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為：史提格里茲（Joseph E. Stiglitz），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現為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著有《不公平的代價：破解階級對立的金權結構》，曾任世界銀行（World Bank）首席經濟學家、美國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
前情提要：經過1年半談判，8月7日美國參議院通過《降低通膨法案》（Inflation Reduction Act），12日眾議院同樣通過該法案。該法案支出預計高達4300億美元，注資項目包括應對氣候變遷、改善醫療保健和稅收，被視為美國總統拜登（Joe Biden）及民主黨在11月期中選舉前取得重大勝利。
8月7日美國參議院通過民主黨的妥協性法案，即2022年《降低通膨法案》（Inflation Reduction Act，下簡稱IRA），該法案不僅旨在應對通膨，還能解決美國經濟和社會長期存在的幾個關鍵問題。
人們對目前通膨成因展開激辯，但無論支持哪種論述，IRA都帶領我們向前一步：對於擔心需求過度的人，IRA承諾削減3000億美元（單位下同）赤字；而在供給方面，IRA將投資3690億至能源安全和脫碳產業。這將有助降低能源成本（這是目前推高能源價格的主要驅動力之一），美國也能重新邁向2030年前將二氧化碳排放量減少約40%（相對於2005年水準）這個目標。
限制藥廠訂價權，十年能省3000億美元
這些投資將帶來深遠回報。相較於當前通膨，極端氣候（野火、颶風、龍捲風和洪災）導致的成本更會降低我們的生活水準，這些成本不成比例地落在低收入家庭、有色人種及未來世代身上，不僅遠高於財政赤字，也更難導正。
此外，強化能源安全已是至關重要的議題，產油國專制領導人挾石油威脅其他國家已經太久了。俄羅斯總統普丁（Vladimir Putin）的所作所為，再次提醒我們能源相互依賴伴隨極高風險（我在15年前便已警告過這一點）。天空總有放晴之時，那些擁化石燃料自重的獨裁者卻既不可靠又非常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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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A也有助解決長期困擾美國的醫療費用飆漲問題，既為數百萬美國民眾降低俗稱「歐巴馬健保」（Obamacare）的《平價醫療法》（Affordable Care Act）的保費，又為參與「聯邦醫療保險」（Medicare）的人設定自費藥價格上限。由於政府被禁止展開藥品降價談判，製藥業便從「聯邦醫療保險」中額外大賺數百億元，這份「大禮」如今終將被撤銷，並在未來10年省下將近3000億元。
美國是全球醫藥創新主要來源之一，其背後的基礎研究多是由美國納稅人埋單。然而，美國民眾為處方藥支付的費用卻比其他國家高出許多，部分原因在於製藥公司擁有不受約束的訂價權。多年來，我們許多人一直在為遏制企業市場權力過大奮鬥。如果IRA最終簽署成法，單這一項條款就堪稱一大成就。
徵收15%企業稅是美國維持競爭力關鍵
IRA還能帶來美國亟需的稅收政策改革。目前企業和最富有家戶並未公平繳稅，這不僅削弱民眾對我們民主制度的信心，經濟上也缺乏效率。要為基本的公共開支融資而不產生通膨性赤字，就必須依靠稅收收入。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提醒我們國防開支有其必要，同時為了保持美國的競爭力，我們也得大筆投資教育、研究、科技和基礎建設等方面。在這方面，IRA能藉15%最低企業稅、加強稅收執法、對股票回購徵收1%特殊消費稅等條款，在10年內收到4500億元以上稅收。
小百科：什麼是15%最低企業稅？
企業稅最低稅率應定為「15%」，是來自全球稅收協議，其目的在於避免各國為爭取企業逐底競爭，2021年獲得「20國集團」（G20）背書。
根據《路透社》報導，目前美國聯邦稅制的扣除、抵免條款和其他漏洞讓企業能一方面向美國國稅局報告零收益、負收益，一方面向股東表示其收益豐厚。然而IRA成法後，企業不能再透過投資損失或扣除、抵免免除繳稅義務，15%將成為最低標準。
最低企業稅針對的公司，為連續3年帳面利潤平均達到10億美元，它也適用於在美國的帳面利潤達到1億美元的外國企業。新稅制可能影響全球前150大企業，包括亞馬遜、蘋果、艾克森美孚、耐吉。
15%最低企業稅尤其重要。美國領導之下一場全球談判正在展開：限制政府和企業達成特殊協議。政府因此投入低稅率競賽，試圖從其他國家吸走稅收和工作機會，跨國企業卻是這場競爭的唯一贏家。美國15%最低企業稅不僅能增加其迫切需要的政府收入，還有助阻止這種自取滅亡的全球競賽。這件事對美國尤其重要，因為他將能使本國工作機會免於不公平競爭影響。
不過，如果連美國自己都不以身作則，那他帶領的全球協議里程碑就不可能取得進展。從氣候變遷、糧食危機到烏克蘭為民主而戰，有太多問題需要我們展開全球合作。和氣候措施一樣，美國的最低企業稅是表明我們能成為全球良善公民的重要一步。
企業會把稅收成本轉嫁給消費者和員工？
當然，一些右派評論家（其中許多人與製藥公司、大企業和富裕階層結盟）爭辯說IRA會導致通膨，他們甚至建立經濟模型好「證明」這種情況。但我們已經知道，糟糕的模型會帶來糟糕的預測，只要看看那些支持前美國總統雷根（Ronald Reagan）富人減稅政策（錯誤地聲稱這會增加收入），或支持對前總統川普（Donald Trump）的企業減稅（錯誤地聲稱這會刺激更多投資）的經濟模型就知道了。
這些可以預見的反IRA稅收條款論點，都奠基於一個有缺陷的假設：企業會透過提高售價、降低工資來「轉移」最低稅率加諸的負擔。然而經濟學家很早就認識到目前美國的企業稅制度──允許企業抵扣幾乎所有成本，包括勞動力和資本──接近純粹的利潤稅。而經濟學中一項久經驗證的假設告訴我們，單純的利潤稅是不會推動價格上漲或工資下降的。
這代表提高企業稅的同時，不必擔心對通膨或投資產生負面影響。稅收制度嚴重扭曲和不公平，來自於執法不力和巨大漏洞，而IRA至少在這些方面取得了進展。
IRA的抗通膨效果能讓人立即有感
雖然IRA所有益處只能在未來幾年逐步實現（尤其是對綠色轉型的投資），但IRA一些抗通膨效果幾乎能立即讓人有感，特別是藥品訂價條款方面。雖然還不完美，由於市場具有前瞻性，預期再生能源供應增加應能推動當前化石燃料價格下降。此外根據一些更為盛行的理論，對未來通膨的預期，是目前通膨的關鍵決定因素，因此即使是IRA發揮作用比較緩慢的抑制通膨條款，也可能在此刻就帶來放緩通膨的好處。
沒有一個法案是完美的。美國政治是由金錢推動，總是會有和特殊利益達成的妥協。IRA在促進公平成長、抵抗通膨方面並不如其初始版本《重建美好未來法案》（Build Back Better），然我們不能在這方面過度吹毛求疵。歸根究柢，IRA已朝正確方向邁出了非常重要的一步。
註：本文之中文翻譯由Project Syndicate提供，再經《信傳媒》洪培英編輯校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