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是政治還是企業，許多隱而未顯的長期問題都有爆發的一天，讓所有短期計畫的效益無法顯現。在複雜的組織中，衡量領導者最重要的標準，不是他們執行了多少計畫，而是如何預作準備以防範災難，並可以把握住一生一次的重大機會。
雷諾—日產—三菱聯盟（Renault-Nissan-Mitsubishi Alliance）前董事長兼執行長卡洛斯．戈恩（Carlos Ghosn）的負面消息接連爆發，國際頭條新聞將日本的「人質司法」系統拿來與中國相提並論。戈恩被控涉嫌短報薪酬與福利，在接受審判之前，他已經在監獄待了108天。
事實上，真正的問題在於，日產汽車公司根本沒有任何企業控管，讓這些不法情事更早曝光。此外，儘管日產汽車可能是違規最嚴重的企業之一，也只是近年來日本一連串企業醜聞的冰山一角，其他一些日本最大品牌的會計和品質控管也出了問題。
這些正在發生的故事，點出了董事會改革有多重要。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在2012年12月剛剛連任成功時，推出了所謂「安倍經濟學」（Abenomics）的「三支箭」，試圖藉此扭轉長期以來委靡不振的經濟。前兩支箭是貨幣與財政寬鬆，屬於傳統的總體經濟學。第三支箭是結構改革，乍看之下既無爭議又與景氣循環無關。
低利率間接讓許多企業改革停滯不前
日本企業界不僅存在日產這類醜聞，長期更受資產估價過低、現金持有量過高所苦。數十年的經濟困局，讓規避風險的心態根深柢固。因此安倍在2014年推出一項新的管理法規，希望「機構性投資者履行受託責任，例如透過審計制度促進公司的中長期增長」。這項規定以及2015年跟進的「公司治理守則」（Governance Code），都想減少日本企業為了抵抗敵意收購，而彼此互相購買股票的交叉持股現象。
事實上，利率與公司治理不僅顯著相關，安倍改革背後的理念更是比乍看之下更大膽。低利率與負利率經常讓許多公司停滯不前，拖了過久也不被市場淘汰。而且最近的研究指出，雖然低利率可以刺激市場，但大企業的壟斷力可能強到抵銷這些刺激。那些名聲好的大公司即使管理過於鬆懈，小公司依然無法與之競爭。
光用簡單的數學，就能證明為什麼低利率會讓改革遲滯不前。直覺上，利率可以想成某種費用，例如2%的利率代表一年後要付2%的錢。在同一年中，不同的費用可以相加。假設風險溢價是4%，那麼那年要付的就是2%+4%=6%。看起來後者似乎是前者的3倍，但兩者是複利，到了第2年以後，後者就會超過前者的3倍。
因此，用時間來表示利率反而比較直觀。以上述的例子而言，到了3年後，其中一年的費用是用來支付基本利率，其他兩年是用來支付風險溢價。用這種方法來算，利率與風險之間的比例就不會被時間長短所影響。換句話說，利率的真正關鍵是時間，而不是金錢。
因此，利率趨近於零時，雖然表面上降低了成本，其實卻拖長了每一項改革的生效時間。而彭博社最近的數據顯示，全球投資級債券大約有30%屬於負利率。
過去的反壟斷政策需要改革
有了這些概念，就能理解為什麼日本一直在找新方法提高生產力。企業現金過多，一直是股東行動主義（investoractivis m）想解決的老問題。而且現金過多，也會讓近年來很常見的貨幣刺激政策，更難嘉惠到消費者。今年2月，日本東證指數（Topix index）的非金融業中，有56%持有淨現金儲備，也就是說這些企業即使償還完所有債務，手頭仍有現金。
如今許多地區都在思考，這種環境將如何影響過去以來的商業假設。歐洲正在設法處理之前的主權債務危機留下的殭屍銀行（zombie bank）問題，以及銀行業零碎化的問題。美國經濟學家則在重新檢視教科書上的說法，過去的教科書認為像亞馬遜（Amazon），這種將盈利能力一拖再拖的商業模型，一定會讓股東失去耐心；結果現實世界中的股東竟然願意一直等下去。
再回到日本。雖然安倍政府支持改善公司治理，但有些人並不認為西方股東行動主義的框架，適用於日本所有的董事會。即使改革在短期內成功，也未必能夠獲得廣大支持。它們經常被抵制，無法充分實施。
美式資本主義最常見的批評之一，就是著重短期成效，捨棄研發計畫之類的長期效益。例如它根據績效調整薪資的作法，就讓經濟被更嚴重地「金融化」，到底划不划算一直引發爭論。
中國貸款機構無法真正獨立運作
不過美式方法雖然並不完美，但跟金融化程度過低的中國相比，還是好多了。中國擁有宏大的意識形態野心，但一直欠缺中階管理人員，無法將野心化為具體的計畫。私人企業通常都只能靠魅力型領導人決定方向，只有國有企業才可能推動改革，但國有企業的目標並不是獲利。
外界經常把中國的蓬勃發展，當成資本主義亮麗成功的故事。儘管最初推動中國經濟高速成長的原因，的確是降低對私人經濟活動的限制，但仔細一看就會發現該國的自由化只做了一部分。從商業項目的角度來看，該國相對開放。經典的出口模式，不會過度干涉商人要將商品賣到哪些地方，最多只會打造各種新方法額外投注資本或抽走資本。
但從貸款的角度來看，狀況就完全不同。國有銀行掌握了大部分的資本流動，而它們決定放貸的標準，是基於國家政策而非商業利益。舉例來說，銀行可以貸款給海外項目，但通常不能為了提供商人需要的資本，而貸款給非中資項目，或者投資無關的公司債券。中國的貸款機構永遠無法真正獨立運作，於是許多產業的產能都嚴重過剩。
民主政治也可能產生風險問題
有趣的是，這些關於公司治理的問題，與政治問題的相似度高得讓人吃驚。政治上也有人指出，過於直接的民主相當危險。英國用一次公投就決定了脫歐，而且選民並不清楚選項的真正意義，畢竟當時並沒有與歐盟討論如果脫歐之後要達成哪些協議。也許因為很多人都認為公投不可能通過，投票率並不高，沒想到公投就這樣過了。同樣地，美國加州也因為直接公投，制定了一些有問題的政策，變成另一個議題性投票具備高風險的例子。
這些例子都讓反對民主的人大書特書。但民主的制度無論有多危險，至少都比完全不民主的制度更安全。無論是政治還是企業，那些隱而未顯的長期問題都總有一天會爆發，決定組織的整體方向，讓所有短期計畫的效益相形見絀。在複雜的組織中，衡量領導者最重要的標準，並不是他們執行了多少計畫，而是他們為了防範災難以及把握一生一次的重大機會，事先做了多少準備。
雖然英國暫時陷入問題，卻也因為內部與外部的脫歐談判，迫使英國進行長期改革。整個英國政圈都正因此而重整，變得更為現代化。但企業沒有這麼好運，公司一旦錯失良機，往往就得解散。雖然解散公司會讓員工相當痛苦，但如果繼續去做之前已經完成，當下已經不需要繼續做的工作，公司總有一天會被成本壓垮。
股東行動主義不能急著硬推，必須漸進實施，一個個解決眼前看到的問題。人們通常都會在解決問題的過程中，被迫更認真地權衡利弊。例如美國的川普總統就提議終止季度報告制度，藉此一邊維持企業透明度，一邊降低營利壓力。也有人在思考如何用另一個時間尺度解決問題，討論是否推出金融交易稅，降低短期股東的影響力。
中國目前還沒跨出政治民主的第一步，因此不可能實施企業內部的民主改革。但台灣就有可能探索一些新的方法，讓管理階層變得更專業。台灣私人企業的勞工工時已經過長，如果經濟還想要進一步成長，企業必須更有效地利用資源。
全球景氣即將由盛轉衰，即使大部分地區目前仍無法維持穩健的正利率，各國政府還是得設法維持創新。日本等地的醜聞，雖然揭露了這些公司的治理問題，卻也讓人們能夠開始解決問題。比起那些醜聞，更重要的是哪些問題還沒爆開，以及如何在一個容易取得資金的時代，讓各種治理問題穩定地暴露出來。
原文作者為台灣金融研訓院特聘外籍研究員David Stinson，譯者為劉維人，本文轉載自《台灣銀行家》。更多精彩內容，請詳見《台灣銀行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