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3到15日，短短3天內，日本境內暴增23名武漢肺炎確診病例，根據日本厚生勞動省及台灣防疫指揮中心數據，至今（15）日日本感染者已達48人，分布於東京、千葉、神奈川、京都、大阪、愛知、三重、奈良、和歌山、北海道與沖繩，而停靠橫濱港的鑽石公主號郵輪確診218人。
其中和歌山縣濟生會有田醫院共5人罹病，恐是日本首例院內感染。15日東京再增8例，其中7人與13日確診的計程車司機曾有接觸，這表示目前至少有10人可能是被他感染，他可能是「超級傳播者」。
就目前所知，這些新確診案例皆為日本人、無中國旅遊史，日本很有可能已經爆發社區感染，推特上出現許多對政府防疫措施感到失望的言論，例如「防堵失敗，中國公開資訊、日本、WHO防疫對策或許都已晚了一個月」，也有人發起「是否贊成與中國全面斷航」的調查。
身為醫療先進大國，日本這次竟淪陷，讓許多人詫異不已。而台籍日本創業家黃郁傑投書《關鍵評論》，指日本防疫慢半拍，一方面是為了7月底登場的奧運，一方面是因為日本緩慢的決策制度。
難捨奧運觀光財…
黃郁傑表示，日本經濟泡沫化後國際經濟影響力漸低，製造業被中國超越、創新又不如美國，因此安倍政府的任務就是「提升國家形象及帶動國內經濟發」，而主辦奧運正是達標的手段之一。
此外，中國是日本最大進出口國之一，近年訪問人數及消費力在日居冠，例如2019年中國人在日消費高達1.7兆日圓（約台幣4600億），到時他們在奧運的消費更有望倍增，這表示日本對「中國產業鏈與觀光」的依賴，讓他們無法輕易對中國和奧運說不。
另一方面，黃郁傑直言日本「真的非常不擅長處理突發狀況」，認為日本是防疫防災大國是一種迷思。
「日本政府單位及民間企業非常擅長制定標準作業流程與穩定優化，面對改變（卻）毫無機動力」黃郁傑指出，「層層處理」代表日本重視制度，但也使政府運作緩慢，而且成為「面對各種第一次的危機時，唯一的應變方法」。
相信WHO！日隔離僅12.5天
再者，黃郁傑歸因於「大和民族的從眾心理」，使他們毫不保留全盤相信「權威組織」提供的資訊，而在武漢肺炎中，這個權威就是世界衛生組織（WHO）。
因此，儘管WHO爭議頻傳，被懷疑應中國要求刻意「洗白」疫情，全球甚至已有37萬人連署要求秘書長譚德塞（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下台，日本仍將WHO數據奉為圭臬，導致政府、醫療學者和民眾對武漢肺炎解讀過度樂觀，認為疫情沒那麼嚴重。
根據黃郁傑，這種心理加上日本極度重視出勤的職場文化，讓員工即使身體不適也選擇吃了退燒藥後硬上，更可能增加病毒擴散風險。例如2月13日確診的千葉縣上班族男性，發病後仍搭電車至東京上班。
企業與親資方的自民黨對這種工作倫理基本上也抱持認同態度，因此「因為一個致死率低於流感的『肺炎病毒』，要求員工隔離14天，對日本社會根本是天方夜譚一樣的存在」黃郁傑說。有別於其他國家至少兩週隔離，日本按WHO建議將隔離天數設為12.5天。
武漢肺炎患者可能入住一般病房
WHO流感專家藤奈邦子警告，除了中國外「日本是唯一出現確診病例感染途徑不明的國家」。
3日內接連確診15人後，日本政府對外將禁止入境和病毒檢測放寬至湖北省及浙江省，對內則矢言提升檢測速度及規模、擴大治療收容能量。
不包含撤僑包機與鑽石公主號乘客，病患在日本首次出現症狀後，平均需要9天才能確診，此間隔時間最長的是2月13日過世的神奈川縣80歲女性，她足足花了22天才確診。而診斷時間愈長，病患感染其他人的風險就愈高。
目前，可能感染者會被轉至指定門診，在那裡由「國立感染症研究所」（NIID）或當地公立醫院實施武漢肺炎篩檢，但只有NIID有能力一次檢測200份樣本。
日本政府2月13日宣布，不排除納入私人醫療機構和大學協助篩檢，他們也鼓勵地方醫療機構購置更多相關設備，但許多診所醫師反應他們尚未收到指示，並不知如何處理疑似案例。
治療容量也是一個問題。日本負壓隔離病房共有1871床，比原定目標少36床，而且有3成行政區的隔離病房數未達基準。
厚生勞動省2月9日表示，如果床位不夠，武漢肺炎患者可以待在非隔離病房；東北大學醫學部教授Hitoshi Oshitani也指出「如果病毒廣為傳播……，或許得讓其他病患與武漢肺炎患者共享病房」。
更多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