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拍攝過蔡英文、柯文哲競選廣告的導演盧建彰，日前他接受《信傳媒》專訪，談起幾個關注的社會議題，分享了自己的見解，也期盼透過他的力量影響更多的人。
近年來，隨機殺人案頻傳，關心社會議題的盧建彰認為，歸因於許多人「沒有成就感」，他舉了個玩味的例子。
盧建彰小時候很調皮，上課總覺得教室悶、老師很無聊，便轉頭找同學聊天，被老師叫到教室外罰站，「你知道嗎？罰站超好玩的，風很涼、很舒服，想幹嘛就幹嘛。」當懲罰不再是懲罰，上課聊天也不再是錯事，「而且兩個人罰站更好玩！」甚至，懲罰已經成為一種鼓勵。
後來，如果覺得上課無趣，盧建彰便會故意吵鬧，讓老師罰站，「當我起身走出教室，全班同學的目光都在我身上，超帥的。」盧建彰用「小屁孩」的口吻描述這段故事，但是說完這個故事，當場大家都沉默了。
鄭捷、殺害小燈泡的兇手都一樣，是一群覺得教室悶熱、老師無聊的人，卻又離不開教室，所以他們騷擾同學，好讓老師把他們趕出教室，而這些同學，可能就是我們的家人、朋友。
隨著被騷擾的人變多，意味著被趕出教室的人也增加，最根本的問題——教室悶熱、老師無聊仍未被解決，台灣有死刑，也執行過死刑，「但是即使我們判了再多死刑，隨機殺人案還是會一再產生，因為這些人在生活中沒有成就感」。
「大家的心都不強壯」，盧建彰說，我們沒有勇氣告訴別人自己的問題，封閉自己、覺得自卑，問題解決不了，這些對社會的巨大不安全感，才是問題所在。
無法分享的金錢像手毛
看著新聞台，報導的幾乎都是行車記錄器畫面，播了5分鐘的車禍新聞後，亮出新聞台的台呼，高喊著「最優質的新聞頻道」，我們在意黑心商品，但產製這樣的新聞，不也是一種黑心商品嗎？新聞台為了節省成本，只好裁撤人力，但是製播的新聞長度一樣，新聞品質也隨著低落。
但看新聞的我們，沒有提出抗議，也不鼓勵有良知的新聞人員，「我們的小孩以為的『新聞』就是車禍。」大部分的人不在乎，他們更在乎的是，上班賺了多少錢。
「台灣人很怕沒錢會死。」盧建彰舉例，賣黑心商品的公司，一定上上下下都知道產品有問題，但是大家不敢譴責黑心的老闆，怕丟了工作，付不出車貸、房貸、養不起小孩，整個社會氛圍充滿沒錢會死的恐懼。
但是沒錢會死嗎？盧建彰認為，即使加班工作賺了再多錢，不關心環境、社會，只會集體活在錢不夠的痛苦裡。
22歲小提琴家曾宇謙，日前拿下小提琴世界大獎，他肩上的琴價值4億台幣，由奇美集團創辦人許文龍免費出借。許文龍在奇美博物館收藏許多小提琴，但是大部分都跟著音樂家在外巡迴表演，只要向奇美博物館申請，就可以免費使用。
「無法分享的金錢，跟手毛一樣，再多都是你家的事。」盧建彰說，一般人不會炫耀、媒體也不會報導與大多數人無關的手毛，但現在卻是炫富的時代，大部分時候，人們都在看人事物的含金量。
談青年貧窮：「沒競爭力的是老闆」
寫完醫藥小說《藥．命》，盧建彰下一部小說想談青年貧窮。盧建彰常聽到許多老闆鼓勵年輕人：「不要怕22K，要怕自己沒有競爭力。」聽到這種話，他急忙叫這些老闆別再說這種話。
40歲的盧建彰是中山大學企管系畢業，2000年他剛入行，其他同學幾乎全進了科技產業，只有他投入廣告業，當時他的起薪是全班最低的，但仍可月領28K，現在卻只給得起22K，「到底是誰沒競爭力？當然是老闆啊！」
盧建彰再舉例，美國蘋果公司每賣出一支iPhone，利潤至少60％，而台灣的鴻海卻只能抽約3%，相當於每支3萬塊的iPhone只能獲利900元，但我們的社會卻對郭董說的話奉為圭臬，「我甚至覺得我們該反其道而行」，他認為社會不該再著重於數量帶來獲利的「製造業思考」，只會惡化cost down情形，反而要「創造業思考」開拓藍海。
「現在的年輕人每個都是鋼草莓。」年輕世代被批評為「草莓族」，但是盧建彰卻有不同見解。面對這麼大的生存壓力，高房價、低薪、連食物都不安全，在這努力不一定有成果的世代裡，還能咬著牙工作，這些年輕人更該被欣賞。
沒錢不會死，但是許多人都失去了快樂的能力，「如果我騎YouBike，一次5塊很涼、很爽，為什麼要羨慕別人開百萬超跑？」喜歡閱讀和運動的盧建彰，認為這些就是他快樂的來源，「我最大的擔憂就是接不到案子、賺不到客戶的錢，如果我賺不到他的錢還能保持快樂，那我就不用怕他了。」他也鼓勵年輕人不要因為怕丟了工作、得罪老闆就說出違心之論，不只有新鮮的肝，更要有新鮮的腦，千萬別老闆給了真鈔，你給的卻是假話。
進入廣告業10多年，拍過許多經典作品，盧建彰信手捻來就是一句可以放進廣告中的經典台詞。面對這麼多難解議題，記者問他對社會還能保持樂觀態度嗎？他幾乎想都沒想的回答：「當然啊！」他的導演工作，也許找不到問題的答案，但是希望讓這些問題被看見，若有人因此而想到解決方法，那就成功了，正向的能量也會繼續循環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