設於2002年開始的「行政院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推動委員會」（簡稱院推會），在經過五十多次的會議後，於上月劃上了休止符，終止了設置要點的適用。對於廢止這樣一個近年功能有限的任務編組，本來就是回應社會對於減少政府殭屍機構的期待，但面對台灣當前的基礎建設瓶頸與超額儲蓄，這樣院推會的結束，會不會也標誌著從高鐵以來台灣對於BOT、OT推動的步伐與企圖心，也將隨之終止？若是如此，則此一政策方向，實在令人憂心。
這個在林信義擔任行政院副院長時所設立的院推會，原本設定的主要任務就是針對民間參與公共建設的項目進行政策協調以及計畫列管。在當時，由於促參案件本身的複雜度，當面對土地取得、環境影響評估、或財政預算支援等困難時，藉由院推會來整合跨部會能量，在行政院長的層級下，有效達成了不少的業務協調工作。
同時，由於社會間因為高鐵與高捷的延後通車，開始出現了對於BOT的質疑聲浪，這個院推會也藉由表揚辦理案件有功人員，來提振辦理人員在面對社會誤解時的士氣。於是我國促參案件在2003-04年間步入高峰，每年上達千億元的簽約金額，更成為當時國際間的異數，也開展了許多民間參與公共服務的開端。
其後，歷經吳榮義、蔡英文接續擔任主任委員，再次檢視相關會議記錄仍能看到當時在朝小野大的財政編列困境下，行政院希望藉由促參方式來提振公共建設的努力。
高鐵BOT案爭議不斷，院推會開始綁手綁腳
只是，從第卅次會議開始，除了修改組織章程讓主任委員「下放」到由工程會主委擔任外，在第二次政黨輪替後，這個院推會討論的內容與主題也開始弱化，甚至在「愛台十二項」建設的帽子下，把在公有工業區投資的案件與金額也都算成促參的簽約成績。而真正依據促參法所推動的案件，在執政黨與對於高鐵BOT的質疑氛圍下，更少有新個案再起，甚至連台北縣的三鶯污水下水道系統，雖然都選出了民間投資商準備投資，但政府卻選擇解約停辦，改由編列預算自行興建。在這樣的趨勢下，不論是院推會的功能或者是台灣的整體促參發展都嚴重受挫，僅剩下一些停車場、閒置場館OT等小規模個案聊備一格，難以再興促參聲勢。
只是，對照國際民間參與公共建設的發展，卻是完全不同的面貌。由於2008年金融風暴後的量化寬鬆，讓全世界的資金剩餘與低利率情勢發展，使各國中長期資金急切的尋找適合投資標的，而公共建設由於具備了長期且穩定的報酬特性，吸引了大量的壽險、年金等資金青睞，於是讓過去的BOT等方式進一步更新到PPP （Private Public Pantership, 公私部門合作）模式，使各國的招商規範或契約模式，有更為一致性的標準。
其中，包括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甚至中國發起的亞投行等國際金融機構，都是將PPP視為各國財政困難下的重要對策，而包括捷運、港口、水電、甚至醫療設施更成為國際上廣受歡迎的PPP投資標的。而對於公益性與透明度的深入討論，更是各國在推動PPP時的最大關注重點。
BOT的精神就是政府不出資？
但反觀國內，從高鐵、高捷之後，接續著就是大巨蛋等案件爭議，部分所謂專業人士的誤導，使得社會產生「BOT的精神就是政府不出資」的錯誤觀念，反而混淆BOT辦理的真正目的。也就因為迷失在「政府不出資」的錯誤概念，以及執著在權利金的高低與商業空間面積的大小，以致於國內的促參案件僅能流於政府不出資的觀光飯店、交通休息站，脫離了真正攸關國家成長競爭力的公共建設項目，整個促參機制也慢慢變成可有可無的雞肋，讓推動的成果的幅萎縮。
在這樣的情況下，也就難怪今年財政部統計全國促參簽約金額，到年底可能連一半目標都無法達成。儘管依據報載，官員的分析原因是今年適逢政黨輪替，加上柯文哲上任後追查「五大案」，以及租稅負擔增加等政治因素干擾，而讓業者收手觀望。但就實際而言，明年將沒有政黨輪替，柯市長也不再有五大案可以調查，但卻仍也難以見到促參推動的逆轉再起契機，尤其是從「院推會」的解散動作來看，整個台灣社會與政府究竟由無決心，才是民間是否參與促參的成敗真正關鍵。
怕被貼「圖利」標籤，政府虧本案件才促參
因為，真正「成功」的BOT案件判斷標準，不應該是幫政府賺最大權利金的計畫，而應是可以經由民間企業的資金、經營創意與彈性活力，來使公共服務早日提供，才是成功關鍵。如果因為擔心被貼上「圖利」的標籤，所以只有政府虧本的案件才要拿出來促參，又要民間繳交高額的權利金，又要民間不能賺錢而提供免費公益，那台灣未來的促參將只能愈來愈萎縮，而院推會的結束也是標誌著促參時代的終止而已。
相對的，如果面對財政困難與國際競爭，可以發揮台灣豐沛的民間儲蓄來提升基礎建設，更能將資金留在改造自己的生存環境，應該持續推動促參仍是非常必要的選項。有趣的是，對照當前各項急迫的問題，對於引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發展這種長期且艱鉅的工作，應該就不是當前內閣必要關心的重要課題，所以對於院推會，就把它關門大吉、謝謝收看一鞠躬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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