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6月26日，中國遼寧監獄管理局在其網站上刊登了一則關於劉曉波的消息：劉曉波近期被診斷患有肝癌，被批准保外就醫。當局已組成八名「知名腫瘤專家」參加的救治小組，為劉曉波治病。
與此同時，在海內外輿論的巨大壓力下，中國當局放出一段劉曉波獄中生活的影片，其中有劉曉波接受各項身體檢查、參與體育鍛鍊、向前來探監的劉霞報平安以及感謝監獄管理方的兩名警官的照顧等畫面，以此向外界顯示劉曉波的病是「飛來橫禍」，與監獄方面無關。
而「美國之音」駐北京記者發回報導說：劉曉波的律師尚寶軍告訴「美國之音」，劉曉波於5月23日被確診為肝癌晚期。那麼，為何他又被拖延了一個月才得到治療？對於晚期肝癌患者來說，這一個月是致命的一個月。
誰謀害了劉曉波？
作為與劉曉波朝夕相處長達十年之久的好友，得知這一噩耗，我極度悲痛，心如刀絞。而作為眾所周知的謊話大王，中共發布的消息民眾從來不會當真，中共想完全推卸在劉曉波患病一事上的責任是不可能的。劉曉波的妻子劉霞在與友人的一段視訊中，泣不成聲地哭訴，劉曉波並未得到基本的治療，不能開刀，不能化療，也不能放射治療。劉霞還披露，她向獄方索取劉曉波入獄後的體檢報告和健康檔案，遭到獄方拒絕。
為什麼中共當局將劉曉波的有關資料秘而不宣呢？作為中共黨魁的習近平的身體狀況是黨國的一級機密，事關「國家安全」，這在極權體制下是「可以理解」的現實，或者說這本來就是極權體制的重要特徵之一。（反之，民主國家的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的身體狀況必須公諸於眾，即便本人有意隱瞞，在掘地三尺的選戰中也會被對手披露出來。）劉曉波不是政府高官，作為一介平民和獄中囚犯，他的身體狀況跟國家安全毫無關係。中共的做法是此地無銀三百兩，背後一定有不足為外人道的貓膩。
在第四次入獄前，劉曉波的身體一直非常健康。從1999年到2008年，我與劉曉波交往的十年間，我從未聽說他患病的消息，他從來都吃得飽、睡得香，精力無窮，神采奕奕。劉曉波身體健康、精力充沛、情感細膩、開朗樂觀。他嗜好美食，喝茶如牛飲，似乎永遠不知疲勞。他有著東北人慣有的高大挺拔的身材，喜愛體育運動，肌肉淋漓，力大如牛，不像一般的書生那樣弱不禁風、背不能扛、肩不能挑。有一次，我跟他去書店買書，他買了一大箱書，我搬不動，他卻輕輕鬆鬆就搬上計程車。還有一次，我建議劉曉波去一家外資醫療機構做全面身體檢查，他體檢完畢之後告訴我，各項指標全部正常，跟年輕近二十歲的我相比，許多指標甚至更好。
然而，第四次入獄之後，獄中的惡劣條件很快讓劉曉波的健康亮起紅燈。先是腸胃出現問題，他希望早餐能吃到稀粥，而不是堅硬的饅頭，這一正常的要求長期得不到滿足。然後是在剛剛獲獎之後傳出患上了B型肝炎──可見獄中的衛生狀況何其糟糕，肝炎在囚犯中肆虐，獄方毫無防疫和保護措施。在共產黨的監獄中，囚徒不是「人類」，而是「活著是白活，死了也是白死」的「行屍走肉」。
中共在拖延劉曉波的治療，乃至導致劉曉波患病上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近年因為關押延誤就醫或迫害造成死亡的著名異議人士數不勝數，如2010年死亡的力虹、2012年死亡的李旺陽、2013年死亡的努爾莫哈提．亞辛（維族）、2014年死亡的曹順利（女）和王榮清、2015年死亡的丹增德勒仁波切（藏族）、2016年死亡的彭明……劉曉波不是第一個，也不是最後一個。
我為何在《零八憲章》上簽名？
我個人在《零八憲章》上簽名，並不表明我完全認同這份文件中的所有論點。但是，這並不妨礙我認為這份文件是1989年以來最成熟、最全面、最理性也最具建設性的真正的「人權白皮書」。《零八憲章》不是一份「革命性」的文本，它給當權者、甚至是雙手沾滿鮮血的屠夫們亦留出了充足的「地步」，許多段落對當權者有相當的「體諒」。因此，它也受到某些激進派的嚴厲批評。
我們可以做這樣一種簡單的對比：在文體、文風及思維方式上，《零八憲章》與海外法輪功群體所炮製的《九評共產黨》形成兩極狀態。如果說《九評共產黨》是毛時代語言方式與鬥爭哲學的殘留，是以共產黨的方式來反對共產黨；那麼，《零八憲章》則指出了中國如何以最小的代價贏得「和平演變」的出路，堪稱終結中國長達兩千多年暴力革命傳統的希望所在。
如果中共當局稍有一點向善的改革之心和自我保護的智慧，就應當允許其控制的媒體全文刊登《零八憲章》，並讓中國公民都自由地參與到對該文件的討論中來。這將是一次全民性的民主教育課程。當局不是一直都在振振有詞地說中國老百姓的民主素質太低、不配享受民主、不懂得如何選舉嗎？那麼，為什麼不讓老百姓都來讀讀《零八憲章》，看看他們是否可以讀得懂？看看他們是支持，還是反對呢？遺憾的是，當局用抓捕劉曉波和恐嚇其他簽名者的暴力行徑，關閉了談判與和解之門，摧毀了對話與共存的平台，換言之，是自己宣布了自己的死刑。
曉波，我們與你一樣，一無所有，唯有勇氣與謙卑。
曉波，無數的朋友在這寒冷的季節互相溫暖，並等待你的歸來。
我們相信，黑暗已深，白晝將近。
2008年12月20日北京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