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斯林本身對《古蘭經》是否明確指示女人必須遮蓋頭部眾說紛紜。支持遮蔽論述者最常引用的經文，出現在〈光明章〉（Nur）：
你對信士們說，叫他們降低視線，遮蔽下身，
這對於他們是更純潔的。真主確是徹知他們的行為的。
你對信女們說，叫她們降低視線，遮蔽下身，莫露出首飾，除非自然露出的，叫她們用罩紗遮住胸膛。（二十四章：三十一節）
經文的措辭非常模糊，罩紗支持者及其反對者，都能從中找到有利證據。阿卡蘭和許多古典法學家相信，允許女人展現「自然露出的」首飾的詩句，暗示女人得以展露她們的面貌和雙手。其他人認為這句經文純粹鼓勵女人衣著端莊。還有人甚至將這句經文解讀為一單純的警告，反對異性之間開具有暗示性的玩笑，史學家說這類玩笑普遍存在前伊斯蘭時期的阿拉伯半島。在部分保守派眼中，這句經文便是規定女人穿蒙面罩袍的依據。某位具爭議性的《古蘭經》譯者，甚至把這句經文翻作女人只能露出手掌，以及「一隻或一雙眼睛，因人有看路之必須」。
戴上它，不是為了表示虔誠
在先知生活的時代，「唯有他的妻子們才遵守類似隔離的遮蔽。」史學家蕾拉．艾哈邁德寫道。罩紗在穆斯林社群的普及是後來的事。艾哈邁德推測，罩紗蔚為風尚，一部分可能要歸因於對先知妻子們的仿效，抑或是拜伊斯蘭傳播到貴族有遮蔽身首之習俗的區域所賜，譬如敘利亞和巴勒斯坦。後來，中世紀學者將習俗化為律法。
謝赫相信，婦女不該受迫遮蔽她們的頭部。一如虔誠，端莊謙恭亦當發自內心，而非外加。「法律不使人虔誠，」他說，「它們保護人所展現的虔信。」政府不能透過立法將公民變得恭順：伊朗和沙烏地阿拉伯就是證據。就像強制執行伊斯蘭法，不會把人們變成好的穆斯林，強迫穿頭巾，也不會自動賦予女人謙恭。他解釋，若不敬畏真主並發自內心地順服祂，這些外在的伊斯蘭認同展示不過是對身分的炫耀，無關信仰。「遵守伊斯蘭法的人，不一定是信徒，」他說，「有些人即便不遮蔽身體，卻很虔誠。」他說。
遮蔽頭部的舉動一定要是發自內心，才有意義。「人不因穿著而虔誠，」他告訴學生們，「若妳是虔誠的，頭巾罩袍會保護妳。但試圖強迫女人足不出戶，或強迫穿戴頭巾，並不會讓她們變得虔誠。」世人亦無法評判任何女人穿戴頭罩的用意。缺乏真誠的伊斯蘭信仰，罩紗不過是伊斯蘭信仰的公共展示之一，毫無實際意義。對謝赫而言，頭巾議題和更尖銳的虔信相比，其實不那麼重要。
被政治化的罩紗
過去兩百年，伊斯蘭世界受到最嚴重破壞的界限是領土疆界，亦即西方帝國主義的侵略。從十九世紀在阿爾及利亞的法國人，到二十一世紀在阿富汗的美國人，西方世界對伊斯蘭國家的軍事侵略，始終伴隨將穆斯林婦女從頭巾之禁錮解放出來的政治宣傳。「現代化」或征服一個國家，意味著揭開該國女人的神秘面紗。九一一事件後，在美國轟炸阿富汗的準備期間，政治人物和學者權威把阿富汗擺脫塔利班統治，和婦女擺脫蒙面罩袍連結在一起。塔利班政權垮臺後的前幾個月，西方媒體趕緊捕捉女人脫去面紗的畫面。就好像從被蒙面罩袍罩住的人變成女人的轉變，是二十一世紀的《賣花女》（Pygmalion）神話：阿富汗民眾終於變成活生生的人了。
長久以來，一個穆斯林國家的女人遮蔽或不遮蔽的程度，就好像某種該國和西方世界關係的石蕊試紙。對中東獨裁者而言，要求婦女脫下罩紗，是證明你正轉向西式「發展」的便宜之計。當伊朗獨裁者禮薩．汗（Reza Shah），也是伊朗最後一位國王的父親，為推動其現代化改革於一九三六年對伊朗罩袍頒布禁令，警察被要求若見到還穿著罩袍的婦女，便扯掉她們頭部的遮蓋。這道命令迅速掀起某種地區性罩紗波浪舞。從阿富汗到土耳其，統治者紛紛鼓勵女人露出她們的頭。傳統主義者予以反擊，有些選擇在清真寺和街頭，有些選擇透過議會。命令女人脫下罩頭，標誌有自信的西化、世俗化。命令穿戴罩紗，則傳達一相反訊息，透露對傳統主義的承諾，以及不受西方控制。
在女人能決定自己穿著的社會裡，頭巾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意義。它顯示一名女子和真主的關係，或承受同儕壓力。它標誌女人對政府或對自己的服從，或單純是髮型不好看。開羅的通勤族，也許會為了避免在人擠人的公車上受到騷擾而戴頭巾。黎巴嫩村民也許藉著戴頭巾傳達她是穆斯林而非基督徒的訊息。某位美國女性主義穆斯林戴頭巾，展示對消費者文化的反抗。另一方面，她的姐妹卻戴著有Nike勾勾標誌的頭巾，擁抱消費者文化。蘇麥雅認為她大概是為了預防性誘惑而戴面紗，但另一名女子告訴我，她覺得當自己戴飾有紅白花朵圖樣的面紗時，像個「超正的火辣壞女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