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忠謀自傳》揭密!2009年他與黃仁勳一頓披薩談判 化解台積電、輝達爭議懸案

書摘

編按:《張忠謀自傳》下冊將於11月29日出版,先曝光部分內容,揭露他在2009年重返台積電CEO,並親自飛往矽谷與輝達CEO黃仁勳用餐,解決因40奈米初期良率不佳而嚴重虧損的輝達懸案。

2009年5月我決定召回「被離職」員工一舉,提升了所有同仁的士氣。我在德儀有史以來第一次裁員時就體驗到:裁員時沮喪的不只是被裁的員工,而是全部員工。未被裁的員工,包括中高層經理人,一般的感想是:難道公司已停止成長?或者是:最高階層一點都不在乎員工,一有問題就把員工當開銷。總之,未被裁員工的懷疑會是:這樣的公司,我還要待下去嗎? 

事實上,我自台積電在九○年代初期成功立足後,就堅信:以我們的創新商業模式、價值觀及策略,再加上因為我們成功逐漸為人所知,吸引了源源而來的新人才,台積電會是一個空前的成功。即使短期因為市場不景氣而生意不好,也會相當快恢復,那麼,為什麼要裁員呢? 

2009年6月重兼CEO後的幾年,是我成就頗為豐富的年代。 

解決四十奈米良率問題(2009年) 

就在我重返CEO職前的幾個月,台積電的最新節點技術——四十奈米——已開始量產,但並不順利——良率過低,且有品質問題。我似乎又回到了1968年夏的德儀(見第六章,「我的雙極積體電路策略(二)」節),但是41年前的經驗,也給了2009年的我可用的教訓。2009年的我,已遠離生產技術的細節,所以絕不重複1968年我的上司彪希所為——「加忙」遠過於「幫忙」。我把信心寄託在生產團隊主管秦永沛副總上,從不參加他的技術會議,只是隨時都抽出時間聽取他主動給我的報告。 

我還做了一件「公關」事。在我重返CEO職的2009年6月時,台積電的「四十奈米生產問題」已廣為投資人及股票分析師所知;大家都在猜測這問題到底多嚴重?台積電是否有能力解決? 

我決定給投資人及分析師一個比較完整的「現狀報告」,加上一點「戲劇化」和「幽默性」。2009年7月底,在我返任CEO後的第一次「法人說明會」,財務長做了每季的例行報告後,我站起來宣布:「大家都很關心四十奈米的生產問題,我們也很努力要解決這問題。現在,我想請負責我們營運的資深副總劉德音博士報告生產線現狀,但他在生產線工作太忙,不能親自來此,所以我們以網路直播連線方式,請他做此報告。」 

接著,會場的螢幕上出現德音穿著白色實驗室長袍,站在潔淨室門前,開始做他的專業性報告。我看一百多聽眾的臉色:又驚異又感動。我想:這是一個吉兆。 

果然,幾個月後,四十奈米良率問題解決,一切回歸正常。我對劉德音、秦永沛以及他們生產團隊的信心沒有白費。 

解決與輝達的懸案(2009年7月) 

輝達是台積電四十奈米節點技術的主要夥伴及客戶,台積電在四十奈米初期的生產問題使輝達遭受了嚴重損失。輝達在我返任CEO一年前就開始與台積電爭議,但一直沒有結論。我返任CEO後的頭幾天,幾乎全部時間都在電話上告訴重要客戶我返任的消息。在與輝達CEO黃仁勳(Jensen Huang)通話時,他也特別提醒我們兩家公司之間的懸案,並要求盡速解決。 

此後三星期,我花了幾十小時,與公司內有關同仁深入探討此案。2009年7月初,我認為我已清楚了解此事,並且有解決方案,我電郵Jensen:「我下星期來矽谷,擬於7月15日下午6點半到你家吃沙拉和披薩。」 

那時我和Jensen已是十幾年的老友,也常去他家吃沙拉和披薩。但是這次他接到我的電郵著急了。我們兩家公司間有這麼嚴重的爭論,怎麼我只管吃沙拉和披薩?他回電郵說:「那麼,我們什麼時候談生意?」我立刻回覆:「6點半到你家,先和你全家吃披薩,8點整我和你到你的書房談生意。」 

7月15日我準時到Jensen家,與他全家有一個簡單而愉快的披薩晚餐。8點整,我對Jensen說:「我們去你書房吧。」進書房後我們關起門來,開始嚴肅的談話,我提出我與台積電同仁研究了三星期的和解建議——上億美元的賠償金,並且強調:這建議是我們唯一的建議,它的有效期是48小時,如你在48小時內仍不同意,我們只得找仲裁人了。 

Jensen在兩天內同意了。直到現在輝達仍是台積電最大客戶之一,而且Jensen與他夫人Lori仍是我與Sophie的好友。 

調整降價速度(2010年及以後) 

經驗和「學習曲線」理論都告訴我們:同一節點技術晶圓的單位成本會隨累積產量而下降。因為供應商的成本降低,再加上「搶單」競爭激烈,所以半導體的降價已成慣例。 

只是在2005至2009年,台積電降價的幅度超過了成本降低的幅度,以致毛利率降低。在這期間,管理團隊又提出了一個營收大幅增加、但利潤不增加、無法接受的5年計畫。我只得把這5年計畫原封退還,要求管理團隊再提。 

2009年6月重任CEO,我的首要工作之一就是降低降價速度,使得我們的毛利率能逐步上升。通常台積電每年的價格,在前一年底就和客戶商定,所以我在2009年6月重任CEO時,對2009年的價格已無能為力,我只能致力於2010年的價格。經過半年我自己、總部「訂價」幕僚單位,以及全球行銷組織的努力,使得2010年的降幅縮小到2009年降幅的三分之二;後來繼續努力,把每年價格的降幅再進一步降低到2009年降幅的一半。 

隨著售價比較穩定,「減低成本」運動又每時每刻都在推行,我們的毛利率也有顯著的進步,2004至2009年(除2006年特別好外)都在40%至45%間,2010至2018年都在45%至50%間。五年中毛利率有5個百分點的進步! 

改變兩千四百多位「派遣人力」為「正職同仁」(2010年) 

在同一地區內,如果一個僱主僱用的人員有「同工不同酬」現象,這個僱主是自找麻煩,他(她)的麻煩小則士氣不振,大則工會干涉,群體抗議。但是我在返任CEO後,發現台積電約有兩萬兩千位「正職員工」,卻有三千兩百位「派遣人力」。其中約五百位「派遣人力」是屬於一些不同於一般「正職員工」的專業,例如保全、醫護、團膳、宿舍管理等;但是絕大部分約兩千七百位「派遣人力」的工作與既有的「正職員工」相似——僱用「派遣人力」的原因是降低人事成本。 

在2009年底,我發現了這問題後,就找了五位與此問題有關的副總,成立「專案小組」,要求他們擬出辦法,以「正職員工」取代「派遣人力」。2010年3月我們對全體同仁公布此辦法,並在6月至9月執行。辦法是在原本兩千七百多位工作與既有「正職員工」相似的「派遣人力」中,遴選兩千四百位新任「正職同仁」。未經遴選的三百多位,台積電也經仲介公司為他們找到新工作,或領取我們提供的「關懷金」離去。 

此「替代案」還有一個我未預料,但也不驚訝的後果——兩千四百位自「派遣人力」改為「正職同仁」的生產力,竟與原來兩千七百位「派遣人力」的生產力一樣,我們不需要多添人。 

做對的事,常有好報。 

合併先進技術事業組織及主流技術事業組織,成立業務發展組織(2009年10月) 

在蔡力行任CEO期間內,他成立了先進技術事業組織及主流技術事業組織。這兩個單位的主力都是生產線(在台積電,我們亦稱生產為「營運」),先進組織負責十二吋廠,主流組織負責六吋及八吋廠。除生產線外,各組織也有一個小的業務發展單位。但是,研發、行銷、財務、法務、計畫、人事……等等重要單位仍直接對CEO負責。 

我想力行的目的無非是:(一)事業組織負責人可以為CEO分憂;(二)培養未來的CEO。事實上,這兩個目的都沒有達到,反而有負面效果。因為事業組織負責人的主權太少,既不能為CEO分憂,也不足為培養未來CEO的途徑。負面效果是:分割營運組織減少了我們「規模」的優勢。 

力行的事業組織其實也是1996年布魯克主意的重演(見第二十四章)。1996年我否決了布魯克的主意,十幾年後沒有否決力行。為什麼?我想是因為布魯克只是「總經理」,不是CEO,而力行是CEO,應該給CEO更多空間。 

但是現在我回來做CEO,這個錯誤也應該改掉了。所以在我處理最急迫問題(調整降價速度,解決與輝達的懸案)後,就把先進組織和主流組織的業務發展單位抽出來,再把這兩個組織合併為全公司的營運組織,其實這就是原來的營運組織,只是幾年過去,員工人數及資產都有增加。 

接著,合併兩個抽出來的業務發展單位,並且賦予它新的使命——台積電的Marketing Department。 

歐美大公司通常把行銷(Sales)和Marketing放在一起。台灣企業界了解行銷,但常忽視Marketing,甚至連好的譯名都沒有,我查英漢辭典,它對Marketing 的譯名是:市場學。 

其實Marketing 豈止是一門學問,對以「客製」產品為主的台積電,它是每天都要執行的專業。 

既然Marketing 沒有好的譯名,我們就稱它為Business Development吧。這名字譯成中文容易,就是「業務發展」。 

我賦予業務發展組織的使命是: 

(一) 了解並預測世界晶圓代工市場。 

(二) 了解台積電前三十大客戶(約占台積電總營收的80%)。 

(三) 了解台積電自己的研發及製造能力,因而配合客戶的新產品要求,提高台積電的市占率。 

(四) 因為要做到(一)、(二)、(三),所以要常與客戶接觸。我對CEO(包括自己)的期許是:把外面的世界帶進公司裡面,動員公司的人力、財力資源來應付外來的挑戰及機會。其實,業務發展組織的負責人就是一個小型的CEO。 

蔡力行已把公司裡最被看好的兩個經理人──劉德音和魏哲家,分別擔任先進技術組織和主流技術組織的負責人。現在,我把這兩個組織合併了,產生出營運組織(約兩萬多人)及新的業務發展組織(約六、七十人),我怎麼善待德音和哲家? 

這兩位過去都有相當豐富的研發及營運經驗,但都缺乏行銷、市場,以及對外談判、交涉的經驗。我認為,對這兩位,業務發展組織會是一個新的學習機會和經驗。我先把業務發展組織的職位徵詢兩位中較資深的劉德音,但他拒絕了:「我現在(先進技術事業組織)就有一萬多名員工,怎麼要我接受只有六、七十名員工的位置?」 

事實上,以員工數目衡量主管職位的重要性是一個錯誤的迷思。與最高層接觸機會也許是更好的衡量。 

接著我徵詢魏哲家,他倒欣然接受業務發展組織的職位。那麼就這麼定了。當然,劉德音也得到了他所要的營運組織職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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