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七年的十月，我接到張忠謀的電話，因為在大華證券當總經理時，我已和他認識了，台積電一九九四年成功掛牌上市，就是由大華證券輔導及承銷。雖然一九九四年時我已離開大華，但張董事長始終認為，我是台積電能夠成功上市的一個關鍵因素，其中的緣由是這樣的。
台積電是由政府於一九八七年倡導成立，當時它最大的一個股東，就是荷蘭的飛利浦電子。而且，當初飛利浦之所以投資，其實是有前提要件的，也就是將來它要有選擇權（Option），可以讓它股權過半。
台積電剛開始營運兩、三年後，規模還不算是特別大，但是，張忠謀董事長是位非常有遠見的人，他老早就看到，像這樣的一家資本密集的科技公司，必須掛牌上市，才能取得更多資本。
上市建議困難重重，張忠謀全盤接受
約在一九九一年，張忠謀董事長打電話給我，跟我說他跟不少人打聽如要申請上市找誰比較好，所有的人都跟他說，要申請上市就一定要找大華證券總經理，所以他打電話找我，我就去看他，了解一下台積電的狀況，同時也拿了公司資料回來。我跟張忠謀董事長說，請你給我一點時間，把這些資料進一步了解以後，我來跟你做一次報告。
我把這些資料拿回來以後，在同事們進行比較詳細的分析，歸納出許多的建議後，我們就去台積電跟張忠謀董事長報告，開宗明義就向他條列必須進行哪幾項重要事項。
對於我們提出多項的建議，張忠謀董事長不僅沒有不高興，而且全然接受。其中，我給他最重要的一項建議是，飛利浦要求取得的台積電股權，一定不能讓它過半！因此，張忠謀董事長一定要設法說服飛利浦，它若要執行選擇權，最多只能執行到四○％左右，比重不能再更高了，否則它不宜上市條款，會影響到台積電整個上市的進度。
這項建議，在當時對張忠謀董事長來說，是一項頗大的工程，但張忠謀董事長照單全收，同時也成功說服了飛利浦。因此，台積電也依照大華證券的規畫，一步一步順利上市了。張忠謀董事長始終記得此事，曾經好幾次在公司內部會議中提到我的名字，肯定我的專業。
「我記得當年Harvey 從口袋裡拿出一張清單，列出多項要求，冷冷的告訴我，如果你能完成我列出的這些目標，就能順利通過上市審查，當時Harvey 臉上的表情似乎是說，我看你很難達成這些目標。但我們都做到了！」大家一陣哄堂大笑。
「洗盡鉛華」，接下跨領域的新挑戰
再把場景拉回張忠謀董事長的來電。我接到他的電話，有一點意外，十分好奇他是因為什麼事情打電話給我。
他說，台積電正在找財務長。其實，台積電正在找財務長這件事情，我知道，因為我的至交好友蔡力行（時任台積電營運執行副總經理）不久前才剛問過我，有沒有人選可以介紹，而我也給了他兩、三個名字，請他去接觸一下，看是否適合。其後的過程他沒有跟我多說，當然，我也就沒有多問。
電話中張忠謀跟我說，他一直沒有找到合適的人（接台積電的財務長），為了找不到財務長這件事，他晚上都睡不著覺！特別是當時台積電剛發行美國存託憑證（ADR），在紐約才掛牌上市不久，急需一位財務長去和國外的投資人應對。原任的曾姓財務長突然離職，找不到合適的財務長，對他非常、非常的困擾。
電話中他又說：「今天下午，我跟曾繁城、蔡力行三個人又再討論一次，我們三個人心中其實都有了人選，而且看法都一致，那個人就是你！」
接到這通電話時，我的確是有點被嚇到。說實話，當時對於接下台積電財務長這個位子，我自己想都沒有想過。然而，四年前（一九九二年）我從中華開發去職時，張忠謀曾打電話給我，說：「Harvey，我不知道你那邊發生了什麼事，但是我知道你是我的朋友。」這份溫暖的情意，始終在我心中。因此，我不好當面回絕。
張忠謀在電話中說：「這樣子吧，這個禮拜六你有沒有空？到我家來吃個晚飯，我們談一談。」就這樣，禮拜六我就去了張忠謀位在台北的家，當天，曾繁城、蔡力行都在座。飯局中，張忠謀董事長很認真的一直講、一直講，言談之中，就是希望說服我能答應接下財務長的工作，但是全程我都一直沒有鬆口。講到後面，整頓晚飯都快吃完了，張忠謀忍不住轉頭跟曾繁城、蔡力行說：「FC、Rick，你們講講話好不好？我都講了兩個鐘頭了！」
但我還是一直沒有鬆口。最後，我跟張忠謀董事長說：「這樣子吧，我回去想一想。」其實，當時心裡面還是不太想接這份工作。當時我想的是，我為什麼要跑去一個陌生的產業？何況，在中華投信，我畢竟是董事長，為什麼要去做財務長的工作？而且又是在新竹，這幾件事我都需要再三思量。
在接到張忠謀董事長電話的第一時間，我心裡閃過的第一個想法是：「這可能嗎？」當時我覺得接這份工作的可能性太低，所以，那個週末到張忠謀董事長家中吃晚飯時，我心中也沒有多想，純粹只是因為「他是張忠謀，過去對我也很好，他請我到他家吃飯，禮貌上我不能拒絕」，所以我就去了。整個晚上，看到他這樣努力遊說，我只能用「我再回去想一想」來回應。
我一直對跨產業這部分，心中有很大的保留，我覺得這對我來講，是一個很大的風險。在此之前，我都是在金融領域裡面，這是第一次面臨跳出金融業，轉到另一個全然陌生的產業。
如果張忠謀董事長提出的是，要去開一家投信公司，我都還會很感興趣的聽一聽，看看張忠謀董事長想要做什麼，但現在他提的，卻是要我到新竹、進入一個全然陌生的產業。不僅是半導體的技術，整個產業環境我都完全不了解，對於要不要接下張忠謀董事長迫切需要的「台積電財務長」的工作，我心裡有很大的保留。
那一夜，就在沒有任何結論的情況下，結束了這頓晚餐，但我答應張忠謀董事長，會回去好好想一想。隔天，我又接到了蔡力行的電話，說張忠謀董事長要他不論如何，還是再打個電話給我，繼續遊說。於是，我告訴了蔡力行我心中的疑慮。蔡力行也挺有意思的，他回答我說：「其實這些都算不上是什麼風險，最大的風險是，你能不能和董事長相處！如果你能夠和他相處的話，剩下的這些都不是什麼問題。」我當下回答他：「你要我如何評估自己能不能跟他相處呢？我跟他沒那麼熟。」聽到我的答覆，蔡力行也只好說：「那你就再想一想，至於待遇的部分都不是問題，你一定會滿意的。」
說真的，這還真是我第一次遇到不知道要如何著手處理的事，因為我完全不知道如何評估自己能不能和張忠謀相處。我根本不知道誰是張忠謀的好朋友，又能找誰來諮詢呢？
在當時，報章雜誌對於張忠謀的個性和為人處世，有深刻描述的資料報導並不多，後來我在《天下雜誌》找到兩、三篇有關張忠謀領導風格及個性描述的連載文章，經由資深記者的觀察及深刻描述，把張忠謀的個性剖析得非常細。於是我將這些連載文章，一個字、一個字閱讀得十分詳細，並且一個字、一個字的反覆推敲，思考張忠謀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人？我到底能不能跟他處得來？
讀來讀去，想來想去，除了思考自己能否與文章中描述的張忠謀相處之外，更重要的是，既然蔡力行說，跨產業對我來講都不是問題，那麼，什麼是我的問題呢？我到底又在猶豫什麼呢？
我發覺自己其實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從中華開發總經理退下來，轉任中華投信董事長後，我心中一直把中華投信董事長一職視為閒差，但其實我在尋覓一個舞台，藉由這個舞台，讓大家都看見我是一個傑出的領導人，看到我確實有能力把一個經營決策者的工作，做得非常好。然而，媒體對於上市公司領導階層的報導，一般頂多報導董事長和總經理，會關注到資深副總經理或財務長層級的非常少。
到新竹科學園區去工作還有不少考量。首先，我的生活型態會受到很大的影響。如果我每天人都在新竹，和台北朋友的接觸就會大幅減少；其次，這份工作勢必也會讓我在整個台北的金融圈和企業界的能見度大幅下降；更重要的是，跨行投入了高科技產業，最大的風險是，萬一沒有做起來，反而有損我多年在台灣金融界累積的品牌和名聲。這些都是我不太希望發生的。所以，對我來說，究竟要不要下這個決定，接受台積電財務長的工作，的確有點困難。
經過兩個禮拜左右的思量，在反覆推敲雜誌上對張忠謀的性格描述後，我發現自己對張忠謀這個人開始產生了好感。
「好吧！就撩落去！」經過這兩個禮拜的思考，我心中已做了決定，「就去新竹幫他一下！」在幾次電話和當面詳談後，我最後接受了張忠謀的邀約。當時的我，可以說是用「洗盡鉛華」的心情，到新竹科學園區工作。
對我多年的職場生涯來說，這次是非常關鍵的決定。一九九七年時期的台積電，一切都還在衝刺發展階段，不僅時時都還要提防聯電急起直追，當時在全球半導體的市占規模、國際能見度，甚至社會影響力，都遠遠不及今天在全球晶圓代工的龍頭地位。
張忠謀對於我的決定，非常高興，立刻安排我到荷蘭拜會台積電最大股東飛利浦半導體總部，因為歷任的台積電財務長，都需要經過飛利浦的同意。當我一回到台北，張忠謀立即就對外宣布，由我出任台積電資深副總經理暨財務長。
從那次我去荷蘭拜訪飛利浦半導體總部財務總長羅貝茲後，日後每一次他來台北開台積電董事會前，我們都有個會前會。基本上，我們和飛利浦的運作模式是，開董事會的前一天下午，我和他們開會前會，簡報董事會議事內容，晚上張忠謀會請飛利浦的董事代表吃飯，如果有會前會尚未解決的問題，就設法在晚餐時達成共識。目的當然是希望在董事會檯面上，我們和飛利浦之間，沒有什麼歧見。我在台積電五年多的時間裡，都是依循這個模式進行。
顯然，我們和飛利浦之間的關係維持得很不錯，所以，董事會的運作一直都很平順。離開台積電多年後，某一回，我在另一家公司的董事會，又遇到當年代表飛利浦在台積電擔任董事的老朋友，他就公開在董事們餐敘的場合裡說：「當年Harvey 在台積電董事會裡，每一場報告都是清清楚楚，就是他把飛利浦的人擺平的！」平順。離開台積電多年後，某一回，我在另一家公司的董事會，又遇到當年代表飛利浦在台積電擔任董事的老朋友，他就公開在董事們餐敘的場合裡說：「當年Harvey 在台積電董事會裡，每一場報告都是清清楚楚，就是他把飛利浦的人擺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