說，在戴立忍事件發生後，所謂在中國「北漂」的影視工作者開始關閉部落格，刪除在台發表的臉書文章，「只要內容提到台灣民主相關活動，或者社會運動，全部刪除。他們人在中國，怕臉書會被搜尋到，……那種恐懼是這樣地無所不在。」
在《并：控制》的開頭，是國外一個知名的虛構實驗：把五隻猴子關在籠內，上面吊著一串香蕉，只要任何一隻去拿，所有猴子都會遭到懲罰，不久，猴子們便開始互相監督。接著再抽換其中一隻猴子，當新來的猴子要去拿香蕉，就會遭到其他猴子圍毆，慢慢地，所有猴子都會被馴服，至此，控制的最高境界已然成形──自我審查。
「你拿這個實驗來對照中國、香港、台灣，一模一樣，那多可怕啊。你以為自己在籠子裡，沒香蕉吃，有香蕉皮啃也很好，以為聽話就可以過活，但真的是這樣子嗎？」李惠仁賣個關子，透露影片的最後會揭露那些猴子的下場，很多人猜不到答案，「因為擔心議題太嚴肅，過程我們用一種可愛的風格呈現，但結局卻很驚悚。」
他直言，台灣受到中國控制這件事，其實一直存在，但真正可怕的是，人們對這類荒謬的事情竟習以為常，「像某次，有電視台找管仁健上節目，談兩岸祕史，講到六四天安門的時候，這五個字竟然被消音，欸，六四天安門直接變成嗶嗶嗶嗶嗶耶！所以民主為什麼要深化，因為它雖然難能可貴，但還很小，我們應該要幫它轉大人才是，如果不好好呵護，它也是會被打死的。」
新片上網集資驚動對岸，遭香港拒絕入境
像這樣一部明目張膽反對中國打壓的片子，本該鴨子划水，最後再猛然一聲雷才是，但《并：控制》在2017年11月竟上網集資，也驚動了對岸，李惠仁因此遭到香港拒絕入境。原來，是因為最初找上門的香港電視台某天突然提出要求，希望增加「參與度」，造成雙方合作破局，在不得已下，才被迫籌資。
「我覺得，是他們那句『我們想要擴大老闆的參與感』踩到了惠仁的紅線，……」該片共同導演呂培苓說，片中的許多內容，都是李惠仁追蹤多年、不斷跟進的心血，並非只靠金錢就能完成，因此，也格外擔心受到干預，「惠仁總覺得說，資金是他們的，版權自然也是他們的，等到片子完成後，如果老闆不滿意，有自己的立場、喜好，影片也可能就這樣被鎖起來了。」
資金來源中斷，沒想過喊卡嗎？呂培苓透露，兩人當初決定接拍該片，也是希望對中港台之間的關係有些反省，背後都有想法和目的，所以未曾打算停拍，「我覺得惠仁心臟很強，當下就說：『好，沒關係，錢退回去，我們自己想辦法。』之後內容還越加越多，他覺得很快樂，可是我常常處在一個焦慮的狀態。」
談及此事，李惠仁就來氣，當下拔高八度音，「欸，在採訪許仁碩的時候，他們（香港電視台）還打來殺價耶，一口氣砍了50萬。我是想說，虧錢做也沒關係，因為這部片子真的很重要，X的，到頭來還要干預……」不過，稍後他氣消了，又說：「的確，當初是他們起的頭啦，不然我不會拍。」
台灣需要的不是英雄，而是勇敢的平凡人
李惠仁的紀錄片主題不同，內涵卻殊途同歸──都在對抗威權，卻顧所來徑，可能與基因或家教有關。他的父親在國小任教，但只要牽涉到與廠商利益相關的「合作」，脖子硬得很，也因此被其他教職員視為不合群的麻煩人物，「你可以想像，我爸爸在學校一定很黑啊，然後因為父親黑，小孩子就很倒楣，……」
「國小的時候，大家口袋裡都會放一些彈珠和尪仔標，有一次，隔壁班同學在玩撲克牌，拿彈珠和尪仔標當籌碼，他們玩得很大聲，放學我也跟著去看。欸……你知道嗎，因為我爸爸很黑，對不對？校長看見後很生氣，啪，一巴掌往我臉上用力打下去，其他玩牌的同學反而沒事，就只因為我是我爸爸的小孩。」恐怕是那莫名的一巴掌太過沉重，難以言喻，讓李惠仁非得當場多演示兩次，深怕不夠味。
「我被打了一巴掌，就這樣結束了嗎？沒有，隔天校長要求我爸爸處理，因為當天他剛好是導護老師。最後，我爸爸只好把我叫上司令台，當眾打我給全校師生看，表示就算是自己的小孩，他也不會袒護。我爸爸怎麼處罰我，你知道嗎？他把我從司令台上踹下去，我再自己走上去。」回憶這段含冤往事，本該氣憤難平，但或許是想起了已故的父親，他的表情柔軟，語調俱是懷念，他說，父親知道自己是無辜的。
時間像殺豬刀，也是止痛藥，談起父親，李惠仁已不再噙淚，更多的是一股驕傲，「我爸爸在學校那麼多年，教過那麼多學生，他的狀況怎麼樣，學生都很清楚啊。其實，在我爸爸教書的那個年代，很多學生是沒錢買課本的，他都會想辦法去找課本給他們，所以他們對我爸爸都還是……即便我爸爸走了……告別式那天，好多他的學生都來了。」身為紀錄片導演卻頻頻入鏡，在訪問當下，他也演活了童年。
在人生的道路上誤打誤撞，意外地發掘一份工作，足以將父親留在血液裡的正義感沸騰，但即使是超人，也難免力有未逮，更何況區區血肉。如今要挺身面對看不見、不能說，又無所不在的敵人，他留下一段訊息，「在台灣，我們一直很期待有英雄，跟超人一樣，可以幫我們打倒惡魔黨，打倒壞人，……但我覺得，我們需要的不是英雄，而是更多勇敢的平凡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