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英文時事雜誌《外交家（The Diplomat）》報導，中國2020年目標除了將「社會信用制度」普及全國，也正對外輸出這套體制，首當其衝的就是中亞五國。
「吉爾吉斯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學院（OSCE Academy）」研究員邱芷恩指出，資訊共享、輸出科技都是一帶一路框架下「數位絲路」計畫的一部份，北京正在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全球治理體系，以適應其龐大經濟規模。
然而，當一帶一路與社會信用制度雙管齊下，中亞國家面臨的恐怕不僅是「債務陷阱」，在政治立場上恐怕也會更受北京箝制，這種近似「附庸」的情形，已活生生反映在他們對新疆人道危機的無力與迴避上。
中亞成中國「安全城市」延伸？
儘管社會信用制度本質是要鞏固人民對共產黨的忠誠，中國對內宣傳它是打擊恐怖主義的利器，對外則強調其能降低貿易障礙、維持金融穩定、維持交通秩序。
監視攝影機結合人工智慧，北京提出數位治理、治安自動化的「安全城市」概念，讓許多司法制度尚未健全的中亞國家覺得相當誘人，尤其是當中國提議半價甚至「免費」架設這些設備，更是令人難以抗拒。
烏茲別克首都街頭有近千支具舉報功能的攝影機；塔吉克裝設大量具人臉辨識功能的監視鏡頭，蒐集民眾指紋和血型建立「生物辨識登陸」；吉爾吉斯也推出有監控功能的「AI警察」。
此外，為了發展所謂「安全城市」，這些國家不僅與中國電信鉅子華為簽有相關合約，他們國內電信商也與中國關係匪淺。
邱芷恩指出，中國在中亞架設的攝影機可不只是開開超速罰單而已，其隱憂在於北京能輕易獲取這些數據，不僅從遠端監控他國公民，還可能削弱中亞國家主權。
一帶一路「貸款優惠」換中亞政治支持
除了經貿和基建，一帶一路也強調「建立政治信任」的重要性，而社會信用制度也是中國衡量雙方信任感，或者說對方友好度、「忠誠度」的一個指標。
也就是說，這套制度不僅能評估個人，也能用於衡量一整個國家。
例如，某國採用社會信用制度後，北京可根據該國國民總體社會信用等級評估雙方政治關係，若友好度不佳或者有所謂「反華勢力」活動，便能以一帶一路貸款條件為籌碼要求該國政府採取政治行動。
邱芷恩指出，哈薩克與吉爾吉斯就是以支持中國新疆政策，換取較低廉的貸款和金援。
為了維持經濟成長，中亞國家需要中國一帶一路這類大規模投資，同時也欲透過中國的社會信用制度建立本國「金融信用制度」，但近年隨著中國影響力漸大，這裡也浮現反中情緒。
割地償債：塔吉克已踏入債務陷阱？
中亞五國處境艱難，過去仰賴俄國金援、現在則轉向北京，而中國也藉投資經貿及提供留學機會，成功連結此地政治菁英及知識分子，同時透過「上海合作組織（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sation）」與中亞建立安全合作框架。
然而，儘管當局與北京稱兄道弟，一帶一路「債務陷阱」、中國移工和新疆集中營讓民間不時興起反中抗議。
2018年「全球發展中心（Center for Global Development）」一份報告指出，有鑑於中國分別持有吉爾吉斯41%、塔吉克53%債務，他們是最可能落入中國債務陷阱的國家之一。
2019年10月塔吉克政府決定以一座礦場和中國交換一座發電廠，且中國在此礦場的收益及運至塔吉克的挖礦設備得以免稅，讓塔國民眾相當不滿。過去數十年來，由於無法償還貸款，塔吉克不時給予更多特許權甚至賣地給中國。
更糟的是，塔吉克當局也並未善用貸款，反而拿去建造一些華而不實的項目，例如「世界最高旗杆」、「中亞最大戲院」等等。
中亞民眾抗議中國移工、新疆集中營
另一方面，由於一帶一路計畫大量中國移工進入中亞五國，塔吉克據稱有15萬名中國勞工，約占其總人口1.7%。
吉爾吉斯2018年也有超過3萬中國勞工入境，並因此在2019年1月爆發一場反中示威，示威者要求政府保障本地人、限制中國勞工，被稱為「中亞有史以來最大抗議」，最後以警方逮捕數十人告終。
2019年9月哈薩克西部油城札納奧津（Zhanaozen）也爆發類似抗議，要求當局禁止中國設立高汙染性工廠。
此外，中國新疆集中營（又稱再教育營）也讓中亞民眾反感，被關押在那裡的不僅是維吾爾人，也包括中亞各民族，有報告指出至少2萬2000名吉爾吉斯人和1萬名哈薩克人受到監禁。
事實上，《信傳媒》之前就曾訪問過一名在新疆集中營被關押長達465天的哈薩克籍女士Gulbahar Jelilova。
2018年這些人的親屬紛紛上街抗議，要求本國政府有所作為，卻被一句「無法干預中國內政」給打回票，他們以「致力尋求外交解決途徑」搪塞，而不願公開譴責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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