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撒丰安・瓦林及那
從小就知道媽媽是原住民，但直到長大了，我才發現自己原來也是原住民。
我的父親是所謂的外省二代，母親是從小學就離開山上部落到平地念書、跟隨大阿姨移居台北的布農族人。知道母親是原住民，卻並不真的理解那是什麼意思。小一小二的時候，我有一個阿美族的好朋友，偶爾會來我們家玩，有一次她傳染了頭蝨給我，忘記哪個長輩因此說了一句「原住民都髒髒的」，這段記憶也是直到長大後才覺得不對勁。
我生長在都市，過著和所有都市小孩一樣的生活，念書、考試、升學。升高二那年，因為家中經濟困難，爸媽協議後，讓我改從母姓取得「官方認定」的原住民身分，取得原住民學費補助。一開學，我突然就變成原住民了。某次體育課，老師問班上是原住民的有誰，我緩緩舉起手，同時還有一位鄒族的女孩。老師說，原住民運動細胞好，都跑很快。這點我不知道，只記得國中時候我是班上少數不用上場跑大隊接力的人之一。於是，「原住民要跑很快？怎樣才是原住民？」疑問開始在我心裡盤旋、擴大。
同年我認識了圖騰樂團。圖騰樂團是由一個阿美族、兩個排灣族、一個卑南族，以及一個「漢人保留名額」組成的樂團，他們的一首《都市山胞》唱著「阿美族的怎麼會黑黑的？魯凱族的怎麼變高了？卑南族的怎麼鼻子尖尖的？排灣族的怎麼變白了？」我對「原住民」的認知出現了不同的樣貌。但布農族呢？身為一個布農族人該是什麼樣子的呢？我不會說族語，媽媽說那是她和大阿姨的秘密語言，不能教我。我逢年過節才會跟著家人回山上的家，對我來說，那是媽媽的部落，不是我的，所以十分陌生。
你以前都躲在哪裡？
高中畢業，我考進了成功大學航太系。本來想要參加原住民社團，但發現學校沒有，應該說是本來有，但後來倒社了。熱血的大一，興匆匆的想說自己成立好了，卻因為毫無經驗，很快就沒了下文，慢慢的，時間被課業、參加系隊和其他有趣的社團填滿，這件事情就埋在心底，繼續當個普通的大學生。二〇〇八年，網路上看到號召原住民北上抗議的活動，也沒太多想法，也搞不太清楚發生了什麼事，只知道有好多喜歡的原住民歌手，拿了什麼承諾書給各政黨的總統候選人簽，覺得應該去看一看。回想起來，也是很模糊的一段記憶，又這樣過了幾年。
因為雙主修的關係（事實上也是因為沒有太認真在念書），進入延畢階段，大五那年和班上同學報名參加了校內的民歌賽。第一次彩排的時候，有一雙深邃的眼睛直盯著我，很原住民的一張臉。下了台，他拎著啤酒走過來，自我介紹說他叫Bihang，太魯閣族的，一等我也介紹了自己後，他說了一句：「你以前都躲在哪裡？我怎麼都找不到你？」從此，我們成了非常要好的朋友。Bihang 熱愛音樂，吉他彈得很好，又是個優秀的鼓手，擁有許多創作，但常常顯得沒有自信，且有點太愛喝酒了。我們一起在成大成立了新的原住民社團，只是隔年他就被退學了。其實，我一直都知道，來自部落的他，根本不適合這種單一價值標準的主流教育環境。
這個社團的成立與經營，是我生命中非常重要的轉捩點。
二〇一一年成大原交社成立，我們再也不想找不到彼此了。參加社團的人，有像我一樣的都市原住民、有像Bihang 一樣從部落來都市念書的人，在彼此分享生命故事的過程中，發現像我一樣長大了才開始思考自身族群身分的人不在少數。這個社會和主流教育，不想要讓我們思考這些。因此，我們成了一個很緊密的團體，不像是社團，比較像是家族。我從夥伴身上學習到很多，例如各族群的文化、社會價值和世界觀，不禁要想，為什麼我都活了二十多年，才一點點認識到這些美麗的知識呢？而且越發現自己的不足，越感到焦慮。
原住民族青年陣線
二〇一二年初，我接觸到台東反美麗灣BOT案的議題，最主要是因為當事人刺桐部落的阿美族姐姐Singsing（林淑玲），她家住在還沒通過環評就已經蓋好的美麗灣度假村旁，本來也畫進了開發範圍，一家人差點被從居住一輩子的土地上趕走。原住民沒有土地所有權契約書，國家就宣稱土地是他們的。六月在台東縣政府舉辦該開發案的第六次環境評估審查會，我也參加了。現場除了業者代表、縣政府代表，旁聽席的民眾則分成支持和反對兩派，相互叫囂。Singsing 拿著一疊準備好的書面資料想給環評委員參考，不料一靠近便引來一群警察團團圍住，極力將她架開，高大的警察擋住個頭嬌小的Singsing，我們一時不清楚發生什麼事，接著聽到Singsing 尖叫了一聲。而就在這時，主席指示司儀宣布審查開始。
當下我整個火都上來了，立刻站起來對著主席大喊：「蓋好的房子為什麼要環評？」天生的大嗓門，毫不意外的讓我成了注意的焦點，支持開發案的人紛紛站起來叫我滾出去，我則繼續喊著同樣的話直問前方的主席、我真的非常想得到答案。不出幾秒鐘，身旁來了貌似指揮官的警察，對著其他警員說「把她帶走」，立刻四、五個警察上前架起我，把我拖離現場。事後，台東縣警局以「妨礙公務」將我移送地檢署。我受到了極大的衝擊──不在因為我聲音大，或者因為我持反對意見，總之，只要政府想要，就可以動用公權力排除一切異議。
從此，大大提升了我原住民族議題的敏感度，加上這幾年粗暴的開發思維讓部落的抗爭風起雲湧，我不停奔走在各抗爭現場，即使不知道自己幫得上什麼忙。這些現場，同樣來了許多原住民年輕人，大部分是學生，有些也加入了自己學校的原住民社團。我們擁有同樣的焦慮，擔心在還沒有足夠學習和認識自己的族群之前，會不會部落就消失了、文化已然成為過去式了？二〇一三年底，我們成立了一個非正式的團體「原住民族青年陣線」，過去的單打獨鬥進階為團隊作戰，並且很快的也捲入了二〇一四年的318佔領運動中。
族群議題施工中
二〇一四年初，我終於離開校園，第一份工作在一個原住民的NGO「小米穗原住民文化基金會」，同時在長輩的介紹下，一周有兩天以實習的名義在田秋堇立委國會辦公室見習。三月份，立法院在國民黨立委張慶忠的強力護航下迅速通過了服貿協定，掀起了野百合學運後最大的一場公民運動。318期間，我一直待在議場二樓幫忙。議場外有許多公民團體以各種角度、形式討論著服貿議題，但獨獨少了觸及原住民族部落及相關產業的衝擊，更遑論這樣的議題離部落非常遙遠，對族人來說非常陌生。
原住民青年們決定要從族群的觀點來討論這件事。大家連續幾天舉辦原青論壇，主要的發起團體包括原住民族青年陣線、LIMA 台灣原住民青年團、台灣原住民族政策協會等等。數百位原住民族青年參與其中，除了在原青論壇的討論，夥伴們還協助帶領一場周邊幾個大舞台的討論和分享，媒體也有零星報導。二十一天的佔領運動結束後，原青們進一步舉辦了好幾場部落討論會，持續的試圖與部落長輩對話⋯⋯但這一切，你可能從來不知道，因為原住民族的聲音在有關318的各種影像、書籍、影片紀錄中，完全不存在，就好像缺席一樣。
我非常懊悔，如果時間可以倒回的話，我不會選擇待在議場，而是跟這群夥伴在一起，因為我們好像只有彼此了。另一方面，我終於明白，如果不能改變整個原住民族在台灣單一主流文化下的處境，原住民族的命運十分難翻轉。族群議題就是階級、族群議題就是這塊土地上的人共同的責任。但是要怎麼做？我還沒有很清楚，卻十分篤定這將會是我花一輩子努力去做的事情。
內容來源：作者／ 詹晉鑒、呂欣潔、吳沛憶等著（《政治工作在幹嘛？》由大塊文化出版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