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則報導，美國環保署員工在宣稱「全球暖化是假議題」的普魯特（Scott Pruitt）確定接任環保署後，齊聚抗議這項任命，他們公開表示：「從未看過如此令人憂慮的環保署長」。
看完這則新聞後，我回頭反問自己，這種對政務官不滿的公然表態，在台灣可能發生嗎？
有，我想到李來希。他在2013年直接嗆考試院長關中提出的退撫制度改革是「放肆」，後來被調離處長職務（轉任同職等技監）。最近一次的例子是去年底，政委張景森責成交通部規劃公務員國旅卡8000元得強制用在彌補陸客減量的旅遊行程，遭到廣大公務員的熱烈負面迴響。
這兩個案例，都是公務員對於政府提出的公共政策不滿所作的表態，這樣的案例並不多見。仔細一看，這兩個案例其實都屬於公務員自身權利的議題，與一般大眾關聯性不大。如果，當政府推出的公共政策受特定團體干預，對於公共利益有疑慮時，公務員會站出來捍衛專業判斷嗎？我想，恐怕很難。
台灣的文官遭遇「專業判斷vs政治考量」這樣的難題時，可能會有幾種處理方式：私下抱怨但還是照辦、表面接受但私下拖延、私下媒體爆料、私下化名投書。總之，很難直挺挺地站出來說：這個政策有問題。因為，吃五斗米要彎腰，要升遷，通常也要彎腰。在公部門有所圖，不能太直挺挺。
永業制保障的是專業權，不是撈撈混混
這不禁讓人想到，前陣子很紅的陳庚金喊出的「撈撈混混」說，如果政府對公務員不好，公務員應該以拖待變，反正鐵打的衙門流水的官，政務官由你玩四年，事務官可是永業制，一票玩到底的。
說到永業制，當初的設計不是為了讓事務官能抵抗政治老闆的不當決策而存在的嗎？
永業制的設計，是為了保障公務員秉持專業判斷，不受政治干預。不論政黨如何輪替，都能在職務上堅守公共利益的價值，不受政治性因素的懲處或免職。換言之，「鐵飯碗」是一種對「專業權」的保障，而不是「勞動權」的保障，更不是對於高普考考高分的獎勵。
結果，當初永業制保障專業權的設計，看起來在台灣並沒有發揮它的效果。台灣公務員的常態，還是以「長官意志為依歸，以民代交辦為優先」。
探究其背後原因：大概因為考績、升遷掌握在上級及民代的手中，有志向上攀升者，需要一定的政治手腕，遇到不願配合的下屬，最好的辦法就是將他調離職務，因此，當一件有疑慮的事項交辦下來，有人不接單，可能就是被調離，久了之後，總會培養出一條願意照辦的網絡系統。
當然，如果政策是好的，一條鞭的執行是很有效率的，但是，如果政策是不好的呢？一條鞭的文官，就會變成打手、酷吏。因此，這又牽扯到，文官是否具備專業判斷能力？是否有獨立政策論述的能力？
文官常常被耳提面命，要「行政中立」。很多人會以為，行政中立就是不要有自己的立場，但其實並非如此。
「行政中立」的一個重要前提，是必須奠基於專業的判斷，能提出有憑有據的政策論述，這樣才能清楚的分辨：什麼政策是服務大眾的、什麼政策是服務特定團體的；什麼政策是短期治標的、什麼政策是長期治本的；什麼政策是表面安撫人心的、什麼政策是解決背後結構性問題的。如果，公務員失去了依循專業的判斷分析，失去了循證基礎的論述能力，那麼，當上級交辦下來，就只能照辦。
行政中立不是「沒有立場」
政策的推動必然是有立場的，但「行政中立」卻容易被誤會為「不要有立場」。在台灣，許多政府部門中，缺乏公共政策的討論氛圍，最令作者感到訝異的是，公務革新力量聯盟的夥伴，在加入公革力之後的第一個反應是：我在機關內很難找到人願意討論這些事。
大部分的公務員是公共政策的執行者，有些則是公共政策的規劃者，但如果公務員本身不討論公共政策，對推動政策的論述能力不足，那要怎麼去跟民眾把這些事情講清楚？怎麼去說服立場不同者接受這樣的方案？甚至，在政治干預的情況下，挺身捍衛該做的事？
先不論台灣的公務員是否適才適用，至少，在國考考選的過程，都有申論題的形式，多少也有政策評論的考題，但為什麼考進政府之後，卻失去了討論公共政策的氛圍？年輕一輩在前輩的調教下，多半會慢慢融入系統，不白目的自然成為一條鞭系統的小螺絲。如果缺乏與外界交流，在現代社會訊息變動快速的情況下，很可能就逐漸成為帶有官僚氣息，可輕易辨識的「公務員」。
永業制的本意，是保障文官的專業權，結果，卻反而讓他們都「死掉了」。如果要創造活性的文官系統，要找回專業素養的公務員，必須讓文官的流動是活的，要與業界、社會的脈動能對接，要能夠營造公共政策的討論氛圍，要培養政策論述及溝通的能力，而這些，都是新政府要談改革、談產業升級，必須先厚實的公務人力資源。
現在台灣需要的，是一個新公務員運動。要讓人民對施政有感，首先，要讓公務員願意相信：政府是可以改變的！專業是可以討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