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過看『密醫』的經驗。」中央大學英美語文學系林建廷副教授回想做研究的初心。
「小時候生病曾尋求『密醫』，被『密醫』照顧過的我，在對方身上獲得了療癒和安全感。長大後進入學校知識體系裡，卻被告知『密醫』是落後、不夠現代的醫療行為。」
林建廷感到矛盾和困惑：「我與『密醫』的接觸經驗真實可靠，但那些科學、專業的醫療知識也沒有錯。其中是否存在了某種生命政治與現代性焦慮，而影響了我們對『密醫』的歷史認識？」
殖民治理下的「密醫」身影
儘管要到戰後，「密醫」一詞才大量進入公眾視野，但林建廷認為回溯至日本殖民下的生命治理方式，能更理解「密醫」的生存壓力。
殖民者開啟了我們對西方現代醫學知識的認識與實踐，並為臺灣現代醫學的法制化奠下重要的基礎：考慮到當時臺灣人普遍的醫療選擇仍屬漢醫（現稱「中醫」），臺灣總督府在1901年頒布的《臺灣醫生免許規則》，便針對包括「漢醫」等在內進行行醫資格的認定考試。可以說是對於醫學知識與行為的審查與控管，但同時也在納入管理的過程中，產生了不同的階序。
同期間，臺灣的傳統助產士「先生媽」面臨的處境是一種可類比於「漢醫」治理的殖民現代性邏輯。1923年的《臺灣產婆規則》，規定了助產婦科畢業生或產婆考試合格者才能行醫，自此經培訓和認證的「新式產婆」逐漸取代仰賴經驗的「先生媽」。但在少數人力短缺地區，政府提出「限地產婆」制度，經「限地產婆講習會」短期進修完畢後，「先生媽」便可在指定區域內從事三年接生工作。
在殖民治理的考量下，針對「漢醫」與「產婆」資格條件的規範，既是以「法」區辨不合格的「密醫」，也是殖民政府擴大對於殖民地醫療的管理。且換個角度想，重點似乎不在於誰才是真正的合格者，而是製造合法的例外。因此林建廷指認了其中的矛盾：「當時在西式醫學體制未建置完全、臺灣醫療人員尚不足的情況下，選擇將他們納入的作法，其實是一種系統性的『分類』，在合法與非法之間製造醫療與勞動的不對等空間與身分位階。」
他接著說：「我們明顯看到了殖民歷史下『生命權力』（biopower）的運作痕跡，即是將公共衛生、疾病、出生率和死亡率納入管理範疇，而醫療現代化發展的進行，正是仰賴國家對生命政治的治理性。」
此脈絡下，林建廷關切那些「不夠現代、進步」的群體，如何被迫進入生命政治的管理範疇。他進一步分享了賴和的短篇小說〈蛇先生〉：「故事中，主角『蛇先生』的本業是抓青蛙，只因過程中會有被蛇攻擊的生命危險，他開始懂得治療蛇咬傷，甚至比『合法醫師』都厲害，但也因此遭到逮捕。蛇先生替人治療蛇咬傷本是善意之舉，但作為一個沒有行醫執照的人，他的行為反倒變成了『犯罪』。」
承接上述的殖民治理邏輯，無照行醫的蛇先生可說是徹頭徹尾的「密醫」，其「三折肱成良醫」的經驗無法被科學所分析和定義，殖民政府便認定他一定藏有「秘方」，但直到蛇先生過世，他們仍查不出秘方為何。小說可視為民族寓言和對生命政治的反思：「蛇先生作為『密醫』，揭示了法律與現代知識的專斷，且『非』科學行為造成的醫療身分質疑，也反映了臺灣傳統知識面對殖民現代性時的矛盾與焦慮。」
當「密醫」成為「缺席的存在」
戰後，當臺灣已累積一批擁有現代醫學知識的專業人士後，他們同樣追求一個更健全的醫療制度，並首先考慮到早先於中國大陸公布的《醫師法》（1943）已不適用當前的醫療發展，「臺灣省醫學會」（現名為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便在1950年提交了修改《醫師法》的請願書；後在1953年的第二份請願書中，也進一步訴諸「生命安全」而盼能有一個更嚴格的從醫人員管理制度，但直到1967年新的《醫師法》才正式確立。
與此同時，戰後緊接而來的「美援」計畫，再加速了臺灣現代化的步伐，從「中等科學教育計畫」、「家庭計畫」，乃至以美國為依準的醫護培訓制度、對非正規醫療行為的剷除等。可以說，隨著日本殖民的結束，臺灣社會緊接著進入了另一個以「冷戰」為名的現代性結構裡，而更大尺度地透過區辨非法行醫的「密醫」，來進行對醫療人員的規訓與管制。
因此在1950至1970年代期間，「密醫」身分開始被廣泛討論，並以負面形象出現在當時的大眾文化、政府公文、公共衛生與醫學相關刊物裡。林建廷指出：「當『正規』醫療人員的認定變得明確，那些在西方現代醫療體系裡明顯不合格的群體，便可能在法制化的過程中，轉瞬成為『非法』。那段期間出現許多恐怖論述，對各種未經正規醫學體制出身的醫療人員賦予『密醫』形象，如他們以玄學秘術蠱惑病人、罔顧人命等說法。」
積極推動《醫師法》改革的吳基福醫師，曾試圖將這些人分為「兼職密醫」與「專業密醫」：前者包含了在藥店、診所和臨床實驗室的工作者；後者即指無證、或在街頭行醫的人。但林建廷認為：「民間的照護關係很複雜，無法以現代西方科學一一解釋和精確分類，即便區分了也不完整；且在不同時空脈絡下，都有各自的變化。」
於是，在生命政治的權力運作下，林建廷所指認的「密醫」，更像是一群難以被定義的「非正規醫療勞動者」，如同陳映真筆下的女性人物「葉春美」（出自中篇小說〈趙南棟〉）：小學畢業，葉春美即到私人診所「邊學邊做」地從事醫護工作，當時臺灣有不少後來在地方上行醫的「密醫」，就是循著小說所描述的這類發展路徑而來的。1950年，葉春美因參與政治運動而被抓入監獄，卻意外充當了獄中重要的醫療支柱，別人視葉春美為「護士」，並在懷有身孕的獄友宋大姐因酷刑導致傷口感染而瀕臨死亡時，她的醫療知識拯救了這對母子。
後來，葉春美轉監被調派去負責一間更現代化的調劑室，她還感嘆這幾年醫療發展的進步；但二十年刑期結束，當葉春美有機會見識到現代西式醫院裡的先進設備、身著整潔制服的護士穿梭病房時，此刻的她卻顯得手足無措，已然跟不上現代醫療體系的進步。
「我試圖在葉春美身上，讀出某個被抹滅的歷史群像。臺灣醫學轉型的過程中，非正規醫療勞動者之所以沒有被立即剷除，是因為政府仍對這些人有需求，在關鍵時成為即時的勞動力補充，如葉春美在獄中是個能『救人』的護士，還具備管理藥房的基礎知識。換言之，這些人讓國家得以過渡到另一個更現代的位置；但成功後，被『密化』的醫療勞動者隨即走入歷史，而無法在醫學發展進程上留有貢獻之名。」
「密醫」背後——對西方現代醫學的追逐
林建廷將「密醫」形容為「閾界人物」（threshold figure）——在公開與秘密、合法與非法、現代與傳統之間擺盪：猶如一道「門檻」，跨過即是克服了原本不夠現代的醫療社會，但他們不可忽視的勞務付出，卻又提醒了某個我們無法割捨的傳統知識體系。
那麼，「密醫」作為殖民暴力、冷戰帝國主義的多重生命治理模式下的產物，同時也是臺灣追逐現代性的國族焦慮徵候。
林建廷藉電影《太平天國》試圖勾勒這樣的現代性焦慮：主角阿盛是村裡唯一識字的人，且崇拜著美國的進步文明；他有一個「斷指」的弟弟阿憲，因早先在日本工廠工作時意外所致，後聽坊間傳聞可以將手指放進薑罐保存。所以當阿盛獲知美國軍隊即將駐紮臺灣時，他開始盼望他們的醫學技術能治好弟弟。但當兄弟倆帶著「斷指」兩次向美軍提出醫療需求時，後者無不對罐子裡的斷指感到驚恐，甚至將它當成乞丐討錢的把戲。
「斷指」並非「密醫」所為，但兩者處在同一個生命政治結構裡，都指認了殖民與冷戰現代性帶來的進步、矛盾與受傷。林建廷思索著：「『斷指』具象化了臺灣對西方進步文明的想像與仰賴。若將『斷指』作為受傷主體的隱喻，當我們透過現代醫療，試圖把它接回去（重建主體）時，卻模糊化了臺灣是如何以邊緣化非正典的『密醫』知識與勞動為代價，換取這樣的現代性。」
每一個時代都會有一個進步指標，並產生新的知識準則，但在這些規範制度化的過程中，那些不夠現代、不符合規則的「例外」也會同步被製造出來——即是一個「納入／排除」的過程。
因此，林建廷總結道：「所以『密醫』不可能消失，每個時代都會產生不同的『密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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