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及英國18、19世紀的工業革命，你會想到什麼？鐵路、火車、煤炭、瓦特與蒸汽機？在成功大學歷史學系教授李鑑慧心目中，漫步田野的牛羊、奮力拉車的馬匹，同樣是對人類工業發展與城市打造卓具貢獻，卻又最被忽略的「隱形功臣」。
關注動保議題的李鑑慧，研究主軸原先是在1820年代以降的英國，堪稱史上最早出現的動保運動浪潮。但在探索史料的過程中，她漸漸意識到，人與動物的關係不僅只是具有上對下的「保護」關係，而是更為多元與繁複。
如果換個角度思考，讓動物做主角，牠們怎樣影響，乃至牽動了人類的歷史發展？在天上飛的，地上爬的，海裡游的萬千物種，如何共同造就人類今日的社會與文明？回過頭來，人類在不同歷史階段，分別又是怎麼看待與對待牠們，形塑其生命經驗？
牛羊作為「草料轉換器」，促成工業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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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革命不僅關乎「工業」。熟悉這段歷史的學者都會同意，英國工業之所以能順利興起，首先要拜一項關鍵前提所賜：傲人的農業。根據經濟史研究估計，英國19世紀中期的人均農業產量約為西歐國家的2倍，同時農業勞動人口比例卻持續下降。這是因為英格蘭當時盛行的混合式農業，是有機循環且有助產量提升的生產模式。
李鑑慧分析，農夫在種植作物之同時也飼育牛羊，一方面能產出肉品、毛皮、乳製品以供販賣，又可產生糞肥，滋養土地。換句話說，牛羊形同化身「草料轉換器」，透過進食草料，提供經濟產品與增加土地肥沃度，為英國農業產量帶來巨大貢獻。另外，日益改善的草料種類、牛羊品種，再加上工作效率遠大於牛耕的「馬耕」傳統，共同造就英國農業部門的亮眼表現，釋放出工業發展所需的大量勞動力，更成功養活十九世紀激增的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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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的工業化與都市化伴隨著人口高速成長。」李鑑慧說，「人口學家馬爾薩斯（Thomas Robert Malthus,1766-1834）曾憂心預估，英國持續激增的人口將使英國陷入貧窮與飢荒，因為緩慢增長的糧食生產將無法跟上迅速增長的人口。但事實證明，英國從未真正經歷這所謂的「馬爾薩斯陷阱」（Malthusian trap）。」
「馬匹」如何拉動工業化與都市化
工業發展的另一要素是「能源」。英國在深鑿技術問世後，大量進行地下礦坑的開採，以豐富煤礦資源供應工業化的燃料需求。然而，這段歷史不僅承載著礦工的辛酸血淚，更有著動物的勞力、犧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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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地礦區，馬匹是主要勞動力來源。地面上，由馬匹推動各種工業化機具，也擔任起運輸工作；地面下蜿蜒狹小的坑道中，則有矮種的採礦小馬（pit ponies）日復一日穿梭其中，集中煤塊，終其一生不見天日。
李鑑慧也指出，19世紀中期英國鐵路網絡迅速擴張，不過「蒸汽火車不但沒有取代傳統馬匹運輸，反而需求變得更大。」想像你走出當時英國的火車站，一整排馬車映入眼簾，等待乘客接駁轉乘各地；後來城市中甚至發展出「公共馬車」與「鋪軌公共馬車」，擔綱長程交通後的短程銜接，形同計程車和公車的前身。
鋪設鐵路、興建城市所需的建材與貨物運輸，更是少不了馬匹。同樣的，在蒸汽輪船被大幅運用前，馬匹也輔助水運，沿著運河水道拖曳載貨船隻，比起陸運能多拉動10倍以上的重量。
「以當時情況而言，部分酪農業者會把牛飼養在城市周邊，也不乏家戶經濟型態的養豬戶雜處於街區間。」李鑑慧笑著說，「再加上絡繹於途的趕集牛羊與無所不在的馬匹，19世紀的英國城市，充滿了動物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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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接「動物轉向」，改寫人類中心的歷史
步入工業化社會，人類的經濟活動與日常生活，其實並未擺脫對於動物的依賴。歷史從不僅僅是「人」的歷史，只要我們願意改變觀看過去的視界，所有人類引以為傲的歷史發展，幾乎都能見到人類以外的動物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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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上個世紀的動物解放運動影響，與近年「人類世」（the Anthropocene）概念所帶動的相關討論，西方史學界在過去10到20年間掀起一股生氣勃勃的「動物轉向」（the animal turn），旨在挑戰傳統「人類中心史觀」，將動物納入歷史敘事。
「動物於過往敘事中嚴重缺席，這也意味著動物史學仍大有可為，等待史家開疆闢土，為歷史提出新說。」由此意念出發，李鑑慧選擇重新述說「工業革命」的故事，別具指標性意義。
所謂「工業化」，常被想像成「人類」憑藉自身智能，征服並脫離「自然」的過程。工業代表人類的智慧、機械、科技、文明，與充滿野性的大自然、動植物等彼此對立。傳統史學對於文明的看法，也往往同樣落入這「自然／文明」對立的二元框架。「在這概念框架下，我們理所當然地將動物歸於自然，進而將之排除於文明發展的故事之外。」
牠們的生命故事，和我們的一樣細膩且多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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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視動物在歷史中的角色，除了標舉牠們的功勳，也提醒人們，這個世界其實是由人類與萬物共同交纏共構，李鑑慧認為「動物生命經驗」是同等重要的議題。
英國近代農業成就，背後有著過度餵食、品種競賽、牛羊生命只能在屠宰場告終等黑暗面；默默為城市交通運輸出力的馬匹，須忍受嘈雜環境、負重過大等嚴苛的工作條件；地底下的採礦小馬，不僅跟人類礦工共同承擔惡劣空氣品質、沼氣爆炸、乃至礦坑崩塌的風險，還時常受到粗暴的虐待霸凌，甚至因為一輩子待在地底坑道，缺乏感官刺激而導致失明。
從農業到工業，人與動物的關係似乎總存在「剝削」、「利用」的面向，不過在李鑑慧眼中，故事並非如此簡單。
「我們當然可以選擇逕行批判。整個人類社會對於動物而言確實是個駭人、龐大的壓迫體系，但這個故事已不出人意外。如果不去細究每個歷史階段各自不同的人獸關係，就會忽略我們跟動物之間還可能存在著照護、憐惜、責任等等，各式各樣可能的倫理關係。」
時代如何改變人與動物的關係？從「徒步趕集」談起
1840年代前，英國普遍存在「趕集」現象。趕集人領著牛羊，用一、兩個月的時間，從蘇格蘭或威爾斯一路徒步前往英格蘭北部或更向南，長達500至800公里的路途，動物會碰到各式疑難雜症：一路上的乾草飼料怎麼來？如何跋山涉水？腳蹄斷掉的話怎麼辦？
深入研究趕集人與動物的互動，李鑑慧發現，兩者之間存在「照顧式」的情感關係：「漫長路程中，趕集人十分瞭解動物的需求，他們會順應動物的特質，不違逆其天性去驅趕脅迫。畢竟，唯有細心照顧，才能讓動物以最良好的身體狀態抵達目的地。」
舉例來說，若遇上一條淺淺的小河，趕集人不會讓牛上橋，而是選擇直接渡河，因為牛隻重量十足卻天生膽怯，經過木板橋面所發出的聲響可能會嚇到自己，四處逃竄。至於不諳水性的羊、豬，就必須上橋過河。
「研究到最後，我傾向肯定趕集人對動物的照護。」李鑑慧說，「反而在蒸汽火車與輪船降臨之後，缺乏了趕集人的照顧，動物直接被一群群塞進車廂、船艙，擁擠顛簸的路程，加上噪音與迅速移動，才對牠們造成最嚴重的恐懼和傷害。」
同樣道理，18、19世紀英國農場在飼育階段，由於尊重有機循環法則、動物天性，李鑑慧認為這段時期的動物經驗仍算相對正面。而如今科技進步不可同日而語，在密集式工廠化農業下，從育種、飼養到運輸等各環節，動物的生命受到更加全面且違逆其天性的控制、支配。曾存在於歷史中的人與動物互動模式，值得今日我們借鑑與反思。
動物史學無可避免的「跨域」需求
動物不會說話，該如何瞭解牠們的「經驗」？
李鑑慧坦言，即便研究歷史人物，史學家終究也不可能「進入」對方的內心世界，而是基於人與人的共通生理基礎、情感機制進行推論。這對動物當然不完全管用，「但是，動物並非不能被理解。」動物學、畜牧學、獸醫學、動物行為學（ethology）、動物福利科學（animal welfare science）等學科一直以來嘗試瞭解動物的身體與心理運作，「研究動物史，就必須跨入這些領域尋覓指引，以便理解生物體在特定情境與狀態下的經驗與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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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鑑慧指出，動物史學勢必得突破傳統社會人文、自然科學的領域二分法。缺少自然科學、生命科學等相關知識，動物史研究者便不可能書寫完善的人與動物關係史。「如果歷史學家的使命是正確描繪過往的世界，我們就需要關於這個世界完整的知識。」
距今200年前（1822年），英國通過全球第一個家畜保護法案。做為近代工業大國，英國雖在動物剝削上一馬當先，卻也在動物保護上不落人後，彷彿當代人與動物關係的變遷，都由英國先做了預演。
身在以臺灣史研究著名的成大歷史系，李鑑慧長年投入英國動物史研究，除了為臺灣人與動物關係的討論引入活水，更期許自己的研究成為史學新取徑的一個範例，帶來更多可能性。舉例而言，當今臺灣民眾食用比例極高的豬隻，在歷史與經濟發展中扮演什麼角色？以牛隻而非馬匹做為獸力主要來源的臺灣，曾如何在農業、養蚵業中，借用牠們力量，並形塑出哪些特殊人、動物間的互動模式與情感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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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入動物之後的歷史會長怎樣？」李鑑慧說，「動物史學領域還有太多重要議題有待研究，需要更多研究者加入，一起透過多物種敘事（multispecies narratives）的寬闊框架，重新為這世界講述『不獨具人類的歷史』（the more-than-human histories）。」
本文授權轉載自人文·島嶼平台，原文連結在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