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稿費捐給「環保弘法師粘錫麟老師與白海豚媽祖紀念館」，以紀念粘錫麟先生）
十多年前，女兒在小學時，老師問：「地球日是哪一天？」全班只有她答出來：4月22日，她回來很高興的告訴我。
可是為什麼是4月22日？地球日又從哪年開始的？為什麼會有地球日？恐怕沒有太多人知道，即使在維基百科的Earth Day中也沒有交待這段典故。
其實地球日是1970年代美國嬉皮士運動的延伸，當年的和平、反戰運動的花童（flower child），在1969年8月15-17日三天的「胡士托音樂與藝術博覽會（Woodstock Music and Art Fair）」，（李安在2009年導演了「胡士托風波」，即是敘述這影響深遠的歷史事件），激盪出許多新的思潮，其中包括了近代環保運動。因為1962年《寂靜的春天》出版後，引起世界對於20世紀環境受到工業污染的破壞的重視，這也使當年的「花童」們迫不及待的表現「愛與和平」的力量，萌發起對於生態環境重視的運動。
愛與和平之前是暴動
因緣際會選到了1970年的4月22日，很單純的因為這一天是「星期三」，很多大學這天只上半天，大家串連在這一天發動「地球日」比較方便罷了。但是選日不如撞日，大家沒有想到1970年的4月22日正好是列寧100歲生日，在當年麥卡錫主義的時代，可是「親共」的證據，「撞日」竟驚動了當時的聯邦調查局局長胡佛，胡佛下令調查，但是一無所獲。不過在前蘇聯和東歐國家，有Subbotniks（星期六義務勞動日），這也讓地球日被染紅成「共黨伎倆」。但是這些政治聯想和地球日的主辦者單純的想法並沒有關係。
1970地球日在美國各大城市展開，紐約市封鎖了最繁華的第五大道，作為學生集會遊行的地方，在年輕人反污染，反財團的激情下，地球日發生了多起暴動，然而美國和世界都聽到了首次地球日的聲音，當年稍晚美國成立了環保總署（EPA），地球日也促成1972年6月5日聯合國的斯德哥爾摩會議（也是後來的地球高峰會），催生了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EP）。
由於台灣在1971年退出聯合國，經歷了長期的戒嚴時期，幾乎與國際環保運動絕緣，而正好從1970到1980年代間，台灣從農業社會走向工業，政治自由上在「反攻大陸」的緊箍咒下沒有喘息的機會，只好在經濟上力求發展，十大建設和各項民間的工業投資，完全沒有思考到環境因素，包括以台灣的自然資源條件，能源環境與人口結構不可能在台灣發展的大規模石化、鋼鐵、水泥等高污染產業，以及興建8座核電機組，完全違背了8公里內不能有斷層的地質條件規定。
從1979年台中、彰化的多氯聯苯米糠油事件，1983年桃園觀音鄉大潭村高銀化工、蘆竹鄉中福村基力化污水造成的鎘米事件，1984年的三晃化工農藥污染，居民打進工廠，是台灣反公害史上的首次自力救濟衝突，接下來在1986年的反杜邦鹿港設廠，和新竹反新竹化工、李長榮化工污染，各地紛紛成立了「反公害協會」，到了1987年發生高雄後勁反五輕運動，把公害自力救濟推往高潮。
30年前這些事件逐漸成為台灣人驚覺到自己的環境不再，積極的想找到出路，當時東海生物系教授林俊義以公開反核，倡導科技文明的反省，啟萌了許多環保運動者，在1989年6月4日天安門事件後一個月，林俊義領隊，有鹿港反杜邦的劉泳鈴、鄭懷仁，鹿港反杜邦的粘錫麟，新竹反公害協會的林聖崇，還有律師蘇煥智等一行，到美國加州進行為期2週的參訪活動。我當時任中時晚報記者，也隨行採訪。（粘錫麟與劉泳鈴已於前些年過世，但我仍記得在洛杉磯見到他們7月4日去廸士尼樂園，看到美國國慶煙火的快樂、輕鬆的笑容，這是在台灣所沒有的。）
這次活動拜訪了美西的環保團體、政府機關，其中一站是位於Palo Alto的地球日總部，當時因為我是記者，又能以英文直接溝通，所以我被指派為聯絡人，答應回台灣也來串連1990台灣地球日活動。
地球日特色
這是地球的生日，正如母親節，不屬於某個人或團體的。
大家利用這一天放下手邊的工作，集會，靜思，討論我們環境的過去和未來。
這是一個非政治，非政府，非宗教的活動，但是大家都可以參與，組織的活動。
原本我是記者，不便介入社會運動，以免角色不清，只是幫團體們翻譯、聯絡一些事，沒想到1990年1月初家父過世，在家守喪期間，多幫了些忙，當時中時晚報發行人余範英小姐見我參與這活動，鼓勵我繼續幫忙，納入時報40週年的活動，我就從2月起請了3個月的留職停薪假，全力協助地球日活動。
當時除了各地的反公害團體串連，還有各大學環保社團的參與，很快速的在各地展開。當時正值解嚴後，情治單位對於這個與國際串連，又國內串連的地球日活動抱著高度的注意，當年講環保，可不符合主流民意，還記得有一次在主婦聯盟汀州街辦公室開會時，還有情治單位人員入侵被我們發現。
不過當年還是有各界人士的參與，像藝文界的胡因夢，表演工作坊丁乃竺、賴聲川，宗教團體，自行車運動團體，公關界的張壯謀，都貢獻了非常大的力量，再加上中國時報系的支持，最後我們得到華視的地球日晚會實況轉播，和收音機的即時轉播，算是第一次有機會讓台灣的環保議題和國際接軌。
地球日也得到雕塑家楊英風先生的重視，他貢獻了他的大型不銹鋼雕塑「常新」，作為地球日的主題的象徵。
1990年4月22日地球日在中正紀念堂進行，而前一個月正是震驚國際的三月野百合學運（3月16至22日），這也讓很多人躑躅不前，但是我們還是堅定的要辦下去。
「台灣人的地球日」
在各方的協助下，4月22日中正紀念堂白天成為「反公害博覽會」，各地舉辦反公害的遊行，晚上的晚會，由胡因夢主持，邀請當年著名的藝人演唱，包括當時正在當兵的張雨生，我還記得他唯一的要求是不要唱「我的未來不是夢」。可惜晚會一半時下大雨，還沒有輪到張雨生唱的時候就被迫結束。
由於當時我全力籌辦地球日活動，再加上數度搬家，沒有留下太多當年的紀錄，事過境遷，很多人、事已不復記憶，而最有印象的是蘭嶼達悟族人上台的表演，一開始是婦女的頭髮舞，接下來是戰舞，大家都沒想到一位達悟老人出來講了一段話：「地球上有不同的人，白的，黃的，黑的，紅的，大家都應該是平等的，為什麼台灣的核廢料要放在我家？我表示對台灣的頭目李登輝抗議。」他接著和達悟戰士跳戰舞，表達他們的憤怒。
當下讓華視的導播衝過來找我，要我交待這是每麼回事，是不是有有心人士的策動，還是翻譯郭建平亂翻，我說這是老人自己的想法，我也不知道，但是他顯然不信，在華視播出時，這段自然消失，可是廣播節目是同步播出，就傳出去了。
現在回顧1990地球日，當時沒有網路，社運資源稀少，環保議題還是非常冷門的，各個反公害團體用非常有限的人力、資源完成了台灣第一次和國際環保運動接軌的工作。
1990地球日台灣中正紀念堂在3月學運結束一個月後，再度站上國際媒體的舞台，這次是廣場上用垃圾堆地的台灣公害地圖，背後是藍頂白牆的中正紀念堂，提醒世人注意台灣面臨的環境問題。此後，我離開了記者生涯，全力投入環保運動，1992年籌辦組團參加民間第一次去巴西里約，參加聯合國地球高峰會（Rio Earth Summit）和民間的全球論壇（Global Forum），讓台灣再次和國際環保運動潮流搭上線，也促使成立了綠色消費者基金會。
時代的巨輪不斷向前，當年有些朋友升官發財飛黃騰達，有些人抑鬱而終，起起落落，我在1997年因緣際會，開始浪跡天涯的學習之旅，到今天恰好20年。
1990台灣地球日圖組
（全部由已故的鹿港粘錫麟先生拍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