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於劉泰英與李總統亦師亦友亦酒友的關係，綠營財經國師、台灣智庫榮譽董事長陳博志是李總統的學生，事實上在很年輕的時候，陳博志就進入到李總統的財經顧問小組，成為李總統的財經智囊。
李總統還沒在政界展露頭角前，是台大農經系教授，不過因在農經系跟農復會（農委會前身）受到部分人士排擠，他反而在台大經濟系授課並交到一些好朋友。
李總統曾在台大經濟系授課
當年在學術上，李總統最要好的朋友就是同為台大經濟系教授的梁國樹（前央行總裁），「那一段時間，他們兩人一起發表過很多文章，甚至李總統後來官越做越大，很多不足為外人道的事情，他也會跟梁老師說。」陳博志回憶。
陳博志在大學的時代，並沒有修過李登輝的課，一直到他研究所才上李登輝開的課，那門課就是「經濟發展」。
1971年當時蔣經國從行政院副院長要扶正成為行政院長，掌握實權的蔣經國就發出訊息說，當接掌行政院長之後會重用台籍、年輕的學者，所以蔣經國組閣的時候，就找了李登輝當政務委員，那時候陳博志大學畢業還在當兵，所以當他服完兵役回台大讀研究所時，李總統已經是政務委員，但他還是到台大經濟系研究所教授「經濟發展」。
「經濟發展」這堂課的老師是李登輝
那時李總統授課時特別強調「系統分析」，而這就是李總統很重要的想法之一。陳博志解釋，李總統重視的倒不是系統分析哪一套數學方法，他很重視各種政策都要很有系統地分析，要很有計劃地去做。課堂之外，李總統也會講一些他自己的事情，比如，他為什麼會信這個教會，他學過禪宗、坐禪，即使最後信了這個教會，他也是去過很多教會比較之後選定的，「這是他做事的方法與原則，他會有條理的去做決策，而不是任意地去做事情。」陳博志說。
事實上，陳博志跟李總統的家人都認識。在台大經濟系、經研所時，陳博志不算是乖學生，所以系上老師都認識他，說到這裡，陳博志還講了一個外界從不知道的小故事。
那就是他唸碩士班時，當時沒有電腦，文章只能用手抄，但是他很懶、字又難看，所以他就想找個助理幫忙抄寫文章，透過經濟系上老師的介紹，就來了一個大學剛畢業的女孩子來兼職當他的助理。這個女孩子跟陳博志說，自己很喜歡音樂，但小時候家裡沒錢，雖然學鋼琴但家裡買不起鋼琴，所以媽媽就用風琴教她彈琴。
誤打誤撞請了李安娜當助理
有一天這女孩子跟陳博志說，他們的樂團要公演（她是低音提琴手），問他要不要去看？陳博志請她買票後，這女孩就說，他們的指揮說不用買票，但可以送他一張貴賓券。當時陳博志心想，有朋友要去聽，指揮竟然一下子就送貴賓券，他心裡覺得怪怪的。當天到了音樂會現場，他的位子就在第一排貴賓席，翻開節目介紹一看，上面的名譽團長就是李登輝！那時候他才知道，這個當她助理的女孩子，就是李登輝的大女兒李安娜。
後來李安娜去讀研究所，有一天她到台大找陳博志，陳博志個性從以前就喜歡批評，那天一碰到李安娜，陳博志就跟她說，台灣當官的人一輩子當官，而且好像什麼位子都可以當，調來調去的……，李安娜聽了笑一笑也沒有搭腔。沒想到過了兩、三天，新聞就發佈了當時是政務委員的李登輝要轉換跑道當台北市長。
而陳博志之所以逐漸成為李登輝的財經智囊，是從一件事情開始。1984年，蔣經國提名李登輝擔任副總統，李擔任副總統之後，蔣交代他要他負責辦一些事情，甚至告訴李登輝可以找幾個顧問幫忙做事。於是當時已經是副總統的李登輝，就找了台大經濟系的梁國樹跟陳昭南當他的顧問。
李擔任副總統時，梁國樹、陳昭南就是正式顧問
梁國樹跟陳昭南成了政府體制上正式的顧問，幫李登輝研究一些政策問題，而梁國樹跟陳昭南都是陳博志的指導老師，所以這兩個老師要做的事情，當然有些就是陳博志來做，當時就有媒體寫說，梁國樹跟陳昭南是李登輝的左右手。有一天，同是台大經濟系校友的陳師孟（前總統府秘書長、前監察委員）看到陳博志，就跟他開玩笑說「這個左右手的左右手其實是同一隻手....」。
當時，李登輝在副總統的位子上，交給顧問們第一個比較重要的工作，就是研究台灣出超問題。以出口外貿為主的台灣，當時每年有很龐大的出超金額，出超引起美國要台幣升值的壓力，也引起很多游資太多等問題，龐大的出超要怎麼辦？當時擔任副總統的李登輝就要大家提出辦法，「我記得那個報告就是由我寫的，然後梁老師、陳老師就帶著幾個人，包括劉泰英跟我，我們到李副總統官邸跟他報告。」陳博志回憶。
幫忙總統，但是大家對外都不承認
這是李總統用顧問的開始，後來李登輝從副總統正式成為總統，他的顧問群發展到大陸、外交、內政、經濟四個面向，很龐大的一個智囊團。
換句話說，從1986到2000年，一直有一批人用顧問的形式在幫忙李總統做政策的調查、研擬以及決定。
只是，當時因為沒有法律依據，所以這個顧問團是地下的。「我們在幫忙，我們常常給建議，也跟他見面、吃飯討論問題，但是對外我們不承認，他不承認、總統府也不承認，一直到1996年梁老師過世之前，這些都沒有對外公開過...。」陳博志說。
當時三不五時就有一些人會跳出來說自己是李總統財經智囊顧問團的人，但在陳博志的印象中，自己跳出來說自己是顧問的，通通都不是顧問團的成員。
後來一直到1996年梁國樹在央行總裁任內過世，李登輝才同意把這些過去給他的建議跟報告集結出書（一共出了三本）。
其實李總統一直想把這種顧問團制度化成為正式體制，不過當時有一些人擔心總統擴權，所以最後就變成類似國安會諮詢委員這樣的組織。但陳博志認為，智囊團、顧問團其實跟國安會諮委這樣的形式還是不太一樣。
